蒋高明:德国在城镇居民尿样中发现草甘膦

作者:蒋高明 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3-05-02
蒋高明
 
       本文摘录陈一文先生的博客文章,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b17e9d0102dxy6.html
 
       最近,德国一个大学最近的研究进一步披露,在他们所检测的城镇居民所有尿样中都发现了很高浓度的草甘膦,其浓度令人难以置信达到饮水中草甘膦残留允许最高限量的5到20倍!文章发表后,农业化学公司代表对发表该项研究详细数据立即施加巨大压力进行阻止!美国USGS官方科学家不久前发表论文披露美国农业地区不仅地表水,而且雨水与空气中监测到草甘膦。不久后,西班牙环境评估与水研究所科学家发表论文确认在西班牙140项地下水样41%发现草甘膦污染。   
 
        孟山都上世纪60年代开发生产侵越战争中美军喷洒了十年的“橙剂”落叶剂,战后造成越南300万畸形儿童以及美军退伍军人结婚后许多畸形儿童。在“橙剂”落叶剂经验基础上,孟山都上世纪70年代开发生产了“所有植物全杀死”草甘膦除草剂。
 
        为了解决草甘膦“所有植物全杀死”扩大销售的难题,孟山都开发了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等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与孟山都草甘膦除草剂实现捆绑销售。
 
        目前转基因大豆95%其他转基因作物75%都是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种植时大量喷洒草甘膦除草剂+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很高草甘膦除草剂残留量”形成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密不可分一体的特性,这种很高草甘膦残留量是所有转基因大豆食品对人类健康造成及其严重危害后果的主要原因!
 
        孟山都90年代以草甘膦除草剂农达为核心构成实现“所有农作物种子100%转基因与专利”全球野心计划,与推动转基因作物一起将草甘膦除草剂祸水推向全球。
    
       全球草甘膦需求量约60至80万吨,中国产能达103万吨,供过于求,压力下加大国内推销,国内需求以年均15%的速度增长。

附录:城镇居民尿液中检测到草甘膦除草剂》列出“谷歌翻译”的德文中文译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b17e9d0102dxy5.html

德克和桑德拉BrändliReinacher
 
        草甘膦,大多数商业除草剂的主要成分,是一种有毒的物质。 它不仅毒害的植物,但也慢慢危害动物和人类。 在德国大学的城镇人口的尿液样本进行了研究与草甘膦的污染。 所有样本呈显著除草剂有效成分的浓度,他们大约在5到20倍以上饮用水的限制。

        大部分在农业中使用的除草剂,也为维护铁路线,城市路面,路旁和小花园,活性成分草甘膦。 最流行的草甘膦除草剂是由孟山都公司综述产品制造,但因为它们是由众多其他农用化学品公司,如先正达,拜耳,新农或DowAgro科学和出售生产专利已经过期。草甘膦年产量约80万吨,所生产全世界每年来自中国的一半。
 
        于1950年在瑞士成立,在1970年制定和孟山都草甘膦合成,从根本上影响了植物的新陈代谢和防止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的形成。 草甘膦是一种全身性作用的毒药宽带几乎所有的绿色植物。 死在治疗植物的代谢强度完全取决于在几天之内。
 
        通过从孟山都,拜耳公司和其他公司开发耐草甘膦作物遗传改良。 因此,种植转基因玉米,大豆或油菜籽喷洒草甘膦杀死作物之间的杂草。 通过这种方法,但是,仍然草甘膦残留在作物回来,进入动物和人类的食物链。
草甘膦在人类和动物尿中的残留
 
       孟山度公司将继续在广告中使用的高综述产品和索赔,无论是动物或人本有毒的环境影响。 环保,兽医,医生和科学家们发出警告,但在动物和人类的食物链和环境,增加草甘膦的危险。 大值得关注的是,草甘膦是目前建立在动物和人类的身体。 尿中反复搜索,在严重的疾病,特别是在牛,在德国北部的整个牛群的原因草甘膦,粪便检测,牛奶和饲料的动物。 令人担忧的是,即使尿液中受影响的农民草甘膦检测。
 
        为了澄清是否草甘膦仅在直接接触受污染的饲料出现,而其他群体是否由非接触风险,研究人员对柏林的员工,记者和律师进行了尿样检查,以检测是否存在处理草甘膦。 在所有团体在2011年12月尿液样本,被检出草甘膦,值介于0.5至2纳克每毫升尿草甘膦(饮用水上限:0.1毫微克/毫升)。
 
        上述检测结果说明,草甘膦在过去10年中,可能出现在日常食品中,如肉类,奶制品,蔬菜和粮食产品,并进入我们的身体。 转基因抗草甘膦大豆,Glyphosatrückstände动物的食物链,在这里只有一个危险因素。
 
        更危险的是,在欧盟几年里,使用更多除草剂的作物,包括谷物,马铃薯,油菜籽和豆类。 在此方法中,即将收获前喷洒除草剂直接上有所收获的作物。 同样死亡植物如何的siccation应更恰当地称为Totspritzen,促进作物。 例如,在潮湿的夏季作物成熟,在2011年已不再是正确的,它是与除草剂相关的“过熟。” 在这种方式中,粮食和干燥在同一时间的理想程度达到为未来播种的杂草被消除。
 
        土豆收获前喷洒除草剂(2.5升/公顷),能减少易感晚疫病和发芽的土豆,从而提高了保质期。 然而,收获前喷洒草甘膦会通过植物表体使其有效成分直接渗透到马铃薯。

        在此背景下,欧盟当局提出了100倍以上的蔬菜限制草甘膦在玉米面包的限制。 饲料作物,他已经增加了高达200倍,但是这不是即使在有关样本检查。 这里的植物保护机构负面影响Gyphosat的都心知肚明。 太阳草甘膦为Totspritzen注册养殖和啤酒大麦种子,发芽率降低,因为这。 随着totgespritztem粮食不能酿造的啤酒。 面包和饲料粮,但减少的可行性考虑。 谷物的秸秆totgespritzten股票不应该是饲料用同年的授权下,但是,这既不是控制也保持。
 
        就在玉米收割,脱粒,并销往面包店,喷一次农民总除草剂死,玉米植株有一个统一的外观和成熟。 一个可以很容易地在面团搅拌草甘膦。 含蛋白质丰富的饲料,它是相同的,即使除草剂直接喷洒到水果,前几天以后比集中出售。
 
        Siccation是现代农业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丑闻之一。 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在欧盟立法灾难性的差距。  同时符合应用农药和杀虫剂的理解等待应用程序的农药和收获之间的期间必须是草甘膦[和如草胺磷,铵(巴斯塔/自由链接)适用,Deiquat或敌草快(Reglone)Carfentzarone(鲨鱼)类似的药物,氰胺(Azodef)的,cinidon -乙基(莲花)和pyraflufen(快速下),因为他们被列为除草剂,只有等待时间完全不够。 而如在等待期为8周使用纯矿物可湿性硫的葡萄园,允许一个只有7天的等待期,喷草甘膦麦面包。
 
        有一个迫切需要采取行动。 不管草甘膦所有其他风险,立即上Siccation的禁令被执行。  Siccation是过失伤害,也符合法定的动物福利不能两全。
 
       与欧盟不同的是,在使用除草剂Siccation禁止在瑞士,在瑞士的消费者和在瑞士的畜牧业,保护只是部分,因为近的粮食和饲料的三分之二一半是从国家那里Siccation的一贯农业的做法进口已成为。
 
草甘膦其他应用
 
        Glyphosathaltige准备用于公共场所,如幼儿园,学校或公园的杂草和木本植物控制。 在这种方式来保持增长的道路和路旁的城市和直辖市。 虽然这是合法的,仅在德国(6条第2款“植物保护法”),禁止在瑞士和地方政府,却忽略了几乎无处不在。 草甘膦联邦铁路停止与他们的踪迹光秃秃的,它可以发生,尤其是在平台领域的危险气体排放。 在小花园一样综述用于整修草坪和人行道清洗。 由于草甘膦产品在建筑市场和网上交易的无限量提供,应用不当,不能排除的居住环境和小花园。
 
        在传统的永久使用草甘膦作物,如酒,树莓,苹果,猕猴桃等,保持表面以下的作物,但往往连总种植面积。 在各种不同的文化,如菠萝种植园,植物喷洒大量收获后的草甘膦犁地用较少的努力,然后把地上死植物的遗骸。
 
草甘膦对健康的影响

        草甘膦的检测是不容易的,现在可以只在少数专业实验室进行。 草甘膦在土壤强烈吸附在土壤颗粒。 它会影响良好的细菌和杀藻。 这可以提高繁殖植物病原真菌,它可以用来测定微量营养素,特别是锰,从而导致营养缺乏病。 类似的效果被怀疑在动物和人类的消化道。 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对健康的影响这一结果迄今尚未完全阐明。 草甘膦有时可以影响人类和动物的消化道中的微生物。 担心逐步肠道菌群中的消极变化最有可能长期健康后果,如初步研究。
 
         草甘膦越来越怀疑,损害人类和动物的生育和胚胎发育。 例如,生育问题已经观察到牛。 草甘膦还涉嫌鼓励人们与某些癌症的淋巴系统,并促进皮肤肿瘤的发展。 进入草甘膦,其他疾病,如不良或不平衡的饮食和压力,造成一颗定时炸弹,动物和人类的消化道,可提请点火(见从的草甘膦健康风险科学研究的总结 ,也看到了ARD的报告“孟山都在外地毒药” )。
 
        在2009年初,卡昂大学教授吉尔斯Seralini和在证明他的团队(见这里 ),即使少量的综述破坏人类细胞培养。  seralini结束,应力,通常可以预计在综述sikkatiertem,从而在人类或动物食用的作物残留物,并导致细胞损伤。
 
        在上个世纪中叶,杀虫剂DDT被认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这是厂家是大生意。 但是,滴滴涕丰富,因为它在世界各地的动物和人类的脂肪组织中的化学稳定性。 有人怀疑是致癌物质。 然后,滴滴涕被禁止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在70年代,经过多年的冲突。 令人吃惊的书,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在1962年出版,已发挥了重大作用。
 
        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是我们的健康是值得的,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和未来,越来越多的每天草甘膦。 有DDT和有更好的替代品,以综述。 这是我们的消费者,农民和在政府和社区的负责机构,是否草甘膦将继续在我们的环境和食物链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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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高明
蒋高明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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