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德常:结合中华文化 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岳德常 2013-05-02 浏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是

人类精神进化过程中的又一次辉煌日出

岳德常

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它是我们党执政60年来不懈奋斗、艰辛探索、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新成果。对于个人来说,它为我们展示了人格成长的新境界,是为个人提供终极关怀的安身立命之学;对政治家和各级领导来说,它引导人们把对社会规律的认识深入到价值体系层次,进而找到社会管理的钥匙,为解答现实难题另辟蹊径,同时也为人类打开进入和谐社会的大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是人类精神进化史上的又一次辉煌日出,同时也使我们占领了人类精神进步的制高点,为中华文明的返本开新开辟了道路;不管是对于个人的成长还是对于中华文明的复兴,都具有重大而紧迫的意义。

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现实难题的最终解答

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这个秘密: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难题无不根源于私有制价值体系的内在缺陷。在这种价值体系的控制下形成的经济政治制度,以当代西方制度最为典型,其优点是通过个人之间的平等自愿的交易,可以实现两个人之间的效用最大化,以及通过每一个人对个人物质利益的追求,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进步。但是它有一个重大的缺陷,那就是不“以人为本”,仅仅以物质财富的私人占有为核心价值,别人的物质需要不在其关心的范围之内;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也不在其关心的范围之内,不管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都不在其关心的范围内。

由于这种重大的根本性的缺陷,在这种价值体系的控制之下,必然要出现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政治生活中的腐化、文化环境的堕落化、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社会无法可持续地发展。这种价值体系蔓延到哪里,就把上述病症带到哪里。西方社会为了挽救这个根本缺陷,采用了从外部获取资源的办法来缓解内部矛盾,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个掠夺、侵略、殖民、奴役的过程。西方人在国内奉行民主法制,在国际上却以暴力竞争为游戏规则,战胜者理所当然地掠夺战败者,通过对别国的掠夺来把自己国家搞得很富裕、很繁荣,通过出口垃圾把自己的生态环境保护得很好,现在进一步发展到用一套金融技术来进行欺诈和掠夺。但是,现代西方国家所面临的危机表明,其内部矛盾并不因其对外掠夺技术的进步而消除,丛林法则价值体系决定了其内部矛盾必然要越来越尖锐,这个低水平的有缺陷的价值体系无法支撑任何一个社会系统的和谐运行。可以预见,随着其内部矛盾积累,必然要更加疯狂地对外掠夺,最终要把整个人类文明推向自我毁灭。

由于上述根本缺陷,在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框架内,人类找不到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处于这种价值体系控制下的人们,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只知道在热锅上瞎折腾,却不知道怎样熄灭锅底下的火。对于这种危险,不仅马克思和爱因斯坦等关心人类利益的伟大智者们看到了,现在连布热津斯基这种顽固坚持资本主义立场的人也看到了,他写了一本《大失控与大混乱》,分析了世界格局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和美国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对世界和美国前景做出“紧迫的预警”。但由于西方人已经被牢牢锁定在资本主义的运行轨道上,布热津斯基们现在没有找到解决社会危机的道路,将来也还是找不到,他们不可能对社会来一个转轨变型的革命,这对于他们来说很难,难于上青天。

只有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进行探索,才有可能找到现实难题的解答。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并经过三十年建设之后,我们中国人搞了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其实质是引入了西方的那一套价值体系,放纵了人性中的低层次需要,在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把西方国家的那一系列问题带到了我们社会之中。由于我们不能对外掠夺和侵略,再加上我们人多资源少,所以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更为尖锐。但相比于西方来说,我们具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在我们的市场经济的前面,还有“社会主义”一词,我们这里仍然是共产党人执政,在指导思想上,仍然沿着马克思主义所规定的方向向前发展,从毛泽东思想发展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现在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并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我们一直保持着创新发展的动力。我们并没有像西方人那样在资本主义的方向上过度地“专门化”,这是我们的弱点,所以就很不适应由西方人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受愚弄,被欺诈,但从长远来看,这种“非专门化”却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有利条件,它使我们有可能另辟蹊径,承担起领导人类文明向下一阶段跃迁的历史重任。

这个跃迁的过程是一个曲折探索的过程。在前三十年,我们强调大公无私,提倡理想道德,引导高层次需要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大跃进;但由于在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方式等方面尚未与之相应配套,精神上的这种进步未能撼动原有的私有制价值体系,因而就只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应该”,无法普及开来,最终是难以为继;后三十年,我们搞改革开放,降低了价值体系水平,迎合了人们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欲望,这种价值倾向很容易普及,在带来了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由于这种价值体系的根本缺陷所导致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同样会难以为继。这两种提出问题的方式都带有片面性,所以它们都不能正确解答现实问题。经历了这样的左右振荡和艰难探索之后,现在终于找到了正确提出问题的方式,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这是人类精神成长过程中的一个伟大飞跃,沿着这个方向,我们便可抓住关键,找到现实难题的正确解答。

二、中华民族应当引领人类价值体系进化的新潮流

西方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启蒙运动;与这相类似的,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也需要有一个启蒙运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一次真正的彻底的启蒙。所谓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就是要摆脱私有制价值体系的束缚,从这种愚昧幼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用中国人的话来说,这就是开悟、闻道。西方人曾经领导了一次启蒙运动,而这一次的启蒙运动则首先发生在中国,现在看来,只有继承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领导人类价值体系进化的新潮流,推动历史发展进入新境界,避免人类自我毁灭的命运。

中国政治文明与西方政治文明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西方政治文明是在丛林法则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在这个基础上搞民主法治,发展出一套互相制衡的制度设计;而我们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力图超越丛林法则价值体系,强调人性的提升,从修身齐家开始,推己及人,由此而发展出一套以道德教化为主、以法治为辅的政治模式。由于这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于是便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政治文明,一个是在民主程序上下功夫,另一个则是在人性的提升上下功夫。

沿着这两种方向发展出来的两种政治文明,究竟哪个更好?人们要想对其做出正确判断,就必须突破文化环境所强加在自己精神上的束缚,在价值体系上成长到闻道开悟的高度。由于西方文明本来就不注重价值体系的提升,所以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们就难于找到正确的标准。不知道什么好的政治体制,自然也就不知道如何构建好的政治体制,狭隘的价值体系必然导致错误的认知和实践,错误的认知和实践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强化狭隘的价值体系,从而在个体身上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无数个体的这种循环过程汇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社会气候”,反过来又限定了个体的价值体系,并进一步强化这个“社会气候”的支配地位,从而形成一个更为稳定的“超循环”[1]过程,于是西方社会就被锁定在原来的轨道上,无法解脱。

由于中华民族所具有的种种特殊经历和秉赋,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找到了正确的评价标准,那就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并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它们既是社会发展的新目标,同时也是评价政治制度优劣的根本标准。坚持这个标准,我们自然就可以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完善。但是,这个标准还没有完全普及,还有相当数量的人的价值体系达不到这个高度,被低水平价值体系控制着而不自知,他们只能以西方政治模式为标准来批评中国的政治文明,诸如不民主啊专制啊等等,至于那些真正重要的标准一概处于他们的视野之外。如果听任这种价值体系形成了“超循环”,也会把我们的社会引入歧途。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深化了人们对社会政治过程的认识水平,找到了人性进化与社会运行的控制因素或者说是“序参量”[2],从而为人类找到了解答现实难题的钥匙。所谓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就是要研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运行规律,进而打破由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控制社会运行过程的局面,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长起来,通过越来越多的人们对它的坚持,形成一个有利于坚持这种价值体系的社会气候,这个气候反过来又进一步支持促进个体践行新的价值体系,从而使这个新的价值体系在个体与社会之间形成互相强化的“超循环”。

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就像动物和植物的成长过程一样,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是一个有机生命的成长过程,而不是像建筑一座房子那样按照设计图来施工的过程。农民在春天把种子播撒在土地里,加以适当的管理,就可以期待秋后的收获。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也是如此,首先要播下种子,那就是培育新的价值体系,当这粒新社会的种子在人民群众的心头成长起来、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追求的时候,必然会焕发出冲天的革命热情、难于估量的历史首创精神,也就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创造出无数人间奇迹来。老子早就说过:“合抱之木,生于毫末”;我们现在认识到,和谐社会也是成长起来的,它的遗传密码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谐社会的成长过程,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序参量的自组织过程。只有在这个价值体系形成“超循环”并主导社会生活过程的情况下,和谐社会才能真正地成长起来。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提出了抓主要矛盾的方法,现在看来,价值体系的演变过程就是社会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即使那些没有意识到这个目标的人也仍然在用自己的价值体系参与了社会价值体系的形成,其作用良莠不齐,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是要自觉地进行这项建设,推动社会价值体系的进化。只有价值体系的进化才能给社会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它是社会运行过程的制导因素,支配着其他各种社会因素的演变过程。如果没有价值体系的进化,就不可能出现和谐社会。如果人们认识不到价值体系的存在,也就只能听任那种有缺陷的价值体系“超循环”继续主导社会生活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各种社会因素不管怎样改变都不能给社会生活带来实质性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生产力高度发展而社会仍然不和谐的原因之所在。包括精神文明建设,为什么我们抓了这些年而仍然是“一手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抓住价值体系的建设这个关键。在政治文明建设上也是同样,如果听任低水平价值体系的超循环过程控制社会政治过程,就会有很多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东西──诸如买官卖官的潜规则、黑社会、黄赌毒等丑恶现象──自发地孳生出来。由于人们所身体力行的价值体系与他们所期望达到的目标是自相矛盾的,也就不可能在社会政治过程领域进入自由王国。在这种情况下,高尚的道德义愤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在民主程序上做得再花哨也无济于事,法律制定得再多也没用,这即是古人所说的南辕北辙。

整个历史也无非就是人类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而已。这个进化过程建立在地球生物进化过程的基础之上,是整个大自然的进化过程的终极目标。“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3]“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4]这个“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过程”,现在看来,也就是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其终极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之形成稳定的超循环过程。这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百川东到海,人类各个文明的小溪都要汇聚到这里。但相对而言,我们中华民族最接近于达到这个目标,因为注重闻道、开悟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现在同时还保持着有利于价值体系建设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成长创造了物质基础,因而我们有条件率先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要我们始终一贯地坚持培育这个价值体系,在由闻道者组成的社会集体中,便可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新型的、完善的、从而也是真正民主的政治制度。

三、自觉推进价值体系的进化,开辟人类文明的新境界

维特根斯坦说:“一个新词犹如在讨论园地里播下的一粒新种。”[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这样的一个新词,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园地里播下了一粒新种,是一个既能解答现实问题又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理论创新。

借助于这个新词,我们才能超越两极对立的思维范式,使我们对社会规律的认识深入到价值体系层次,深入认识以前不为人们所知的控制着社会生活的神秘力量,为人类自觉控制这种力量提供了可能;从而抓住现实问题的关键,另辟蹊径,找到解决现实难题的办法。

借助于这个新词,我们才可以开辟人性进化的新方向,把人们的个人利益与构建和谐社会这个集体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而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找到根植于人性进化需要的理论依据,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处在低潮中的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了新的动力。

借助于这个新词,我们就可以占领人类精神进化的制高点,打通中、西、马之间的隔阂及壁垒,为中华文化的返本开新、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综合创新开辟新起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使中华民族站在了历史的制高点上。

借助于这个新词,我们才可以对人类文明的各种成就进行科学鉴别,把各种政治文明的优点综合起来,创造性设计出一种完美的政治文明,既继承了东方和西方的政治文明传统的优点,同时又避免了两者的缺点,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社会运行过程中的周期性的痉挛、灾难,形成一个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而又保持社会稳定、生态和谐的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成长过程,也就是一个改造社会的过程,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旦起步,就会一直持续下去,从中国扩展到全世界。所谓建设和谐世界,也无非就是把这种价值体系“修之于地球”。中国人并不打算像西方人所说的那样要去“统治世界”[6],而是要领导世界,率先走上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新路,为处于穷途末路的西方式掠夺文明做出示范,领导人类摆脱濒临毁灭的危险境地。统治与领导虽然在形式上很相似,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正如卢梭所说的那样:“镇压一群人与治理一个社会,这两者之间永远有着巨大的区别。”[7]

与我们这个文明的巨大发展潜力相对照,西方政治制度是一个落后的政治制度,支配着社会政治过程的是欺诈、掠夺、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它的社会中虽然也有引导人性向上的东西,也有发展得相对充分的一些个性,但这些人只能游离于社会政治过程之外,自生自灭。西方的那一套民主制度,由于服务于一种有缺陷的价值体系,所以便必然地流于自相矛盾和虚伪;虽然它很早就有了强大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却无法形成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强大的物质财富和军事力量不能用来造福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而是用于低层次的目标,必然导致各种危机。

同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过程一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成长过程必然要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努力,必然会遭到所有坚持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邪恶势力的顽强抵制,为了维护现在政治秩序和他们对自然资源的独自占有,必然要拼死反抗,无所不用其极;上面喊人权,下面使绊子;当面耍无赖,背后捅黑刀。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人之所以反对新的价值体系,其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理解不了这种价值体系,一听到有人倡导学雷锋、倡导共产主义精神,他们就会哈哈大笑,认为那是愚蠢行为;一听说要改造世界观,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进行最顽强的抵制。

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是光明与黑暗、进化与退化的冲突,也是决定人类命运的冲突;人类是继续生存下去,还是自我毁灭,则要取决于两种价值体系冲突的结果。这是一场大决战。由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势力还很强大,所以新的价值体系的成长过程必然充满着艰辛。那些坚持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势力代表着人类社会自我毁灭的趋势,就像恐龙和老虎一样,虽然也发展出一些特别有用的捕食技能,但却压制了其它方面的发展潜能,无法进一步进化。恐龙已经灭绝,老虎也濒临灭绝,与它们相比,人类没有尖牙利爪,柔弱无力,但却成功地生存下来,成了这个星球上的统治者,这便是老子所说的“柔弱胜刚强”。在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中,也是同样道理,新的价值体系虽然是柔弱的,但却代表着人类进化的方向,代表着人性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代表着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希望。和谐社会的目标,归根到底要在人类自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实现。由于这项事业只能由继承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中国共产党人来承担,所以,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寄托着人类解放的唯一的希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使得人类得以挣脱私有制价值体系的束缚,从而完成一个哥白尼式的转换,从以物为本转换为以人为本,形成一个完善的价值体系;只有在这种价值体系的主导下,人类才能摆脱私有制价值体系所造成的痉挛、痛苦乃至自我毁灭的命运,把社会生活引上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所以,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亮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旗帜,占领道义上的制高点,使我们的理论具有说服力、感召力;只有这样,才能把人民群众争取过来,才能变被动为主动,保持社会主义事业向上成长的内在动力。只有自觉地推进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我们才能开辟人类文明的新境界,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可能。反之,如果我们总是跟在西方人的后面,接受他们的价值体系,就无法摆脱受欺诈、被掠夺的命运。

马克思曾把共产主义称作是“历史之谜”的解答,随着共产主义事业的深入发展,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深入发展,直到我们今天发现了价值体系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刷新了我们对“历史之谜”的解答,这是人类精神进化过程中的又一次伟大飞跃,又一次辉煌的日出。身处这个伟大时代,能够亲历这次辉煌日出,对我们仅有一次的短暂生命来说,这是难得的幸运。



[1][美]拉兹洛:进化──广义综合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第41页:“超循环是维持两个或两个以上动态系统的循环圈,这些系统通过共济功能分享一个环境,颇像生物学科当中的共生现象,但比共生现象的整合程度要高。举例来说,在生命现象的基础层次上,核酸分子不但携带着复制一种酶的必要信息,而且也携带着复制它们自身的必要信息。这种酶又催化产生另外一种核酸分子,而后者接着又复制自己,还外加另外一种酶。这个循环可以包括许多个基本环节,最后闭合在它自己身上,形成一个交叉催化的超循环。”

[2]姜璐、王德胜:系统科学新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第110页:“任意系统的状态可由多个变量描述时,其中必然存在少数几个随时间变化慢的变量,它们被称为慢变量也即序参量,而其余变量随时间变化快,称为快变量。慢变量的变化决定了系统的相变;而快变量的变化却与相变无关,快变量本身的变化要受到少数慢变量的支配。”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308页.

[4]同上,第326页.

[5][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文化和价值[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第2页.

[6]《参考消息》2009年8月25日文章:《新中国60年催生“中国统治世界”设想》.

[7][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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