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的本质——从杨继绳给胡锡进扣政治帽子说起

摘要：杨继绳不单捏造“饿死3600万人”的历史谎言，还是主张推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鼓吹手。其在政治上善于见风使舵，变来变去，什么浪头有力就赶什么浪头。对这样的人写出来的东西我们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2016.10.07，简书网站发表了杨继绳的《读<环球时报>文章有感》:

http://www.jianshu.com/p/fd69aaa2e8d1

经查，杨继绳文章是2016年2月25日左右发表的《环球时报》2月17日单仁平《对西方奖项多一些心眼不过分》一文的回应。不过笔者刚刚看到这篇文章，就顺便写一点分析。

杨继绳文章要的要点有二，最主要的是认定【孙经先是社会思潮左的极端】，因此，《环球时报》采纳孙经先批判杨继绳的观点，就是和极左站在一起，因此杨继绳指责《环球时报》【有失党报的身份、损害党的形象】。

首先，孙经先是否是【社会思潮左的极端】?杨继绳从未拿出任何证据。在杨继绳看来，只要批评他及《炎黄春秋》，就是极左和文革余孽。2015年，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炎黄春秋》下达书面警示书，指其创年刊登的多篇文章违规，而现任总编辑杨继绳则被新华社约谈，要求其退出杂志编辑部。随后《炎黄春秋》被有关部门彻底改组、整顿。因此，杨继绳的内在逻辑，不过是在攻击党中央是极左和文革余孽罢了。

退一万步说，假如孙经先真的是所谓的【社会思潮左的极端】，那么《环球时报》支持孙经先关于杨继绳饿死三千万谣言问题的观点，就等于支持孙经先所有的观点?

总之，杨继绳的反驳文章没有丝毫的逻辑和理性，有的仅仅是上纲上线乱扣政治帽子的文革余孽作风。

杨继绳文章的第二个要点，是具体回应孙经先对他的指责：

【孙经先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上发表了《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的长文，又发表了《人口统计学中的虚拟人口理论及其应用》，声称“用科学分析”和“严密的数学方法”论证出“饿死三千万是谣言”。他的学术性的题目吸引了我。我细读了孙经先的两篇文章，发现孙的所谓数学方法是吓唬不懂数学的读者的。我用他的“严密的数学方法”驳倒了他的“死亡漏报不影响人口统计误差”的结论。……他说：“我们反复阅读了《墓碑》，并对该书提供的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都逐一进行了查证和分析。” 他们“反复阅读”“逐一查证”的结论，就是《环球时报》引用的这个说法：“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据都是虚假的”。他们从我的书中挑出十个“问题”证明这一结论。这十个“问题”中有九个没有问题，只有一处是我的疏忽，我将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文章《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中的涪陵专区死了200万人，误写成350万人。对孙经先能指出这个错误我曾表示感谢，并在书稿中作了改正。在这之后他又五六次再提这个错误，可见我的错误对他是多么珍贵啊! “反复阅读”“逐一查证”，在上千个数据中只查出一处错误，可见《墓碑》经得起对立面的挑剔。对孙经先的多次攻击，我有几篇文章作了回应：《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2012年)《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再答孙经先对《墓碑》的指责》(2013年)《关于大饥荒年代人口损失的讨论》(2014年)这几篇文章共有四五万字，在网上都可搜到，这里不再介绍。】

杨继绳2016年的文章强调【“反复阅读”“逐一查证”，在上千个数据中只查出一处错误，可见《墓碑》经得起对立面的挑剔】。

然而，孙经先2014年01月24日《红旗文稿》《“饿死3600万”的重大谬误是怎样产生的?》曾对杨继绳的文章进行了系统的回应，其中包括：

【福建省《宁德市志》114页记载，宁德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承认：第一，他出现了疏忽；第二，他在《墓碑》中直接引用了《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但是他“没有找《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核对”；第三，他在《墓碑》中的说法与他所引用的《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中的说法有重大区别。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无论杨先生如何辩解，都改变不了《宁德市志》中“宁德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7706人”在《墓碑》中被更改为“1960 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这一基本事实。】

【安徽省《无为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6278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饿死82278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辩解说：“按大饥荒时代的语境，在总结大饥荒的教训时，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无为县志》记载的是户籍统计的总死亡人数，他把这样的死亡人数居然也说成“就是饿死人数”。由以上实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杨继绳先生的一个荒谬的思维逻辑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而这是贯穿在整个《墓碑》中的一个基本的思维逻辑。】

【《墓碑》说：甘肃省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我们经过查证指出，《临夏市志》记载该市这两年合计死亡1230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他的这一数字“引自李磊的遗著《悠悠岁月》”，“李磊可能把临夏回族自治州误写为临夏市”，“我没有将李磊的数据和两个地方志核对，这是我不细致的地方。孙先生的批评促使我核对。再版时将作改正。”这样，在这个问题上杨先生承认了错误，并且答应“将作改正”。只是杨先生把错误推到一位已经去世的老人身上，显得很不厚道，为什么杨先生在写《墓碑》一书时不去核对一下地方志呢?】

【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调查报告中说：信阳事件中信阳地区的死亡总数为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其《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以下简称《走向谬误》)中，又进一步被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不得不承认：“我要肯定孙先生在总死亡人数与非正常死亡人数之间所做的区分。两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紧接着又做了诡辩：“在当年记述大饥荒严重后果的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情况究竟是不是杨先生所说的那样呢?让我们看一下这个调查报告的内容。该调查报告说：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于桑、武人文：《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1960年6月18日)这里的“死亡总数436882人”明确指的就是全部死亡人数，而绝不是杨先生所说的是“非正常死亡”人数。杨先生的辩解无法改变他篡改数据的事实。】

【《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我们经查证后指出，《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常熟市志》对三年困难时期常熟县的浮肿病发病、治疗和由此导致的死亡人数做了明确的记载。1961年“3月下旬，据卫生部门调查，全县浮肿病患者尚有13900人，以1月下旬为高峰，患者达29666人；1—3月份死亡367人。”(江苏省常熟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常熟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77、41页)由此可以知道，常熟县的浮肿病死亡人数应在数百人左右。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辩解说：“《常熟市志》1990年版，第1029-1030页有各年人口数据的记载。”“根据《常熟市志》提供的数据，做四则运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数。”然而，人们可以知道：第一，《常熟市志》第1029-1030页记载的是常熟县历年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而不是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第二，杨先生是利用他自己编造的一个极为荒谬的公式，计算出了常熟县的“饿死人数”。第三，他把他自己用错误公式“计算”得到的数据说成是《常熟市志》的记载。十个典型实例中的另外两个，即《墓碑》中的“《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也都属于这种类型的篡改和伪造。】

这些大量的数据造假，杨继绳之前的文章也曾一度承认有失误，然而到了2016年2月的文章又造谣说【在上千个数据中只查出一处错误，可见《墓碑》经得起对立面的挑剔】。这样的人物也算是极品了。

杨继绳说：【我细读了孙经先的两篇文章，发现孙的所谓数学方法是吓唬不懂数学的读者的。我用他的“严密的数学方法”驳倒了他的“死亡漏报不影响人口统计误差”的结论。】

人口非正常变化计算公式是双方争论的关键，然而笔者仔细分析了下杨继绳的数学方法，发现其数学水平还不如小学生：

杨继绳在在华中科技大学会议上发言稿第4、5部分进行了主要阐述。他列出了孙经先公式：

【证明：设某一年年初户籍人口数(即上一年年底户籍人口数)为a人，当年出生b人，死亡c人，由国内人口迁移产生的迁移型虚拟人口为d人。

假定当年所有出生和死亡的人全部在当年如实的进行了户籍登记，并且没有人补报出生和死亡，则当年年底户籍人口数为a+b-c+d，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为d人。

假定当年所有出生的人全部在当年如实的进行了户籍登记，没有人补报出生和死亡，户籍迁移情况不变，同时有m个人已经死亡，但没有在当年进行死亡登记。在这种情况下，年初户籍人口数仍为a人，当年户籍出生人口仍为b人，由国内人口迁移产生的迁移型虚拟人口仍为d人，但户籍死亡人数因为有m人死亡漏报而变成c-m人，年底户籍人口数变成[a+b-(c-m)+d],所以这一年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为：[a+b-(c-m)+d]-a-[b-(c-m)]

即仍为d人。这表明虽然当年有m人漏报了死亡，但这一事实对人口非正常变化数没有任何影响。】

孙经先的公式虽然是简单的加减法，但揭示的问题很重要，即死亡漏报m不会对统计的人口非正常变化产生巨大影响，因为m除了影响人口增长数的统计数值，同样会影响年末人口的统计数值，如果为理想状况，统计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由d引起。这是问题的核心。

孙经先曾在文章中指出，所有“饿死三千万”说法的依据都来源于统计局的户籍人口统计：“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60年我国人口(实质上是户籍人口)比上一年减少1000万。”

但是孙经先发现了“国家统计局户籍人口数据中出现的重大矛盾”，他指出：“从理论上讲，在不考虑国际移民的情况下，当年岁末人口数减去上一年岁末人口数应当等于当年出生人口数减去当年死亡人口数。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出现的重大的令人难以解释的矛盾就是：在1957年到1979年期间中的大多数年份中，上述这两个应当相等的数字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我们把这一差异称为某年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这个数在本文的研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即某年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当年岁末户籍人口数-上一年岁末户籍人口数)-(当年户籍出生人数-当年户籍死亡人数)。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大于0表示非正常增加，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小于0表示非正常减少(按照统计局的人口户籍统计数据，1959年人口非正常增加534万，1960年非正常减少695万)。”

孙经先认为，对于户籍统计数据来说：“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重报和虚报行为(及其对这些行为的纠正)，与出生和死亡的漏报(及其补报)行为无关。”

所谓迁徙漏报、重报、虚报，是指如下这些状况：“假定王×1963年从某市迁出并注销户口，返回农村原籍；他没有立即办理户口迁入手续，而是直到1970年才办理这一手续。这种情况称为迁移漏报。容易知道，这一事件导致我国户籍人口1963年底非正常减少1人，1970年底非正常增加1人。……假定张×在原籍有户籍，1957年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在原籍没有注销户口的情况下又在迁移后的地方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即他在两个地方同时都有户籍)。到1960年，这两个户籍之一被注销。这种情况称为迁移重报。容易知道，这一事件导致我国户籍人口1957年底非正常增加1人，1960年底非正常减少1人。……”

孙经先指出，“通过计算可知，这一年(1960年)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为-695万人，这一部分数字是由户籍迁移登记中的原因产生的，另一部分(-305万人)则是由户籍的出生和死亡登记产生的。”

由此，孙经先彻底粉碎了“饿死三千万”的谣言。

用数学公式来表示，孙经先的逻辑是这样的：

【证明：设某一年年初户籍人口数(即上一年年底户籍人口数)为a人，本年底户籍人口数为A，本年底实际人口数为a1，当年实际出生人口数为b，当年户籍统计出生人口数为B，当年实际死亡人口数为c，当年户籍统计死亡人口数为C，由国内人口迁移产生的迁移型虚拟人口为d人。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即(A-a)-(B-C)，即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当年岁末户籍人口数-上一年岁末户籍人口数)-(当年户籍出生人数-当年户籍死亡人数)

假定当年所有出生的人全部在当年如实的进行了户籍登记，没有人补报出生和死亡，户籍迁移情况不变，同时有m个人已经死亡，但没有在当年进行死亡登记。在这种情况下，年初户籍人口数仍为a人(假定上一年无漏报迁徙等情况则为实际人口)，当年户籍出生人口B等于b，由国内人口迁移产生的迁移型虚拟人口仍为d人，但户籍死亡人数C因为有m人死亡漏报而变成c-m人，则年末户籍人口数A等于a1+m+d，即实际人口数加上死亡漏报加上虚拟人口迁徙。很显然，不管统计方式如何，死亡漏报m即会影响死亡人口户籍数，也会影响年末户籍人口数，但迁徙虚拟人口d只会影响年末户籍人口数。这一年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A-a)-(B-C)=a1+m+d-a-b+c-m=a1-a-b+c+d即死亡漏报m不影响人口非正常变化数。

很明显，年初实际人口a加上本年实际出生人口b减去本年实际死亡人口c应该等于年末实际人口a1，即a1=a+b-c，即a1-a-b+c=0因此，A-a-[B-C]=d】

这就是孙经先的核心逻辑。无论户口统计方式如何，都是这个结果。

为“推翻”孙经先上述关键公式，虽然不是数学家，杨继绳还是按照孙经先的思路也写了个公式：

【人口非正常变化=(当年岁末总人口-上年岁末总人口)-(当年出生人口-当年死亡人口)。

还是上述孙先生设定的条件设：当年没有出生漏报和补报，没有死亡补报。本年底人口数为A，上年底人口数为a，当年出生人口为b，当年死亡人口为c，死亡漏报数为m，迁移型虚拟人口还是d

则：总人口增长为(A-a)，人口自然增长数为b-(c-m)，

人口非正常变化=(A-a)-[b-(c-m)]+d=A-a-b+c-m+d

人口死亡漏报m没有被消除。孙先生的“人口非正常变化与出生和死亡漏报行为无关”的说法不成立。】

写出这个公式后，杨继绳洋洋自得称【以上我从数学上(如果这么简单的运算也能算作“数学”的话)推翻了孙先生的“死亡漏报不会对人口非正常变化产生影响”的论断。】

首先，杨继绳最后的人口非正常变化公式有错误。按照杨继绳的公式，人口非正常变化=总人口增长-人口自然增长数=【(A-a)-[b-(c-m)]】，但杨继绳却加了一个d。出现这个错误的原因是杨继绳没有明白d的含义，实际上d本身会影响A，因此计算人口非正常变化不用再加。

我们再从基本的数学角度来看杨继绳的公式。杨继绳定义的A是【当年年末总人口”是生产队逐级上报的“总人口”的汇总】。亦即户籍年末总人口为A。杨继绳否认A与a、b、c、m、d存在换算关系，认为A是年末生产队上报统计独立获得。

首先，我们需明确公式中参数的含义。公式中，b，c应为实际人口，为考察人口变化受那些因素影响，孙经先引入了死亡漏报人数m和迁移型虚拟人口还是d。我们知道，户籍出生人数为B，户籍死亡人数为C。在没有出生漏报和补报的前提下，B=b+0=b，C=c-m。同理，年末实际人口数a1。那么，A=a1+m+d。B和C都应是统计所得。

若无m和d的影响，很容易可得，

人口非正常变化=(A-a)-(B-C)

按杨继绳所说，A不能和m换算，那么同理，C也不能和m换算，这样，不论是引入m、和d，都不会影响改变人口非正常变化的结果，也就是说，死亡漏报m不在公式中体现。但是，这样的公式并未说明什么问题，既不能说明死亡漏报m会对人口非正常变化有何影响，也未证明d对人口非正常变化有何影响。换言之，坚持都不换算，杨继绳的公式毫无意义。

那么杨继绳的公式中为什么多出来个m?核心问题在于杨继绳允许C换算，却不允许A换算，在这种情况下还让两者在同一个公式中相加减，犯了很低级的数学错误。

正确的算法应该是，引入m，d后，我们应将实际人口数按统一逻辑规则换算成户籍人口数，这样才能相加减。

亦即，

人口非正常变化=(A-a)-(B-C)=(a1+m+d-a)-[(b+0)-(c-m)]=a1-a-b+c+d

从算式中可清晰看出，m不在算式中出现。如果稍动脑筋，不难看出，年末实际人口a1与实际人口a、b、c是存在这样一种关系，即均以实际人口计算人口非正常变化为0，

亦即：0=(a1-a)-(b-c)，也就是a1=a+(b-c)=a+b-c

也就是说，从数学角度，哪怕杨继绳所认为的A的统计方法是正确的，其若能按照正确的方法计算，得出的结果应该是

人口非正常变化=a1-a-b+c+d=a+b-c-a-b+c+d=d

只剩下d，这个结论完全跟孙经先的结论相吻合。

为什么杨继绳最后的公式出现了A，又出现了m，根本原因是杨继绳压根没有看懂孙经先公式中各字母的所指，也压根没搞明白户籍人口数和实际人口数在公式中的对应关系。他一方面“别出心裁”说“A与其他字母不存在换算关系”，一方面又将C和(c-m)进行换算，从而“不明不白”在算式中多出了m，并由此推翻孙经先的结论，其实他自己可能都未必知道m是如何产生的，因为这只是小学数学未学懂而产生的错误而已。

从数学证明了杨继绳武汉会议证据的谬误后，我们再来看历史实践。杨继绳说A是【当年年末总人口”是生产队逐级上报的“总人口”的汇总】，并称【孙经先在这一脱离中国实际的认识上，推出了一系列脱离中国实际的结论】，历史事实是不是这样?

孙经先指出【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究竟是不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我们认为是，杨先生认为不是。这是我们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对这个问题，1983年前后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先生最有发言权。李成瑞先生明确指出：“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请国务院批准，才将这些数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这段话明确告诉人们，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

【在户籍人口统计数据中，“当年岁末人口总数”这一数据的形成过程与人口变动(出生、死亡、迁出和迁入)数据的采集过程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过程，“当年岁末人口总数”这一数据根本不需要独立采集。这就是在这一问题上的“中国实际”。杨先生却说基层上报数据时，人口总数数据和人口变动数据“这两组在理论上应当互相对应的数据在统计实践中没有数量上的对应关系”，这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何况杨继绳自己声称并非人口学家，数学水平更是有限，连小学生水平都不如，就是这样的人在反对数学家孙经先，硬是认定饿死三千万。

杨继绳堕落成今天这个样子，是有历史根源的。

杨继绳曾在《炎黄春秋》内发挥重要作用，身兼总编辑、副社长等核心职务，同时，因创造性的通过数据造假写作《墓碑》一书而名扬海外，该书得出了我国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3600万”的结论，为海内外反动势力阴谋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需要提供了重磅炮弹。

杨继绳不单捏造“饿死3600万人”的历史谎言，还是主张推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鼓吹手。他在《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笫8期发表了“站在新的三十年的门口”一文，这是他为从《炎黄春秋》中精选出来的文章编成的小册子《起点》、《转折》所做的序言，该文中，杨继绳罗列了人类大规模社会实践的四条道路：

一条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给人类带来了灾难；(他在这里把法西斯帝国主义称为国家社会主义)；

一条是“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走向解体；(他在这里将列宁、斯大林时期的前苏联与后来的社会帝国主义前苏联进行混淆)

一条是“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杨继绳对其进行美化；

一条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完善和改革。”以美国为代表，杨继绳同样对其进行无尽的美化；

杨继绳说：“中国的改革目标明确：从苏联那一套模式中走出来，进入人类的主流体制，即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杨继绳这里所鼓吹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不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么?

而且，杨继绳反对马克思关于消灭资本主义的主张。他也反对孙中山关于节制资本的主张。

杨文中明明白白地说“资本是贪婪的”，“在利益面前，资本是没有人性的”。它还清清楚楚地说“近两百年来”，“批判资本罪恶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马克思主义最为深刻”。可是杨继绳话锋一转，十分明确地说：“资本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消灭的”，“节制资本有点过分，会限制资本的积极方面。”

杨文主张驾驭资本。那么由谁来驾驭?怎样驾驭呢?杨继绳提出了“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西方的民主政治实质是金主政治，受到资本垄断财团寡头的操纵，而所谓的完善市场经济中，也是资本为王，由垄断财团兴风作浪。根本看不出在杨继绳所心仪的西方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如何“驾驭”了资本。其实杨继绳唱的依旧是资本主义为自己辩护的老调而已。

在这个老调下面，杨继绳鼓吹在中国推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鼓吹资本专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政体的目的昭然若揭。

杨继绳此人在80年代就因积极批评文革而受到赵xx的重视，而后进入《炎黄春秋》任副社长一职，常年主抓《炎黄春秋》反共反毛、虚无历史、鼓吹宪政和西方普世价值的工作，成为极右反共推墙势力当中相当著名的一员干将。

但就在离80年代并不遥远的70年代，杨继绳却是一个在文革当中表现优于常人、极力崇拜江青的极左分子。

据清华教授李定凯回忆，他大学与杨继绳同一个系，杨比他高4届。李定凯披露说：

“我头一次听说杨继绳，是在文革开始后没几个月，他被作为根红苗正、文革中表现好、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卫兵代表特别挑选到新华社当记者，以加强新华社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杨继绳的住处在新华社天津记者站。在他的宿舍里，我第一次和他见面交谈。因为他是高班学长，又在新华社经历了几年文革的洗礼，见过大世面，再加上和他头次见面，我自然听得多，说得少。言谈之间，我感觉杨继绳对毛主席特别崇拜，对江青也很佩服，他特地把压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或者是夹在钱包里，记不清了)的一张毛主席、江青和李讷小时候在延安拍的照片拿出来给我们看，流露出似乎很深的感情。我是第一次看到那张照片，觉得很新奇，也生出对杨继绳的一种神秘感。”

在李定凯的印象中，文革当中的杨继绳是一个非常左的角色。所以当他听说杨继绳成了《炎黄春秋》的干将，极端反对毛主席时，便“十分惊愕”。

李定凯打电话向他同学咨询杨继绳的情况，“文革后杨继绳批文革也很积极，所以“89动乱”前在新华社蛮吃香，但是赵xx的下台影响了他的仕途，好像还被批评或处分过。据说后来香港出的赵xx访谈录就是杨继绳采访的。”

李定凯最后说，“把前前后后的事连起来，杨继绳这个人给我的印象就是在政治上善于见风使舵，变来变去，什么浪头有力就赶什么浪头。对这样的人写出来的东西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总之，影响了很多人的《炎黄春秋》的核心骨干，竟然是如此一个低劣的无赖人物。可怕的是，不知道什么样的人物才会接受《炎黄春秋》及杨继绳们的政治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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