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的案不是不能“翻”,而是不能这么翻

作者:庚 言 来源:子夜呐喊公众号 2020-11-02

秦桧的案不是不能“翻”,而是不能这么翻

  

  最近两天,一本为秦桧“翻案”的书籍《秦桧大传》引发了舆论关注,其作者是原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局长邓光华。

秦桧的案不是不能“翻”,而是不能这么翻

秦桧的案不是不能“翻”,而是不能这么翻

  邓光华在《秦桧大传》这本书中,不仅将秦桧定义为“南宋杰出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外交家、文学家、书法家、救时真宰”,还称颂其“为造福苍生、结束战乱做出卓越贡献”,为其“万古奇冤”打抱不平。

  几百年来,秦桧早已成为华夏民众心目中的一个符号,说起“汉奸”、“卖国贼”,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秦桧;要评价李鸿章、汪精卫式的人物,人们首先对应的也是秦桧。

  无论是官修的宋史还是金史,对秦桧的评价都是,独揽相权十九年之久,掌权期间畏敌如虎,嫉贤若仇,党同伐异,朋比为奸,不仅如此,秦桧还“开门受贿,富敌于国”。

  邓光华的《秦桧大传》,对秦桧“远离党争”、“远离贪欲”的评价可谓是一派胡言。

秦桧的案不是不能“翻”,而是不能这么翻

  历史上,为秦桧“翻案”的事件也曾有发生,即便是在秦桧残害岳飞的历史刚刚发生的南宋末年。

  南宋末年,朝廷为了安抚民心,就已经为岳飞昭雪,给秦桧“定罪”。隆兴元年孝宗赵眘即位,下诏昭雪岳飞,将岳飞遗骨移葬于杭州西湖栖霞岭下;宁宗赵扩追封岳飞为鄂王,并修建了岳王庙;追夺秦桧王爵,改谥谬丑。然而,嘉定元年,史弥远掌权,南宋又开始积极奉行降金乞和政策,于是就恢复了秦桧的申王爵位及忠献谥号。

  可见,定性“符号化”的秦桧究竟是忠还是奸,完全取决于南宋朝廷的外交政策导向是主战还是主和,至于秦桧结党营私、贪污腐败那点儿事,对于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来讲是足以切齿痛恨的事,对于南宋的统治阶级来讲根本就不是个事儿。

  清朝的康熙帝号称一位明君,在他的《御制文集》第三集卷十九有一篇《宋高宗父母之仇终身不雪论》,其中写道:“偏安社稷, 犹存一线之脉络,若为雪耻复仇, 同死于国难者,尤不知于明末同乎? 异乎?文天祥云: ‘社稷为重,君为轻,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则尽臣子一日之责。’实千载忠君之语,君与社稷并而为一也。使高宗匹夫之勇,死而无悔,不顾社稷,以死雪仇, 又不知当时议论如何耶?”

  这段话肯定了宋高宗赵构的投降乞和的外交政策,等于间接地给执行者秦桧翻了案。康熙给宋高宗和秦桧翻案,是由他的民族立场决定的,因为都知道满清的祖上就是金人。

  显然,康熙帝的这个话,汉人是不认可的。金人南下,宋朝的农民阶级既要遭受更加残酷的阶级压迫,还要遭受民族压迫;至于地主阶级的总头子赵构完全可以做一个“牧羊人”,替金人压迫汉人,继续享受荣华富贵,或者如他当时那样“偏安一隅”。

  后来,蒙古灭金,然后南下灭宋,汉人到元朝就成了四等民族,遭受民族和阶级的双重残酷压迫。

  文天祥的“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则尽臣子一日之责”,完全是“宋江式”的迂腐。历史上的岳飞并不存在谋反之心,如果他真的能够谋反,取南宋腐朽朝廷而代之,历史未必不会改写。

  而明朝末年,如果不是因为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内部的骄傲自满,清兵入关之后的历史可能也就大不相同了。

  事实上,汉奸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之后,反抗最激烈的恰恰是那些农民起义军,北方的地主阶级早就“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继续做他们的大地主去了。至于南明小朝廷,的确偏安一隅,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却照旧腐朽不堪,很快灭亡。而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反抗,却一直持续到了康熙末年。

  好在康熙汲取了元朝速亡的教训,采取的是民族怀柔政策,汉族的农民阶级才没那么惨。但清朝的民族压迫依然存在,在清朝初年表现尤为明显,除了众所周知的剃发易服篡史这样的文化压迫,还有八旗子弟在全国大肆圈地的经济压迫。

  这种外族入侵导致底层民众遭受民族和阶级双重压迫的现象,到了近代鸦片战争以后表现得尤为明显,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劳动人民才翻身得解放,结束了百年血泪史。

  正是因为历史近在眼前,民众有了切身感受,才对李鸿章、汪精卫这样的汉奸卖国贼倍感痛恨,蒋介石虽与汪精卫不是一类人,却也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反动阶级的代表。

  蒋介石对日媾和、对英美摇尾乞怜,汪精卫直接对日投降,进步人士很清晰地看到了他们背后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李鸿章的卖国,背后则站的是慈禧老佛爷,“宰相合肥天下瘦”,李鸿章的腐败更是惊人。

  说到底,“汉奸卖国贼”其实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价值取向问题,他们代表的是一个阶级的选择——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在面临外来强权入侵时的必然反映。打得过甚至要对外入侵的时候,就忽悠被统治阶级当炮灰;打不过的时候,就连被统治阶级一起卖掉。这就是毛主席评价反动统治者的,“对内压迫,必然对外投降”。

  毛主席读过《宋史·秦桧传》之后,评价秦桧这个千夫所指、遗臭万年的奸臣和刽子手时指出:“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执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内’,不能不投降金人。”“是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后来的史家是为‘圣君讳耳’。”

  毛主席的这段话并没有推翻秦桧结党营私、腐败卖国的历史,而是更进一步地指出了秦桧卖国的真正罪魁祸首还是赵构,这就道出了问题的本质和真相。宋史把全部责任推给秦桧,也不过是给赵构和整个地主阶级洗白。只反秦桧,不反赵构,这是爱国将领岳飞冤死的真正根源。所以,笔者才在前面说,文天祥是“宋江式”的迂腐。

  理解了毛主席的话,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如今总有文化精英三番五次地跳出来给秦桧、李鸿章、汪精卫之流翻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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