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毅:性、资本与权力——中国性别危机的到来

作者:潘毅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3-08-04

  连续曝光的校园性侵事件引发针对师德的争论,也有学者说,这也是多年来相关法律未能落实的结果,还有人觉得,性侵幼女还是中国男人的处女情结作祟,淡化男人的处女情结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性侵幼女事件的发生。必须看到的是,性侵幼女案只是中国社会性别危机的一个缩影,一方面,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让女性身体性化、商品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女性的身体不仅服务于男权,同时被资本所掌控。凸显性感身体的女明星照片登上各类娱乐杂志封面,报纸、电视肆无忌惮地充斥着丰胸、瘦身、美白广告,互联网上不分级别的情色照片更是泛滥成灾。性感,成为女性美的唯一标准;性欲,更是被金钱不断地利用、生产和再生产,然后“服务”于有权有体面的男性。

  今天,我们的社会冒出了一些时髦的词汇:个体自由、性解放、性跨越、性主体、我的身体我的情欲我选择,乍看都酷似女性主义的性革命话语;但是,试问,一个被物化的身体,一个被切割成胸、腰、眼、唇、手、臀、腹、腿的身体是否可能有个体、有自由、有解放?一个只代表色与欲、只为取悦男性而存在的身体如何发展出主体性?一个不具有主体性的身体是否可以被称作“人”,从而获得“人”所应有的尊严?对女性人格的任意践踏与侮辱,事实上是性侵事件如此频繁发生的社会根源,而广告、互联网和传媒,在资本为上的同一天空下运作,同样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不挑战性、资本和权力这种天衣无缝的结合,我们如何讨论性别自由?

  至今,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父权社会。中国性别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就是连续多年的男女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衡。当父权主义遇上“性化”了的商品化社会,我们的女孩就连出世的机会也没有了;超生,往往就是为了生到男孩为止。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男婴出生数/同期女婴出生数×100)从1990年的111.36增长到2012年的117.70,其间最高曾超过120,而在某些省份出生性别比甚至达到130,远高出联合国明确规定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值102-107。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据估计,2020年中国将出现3000万-4000万“光棍”,而数量如此庞大的“光棍”群将引发一系列与婚姻压力相关的问题:“娶妻难”;买卖婚姻现象会加剧;性市场将进一步扩张。社会学家布迪厄写过一本小书《单身者舞会》,讲述法国农民阶级男性找不到老婆,无法成家立室,他称为“被禁止的再生产”,这是一个性别比例失衡被阶级结构扭曲的现象。今天,中国的底层男性将面对同样的困局,而我们的女性,不用说“再生产”,就连基本的生命权利都给剥夺掉了。

  所以,媒体常常叨咕的“剩女”是个伪问题,“剩男”才是需要严肃面对的真问题。然而仔细考察所谓的“剩男”,我们发现存在一个阶级问题。一方面是“小三”的大量存在,另一方面是“屌丝”们的集体自嘲。掌握着社会、文化以及政治资源的男性是婚姻市场的宠儿,不会遭遇任何“婚姻压力”。而那些底层的,尤其是农村、不发达地区的男性才是婚姻竞争中的失败者。压力之下,他们将目光转向反抗能力较差的弱势女童则毫不令人奇怪。不久前,我们还在惊叹印度社会的强奸事件,害怕今天的印度(同样是性别失衡,底层找不到老婆),会是明天的中国,事实上,中国的性侵案件已经在频频发生。

  1949年以来,国家通过立法以及宣传、动员,中国女性的整体社会、经济地位在短时间内有了显著提升,使男女平等不仅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也是多数人日常践行的生活常态。不幸的是,伴随着中国30年的市场化改革,社会主义平等理念的淡化,过去未能彻底解决的问题如今越发严重,如同工不同酬、劳动性别隔离等。而原本已经消失的社会问题,如卖淫,却又卷土重来。如今,中国男女两性间无论是在经济收入、劳动分工还是社会、文化资源的占有以及政治参与,都存在很大差异。再加上社会进一步商品化、低俗化、色情化——— 女性被呈现为只是性的载体,诸多社会属性被抹杀,我们距离女性独立、自主、解放的路途越来越遥远。

  (作者潘毅系香港理工大学教授,刘亚系香港理工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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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毅
潘毅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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