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的初心

田文林 2021-12-13 浏览:

  【特别关注】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民主话语却长期被西方把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动辄借民主问题打压不听号令的非西方国家。拜登政府举办“民主峰会”,就是企图以“民主”价值观为武器来孤立中国。12月4日,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的民主》白皮书,系统介绍中国民主价值理念、发展历程、制度体系、参与实践和成就贡献,打破了西方长期垄断民主话语的不正常局面。

民主是社会主义应有之义

  民主从一开始就是和“多数人的统治”联系在一起的。据考证,在古希腊文中,民主一词由“人民”和“统治”复合而成,其含义等同于“人民的统治”。此外,无论在拉丁文、意大利语、法语,还是英语中,“民主”中的“民”都是集体名词,民主指的是人民的统治或权力。换言之,经典意义上的“民主”概念,是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依托,最终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日益加重,由此引发工人阶级激烈反抗。这种反抗从一开始就与民主诉求紧密联系。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宪章运动,就是工人阶级希望借扩大民主权利改变自身生活境遇。工人阶级的反抗迫使英国政府被迫给予工人一定的民主权利,并改善生活境遇。这主要表现在英国在19世纪60年代给予工人选举权,扩大工人选区范围。

  就此而言,民主是工人阶级的旗帜和诉求,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应有之义。反倒是资本家和少数精英对民主心存畏惧,并用各种言语来诬蔑工人阶级的民主运动。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著名的“窑洞对”中,当黄炎培问到中国共产党如何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时,毛泽东的回答是“民主”,认为“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毛主席所说的“民主”,同样是“人民当家作主”意义上的“民主”。

  进一步看,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密不可分。要想实现政治领域的平等和民主,前提是确保经济领域的平等。列宁曾说过:“在实际生活中,民主制度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而总是‘共同存在’的,它也会影响经济,推动经济的改造,受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因此,要想真正实现民主,关键不在政治变革本身,而是看经济领域能否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重大战略成果,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化解一系列重大风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中华大地展示出勃勃生机和强大生命力,中国人民的民主自信更加坚定,中国的民主之路越走越宽广。

西方标榜的“选举民主”实际是一种“残缺的民主”

  政治学者巴林顿·摩尔说得很明白,民主发展需要若干条件,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以革命手段粉碎过去。西方国家无力进行社会革命,又要借助民主话语增加统治合法性,只能对原本是“人民当家作主”意义上的“民主”概念进行狭义化理解:先是将经济与政治内涵彼此剥离,将“民主”简单地等同于“政治民主”,进而将“政治民主”程序化,使之等同于“选举民主”。卢梭等人强调的人民民主理论,是将“人民当家作主”放在首位,但到了斯图亚特·密尔那里,“民主”开始被视为是公民以民选代表为中介、参与决定集体意志的权利,开始强调如何使政治精英更好获得合法的大众化基础,即采用代议制的政治制度。到了熊彼特那里,选举本身变成第一位,“人民当家作主”则降至第二位,“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并认为“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在此,“人民的统治”已悄然被偷换成了“精英的统治”。在熊彼特的基础上,罗伯特·达尔和萨托利等人又形成了“民主就是竞争性选举”的观念。现在西方多数人谈论的所谓“自由民主”,基本指的就是竞争性选举。

  毫不夸张地说,西方民主的理论演变史,实际就是一部逐步背离“民主”本意的过程:它从最初的集体主义取向,演变为个人主义取向;从政治与经济相结合,转变为纯粹的政治议题;从以人民为重心的人民民主理论,转向以精英为重心的自由民主理论。脱离开经济基础和阶级立场,抽象地谈论政治民主,使西方民主“虚多实少”或“有名无实”,成为一种“残缺的民主”。

  从实践看,西方民主在历史发展的早期有一定进步意义,如公众参政范围扩大,公民主体性增强等。但随着时代发展,西式民主的缺陷日趋暴露出来。尤其在贫富悬殊的背景下,这些国家普遍存在公民的政治与经济权力不对应的悖论:“政治领域实行的是以个人为单位、按票计数的民主程序原则;经济领域实行的却是以资本为单位、按股计数的资本主义原则。”

  理论上说,在实行代议制和普选权的西方国家,多党竞争和自由选举可以使每个公民都有参选胜出机会——正是这点让很多人对西式民主十分着迷,但在政治实践中,竞选实际是资源、财富、势力的比拼,没有雄厚的综合实力,一般人根本玩不起这个游戏,由此决定了角逐最高权力永远是“富人的游戏”。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标准,利用掌握的巨大财富来取得政治权力,这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寡头政治。这种“富人治国”的最终结果,就是政治经济决策不再体现多数民众意志,甚至可能与公众意志截然相反。美国学者乔姆斯基指出,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权利。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两名教授,通过研究1779项政策议案最终得出结论:美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寡头政治国家。

  讽刺的是,西式民主明明在西方国家治理实践中百弊丛生,暴露出诸多问题,但西方国家凭借话语权优势,仍然将这种“政治次品”包装成“普世价值”和“万能灵药”在世界上到处推销,使非西方国家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民主化”浪潮。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回避经济基础变革的“民主化药方”,已经成为毁灭发展中国家的“慢性毒药”。始于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造成整个中东地区的强烈震荡,而美国在其中扮演着幕后“操盘手”的重要角色。

  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美国的西方盟友也对美式民主丧失信心。2021年5月,德国民调机构拉塔纳和民主国家联盟基金会在53个国家对5万多人进行的“2021年民主认知指数”调查结果显示,44%的受访者担心美国对本国民主构成威胁,50%的美国受访者担心美国是非民主国家,59%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政府只代表少数集团利益。

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从国体看,中国实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最能保障最广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在政体上,中国采用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这种制度既可以集思广益,最大限度调动民众积极性,又可议行合一,集中力量办大事。事实表明,正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上的中国式民主,使中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完成西方发达国家在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道路,进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过去相当长时期,由于中国不掌握国际话语权,导致崛起后的中国在民主话语权上处境依然被动。2021年12月4日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明确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概念,并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不同于西式民主之处在于,它“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创新性表达,也是对中国民主实践的最好概括。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它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更不是少数国家指手画脚、指责他国的意识形态工具。衡量一国政治制度优劣的根本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实现国家富强。正如《美国民主情况》报告所指出的,“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与一味强调程序合法性的西方民主相比,中国的政治制度更强调实质合法性,因而更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的政治制度非但不逊于西方民主政体,反而比西方政体更为优越。正是这一优越性,令西方世界如此恐惧和仇恨,必欲瓦解而后快。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大变局的内涵之一,就是资本主义治理体系危机丛生,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则充分暴露出西方治理模式的本质。相比之下,社会主义治理模式的优越性日趋得到验证。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和政治模式并不容易。展望未来,中华民族要想实现伟大复兴目标,必须坚持“四个自信”,尤其是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

  (作者:田文林,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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