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现代的人性化企业

田辰山 2013-05-02 浏览:

论后现代的人性化企业

田辰山

夏威夷大学政治学博士

“人本哲学与现代企业发展学术讨论会”发言

2005年10月7-10日

中国 威海

一、解题

我认为“人本哲学与现代企业发展”这个题目出得好。企业与人本思想在一起作为议题,是具有雄才大略的思考,超越了只围绕盈利的一般性思维。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思维。我发言的题目是“论后现代的人性化企业”。我这里使用“后现代”这个词,是用以区别现代企业,是对“现代”的一个超越概念。

“后现代”对“现代”的超越意义,是在今天以西方为主呈现出“后现代”社会状态,中国和不少非西方社会正逐步进入“现代”社会,世界步入“全球化”的形势下,对全球出现西方同样的“后现代”性社会问题采取得回应上的。从发展经济方面说,把人本哲学与现代企业发展作为议题,就是在这个总形势下发生的,这是具有“后现代”意义的思维。

为什么我们要讲“现代”与“后现代”的概念差别?是因为国内不少人认为“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提出并倡导的个性自由、天赋人权,以及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口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1]似乎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人本”哲学。这是很不准确的。我们只有把什么是“现代性”搞清楚,才能找到以人本哲学与现代企业发展相结合的确切意义。

二、什么是现代性?

西方词汇的“现代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现代思想,现代特点,现代作法;也指的是与现代理念、现代作法、现代标准相合。它也指一种具有现代特点的特殊风气和风格,比如言词或用语。不过,现代主义经常表示与传统的决裂,指20世纪采用的许多文学艺术特异的表现新形式。现代主义也常指于1907年被正式谴责的一场罗马天主教运动。这场天主教运动旨在根据现代哲学、批评和历史学研究对传统信仰的反思。[2]

 

“现代性”作为汉语概念,重在表达历史时间。但作为西方概念,它表达西方历史、社会、思想文化传统等等的重要转折。现代性必然牵涉启蒙运动这一转折点,这个西方现代性标志。启蒙的意义是什么呢?

 

启蒙运动初衷是挑战神话与万物有灵,向宿命抗争。它表现为对自由命题的发现:人必须摆脱迷信;获得自由的途径是科学、理性主义、推理和实证主义,去寻找经验事实。[3] 在此意义上,科学属于哲学范畴,是哲学手段;借助它脱离宗教迷信,对世界重新认识。但是,当“自由”命题变为与“个人主义”是同一命题之时,从“宿命论压迫下寻求解放”的“自由”意义就转换成“按照自己意志或欲望行动”的放纵;而作为个人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则从“宗教迷信”转为“集体主义”。西方现代性是在这个意义上界定的。

启蒙运动对宗教神话、信仰和上帝启示采取否定态度,向人们宣告:“宇宙没有什么‘上帝’干预”;“没有原罪这回事情;人类并非天性固有堕落,而是教士的阴谋设计出的行为和恶事”;“思想不是天生固有,宇宙也没有仁慈的目的在支配。”[4] 但不幸的是,由于自由的内涵已被改变为个人注意,科学目的的内涵亦被改变为个人利益服务。科学不再为获得从宿命论下的自由寻求知识,而是变成为实现个人利益,满足个人欲望的服务工具。随着科学、理性主义、推理、实证主义、追求经验事实等等都开始服务于个人利益和个人欲望,这些概念本身也变成具有宿命论同等的魔力地位,保佑个人成功。个人利益和欲望现在拥有了过去上帝的位置。上帝则被降为附属的手段地位,成为追求个人利益和欲望合法的辩护士。假如上帝原来允许个人追求私立和欲望,启蒙运动本不会有的。[5]

作为经济与工业发展,现代性与科技是分不开的。中国人所说的要现代化,在很大意义上是指我们在科学技术上在近现代的落后。去年人们曾经热烈的讨论近代西方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这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李约瑟难题”。但其实这是李约瑟自己已经解决的难题。人们热衷于咀嚼这个难题,却很少人提到他的第二个难题。他说:

许多年后,我又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意识到在那第一问题背后还有第二问题隐藏,那就是:为什么中国文明发现自然界知识比欧洲人有效率得多,而且是科技革命之前,已为人类福旨运用自然知识了十四个多世纪?[6]

不象许多学者到儒学或汉语中去寻找近代科学没有发生的原因,李约瑟却努力强调说:

如果意识不到传统中国和传统西方之间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极大差异,恐怕想把问题搞清是不可能的。尽管学者们有许多不同解释,而我只对一条大原则解释感到十分舒服,那就是:两千多年过程中,中国不存在西方贵族军事意义上的封建主义……。(也就是说,不要把封建主义扣在中国历史上,中国没有“主义”-田)不管人们对中国的描述是什么术语,它肯定与西方理解[的封建主义]是不同的东西。……有时我倾向认为,甚至在秦始皇时代的公元前三世纪,随着国家统一,任何直观意义的封建主就已消失。[7]

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取得了科技的辉煌?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技革命?对于这两个问题,李约瑟用以下观点,作了回答:

1、“我相信,我们会发现,中央集权的社会秩序体制,对早期实用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非常可能,发明动力来源于中央集权体制的非常合理意图;这个体制必须有能力预测这种事情[如地震]的发生。”(李约瑟:第25页)

2、“中世纪中国社会已有能力进行这种庞大的工程[如水利]和比当时任何一种社会都组织得好得多的科学现场工作。” (李约瑟:第25页)

3、“我们需要记得,中国所有阶段的天文学发展,都不是有观星癖好的个人行为,而是政府项目。天文学家,一般也不是个人业余爱好者,而是中央行政体制管辖天文馆的官员。天文馆就座落在宫城之内。” (李约瑟:第25页)

4、“朱熹在自己家中也设立了浑天仪,而且千方百计在宋朝要重建水力钟,尽管没有成功。” (李约瑟:第26页)

5、“‘格物致知’是《大学》的至理名言。据说《大学》为公元前260年孟子学生乐正克所著,成为经典。我们知道,它自古到今都是自然主义哲学家与科学思想家的格言。” (李约瑟:第120页)

6、“没有哪种古代文明的经典象在中国那样的对古代发明家和技术革新家的倍受重视,将其载入历史、给予尊重。也恐怕没有哪个文化象中国的那样,对他们奉为神明的态度即使到近代仍然是那么虔诚。这些记载,可称‘科技历史的百科’或‘发明家与科学发现的经典’,在类别上与文史是那么迥然不同。”(李约瑟:第109页)

7、“对传统发明家如此爱戴挚深,以致他们的名字都被写入《易经》这部最艰涩难懂的中国自然哲学之中。” (李约瑟:第109页)

8、“芝瑟尔说:‘科学无论在理论还是功利上,都是非个人目的的合作工程结果。所谓合作就是所有科学家,无论古代、现在还是未来的,都是其中的一部分。’” (李约瑟:第118页)

9、“西方普遍流行一种说法,说中国传统文化停滞不前,而在这里,它所表达的是典型的西方主义偏见。公平地说,这应该说是系统内部的平衡与控制。” (李约瑟:第118页)

10、“中国社会为达到稳定而进行自我调节。在此过程种,科学与社会进步的思想以及时间观念的真实变化一直存在。所以,尽管有保守思想的固执,但它都如同当今情况所清楚地显示这样,经过时间证明,都构不成现代自然科技发展的思想障碍。” (李约瑟:第122页)

11、“鲍迪说,仁义是中国伟大历史的传统理念,是人类历史的宗旨。它的作用,就是保存、记载人间事物之中这种精神的体现。这话不假。” (李约瑟:第129页)

12、“‘天道’之中存在道家原始主义融合着的革命理念:激进性启示的大同社会和天下太平是人类可以而且已经为之而奋斗过的理想。” (李约瑟:第129页)

13、“值此欧洲对中国了解尚处于的蒙昧阶段,对中国文化还是不要轻下结论为好。” (李约瑟:第130-131页)

14、“如果说中国文明未能自然发展出西方欧洲式的近代自然科学(其实在前文艺复兴阶段的十五个世纪她一直遥遥领先),这与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思维没有关系。其他意识形态因素还有待研究。不过,地理、社会、经济的实在条件和结构浮在上头,是作为获得解释的主要方面的。” (李约瑟:第130-31页)

迄今,恐怕还没有什么人提出来更有力的理由致使他的观点需要修改。

三、西方近现代究竟把什么“现代化”了?

中国为什么没出现西方式的“近现代”?问题反过来是,为什么西方出现了个“近现代”?其中神秘的原因是什么?“近现代”究竟是怎么回事?

 

追究“近现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作为转折点导致西方资本阶级的崛起和资本生产的建立、发展,成了不争的事实。马克思这方面的分析是最杰出的贡献。

“近现代”都把什么东西“现代化”了?思想传统方面对上帝否定可以说是个奇特变化。其奇特性就在于结束了以宗教信仰为基本特点的西方主流思想传统。说西方终于在这方面追赶儒家思想,应当不过分:儒家两千多年前就不迷信,西方到近现代才做到。不过西方对上帝否定还不彻底。所作的只是让上帝换换位置,让它从目的地位转到手段地位。个人利益和欲望现在被摆到原来上帝的地位。这种变化最清楚不过的是反映在尼采“超人”的理论和洛克“个人可以无限积累财富”理论上。尼采说上帝死了,它再也不能为穷人和弱者说话了。强者压迫弱者才是天经地义。洛克则提出是上帝给予“个人无限积累财富”的权利。所以,还要不要上帝,是看它是否为“个人利益和欲望”的绝对地位说话。除了上帝有些变化,原来以宗教信仰为基本特点的整套西方思想体系,其宇宙观和思维方式(如宇宙为分散个体组成等)的基本结构没有变。西方传统的道德概念是始终与上帝在一起的。上帝降到了次要地位,道德传统衰落也在逻辑之中。道德衰落为毫无顾忌地研制实现“个人利益和欲望”的手段(包括科技)打开各种绿灯,“个人利益和欲望”在“自由”的旗帜下放纵、膨胀(所谓个人发展)。这就是西方科技在近代获得空前发展的思想文化根源。

中国为什么没有跟西方一样的什么文艺复兴和启蒙?原因是自古中国(儒家思想)没有让以宗教迷信为基本特征的思想占统治地位(个别现象虽存在,但总体不是),所以也就不存在文艺复兴和启蒙问题。只能说,西方两千年前非理性思想传统,到近现代才克服,才到达儒家两千年以前的认识。儒学内部虽然随时代变化充满争论,但其根本精神一直保持不变。 西方在宗教迷信问题上似乎赶上来了,却又被引导到以实现“个人利益和欲望”为最终的目的。西方近现代除“工具理性”发达,思想传统在整体上是否有真正进步?丹尼奥• 海德里克在《帝国的工具:十九世纪的技术和欧洲帝国主义》一书中写道:“欧洲文明的真正胜利是在疫苗和凝固汽油、轮船和飞机、电和无线电、塑料和印刷,一句话,它成功是在技术,而不在思想意识。”[8] 学者发出“原始野蛮和近代野蛮”、“西方文明衰落”的种种置疑,都反映西方思想意识方面停滞不前的现实。

从这样“现代性”的内部逻辑看,“现代化”了的,仅仅是手段。手段发展,一个是直接服务于实现个人利益的资本利润增值,另一是个人政治的权力欲望(这是之所以马基亚维利政治理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原因所在)。二者互为逻辑、复杂交叉。正是由于此,科技进步、资本膨胀、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就成了西方“现代性”的主要历史内容和科学实践社会性的基本特点。如果一桩桩一件件仔细考察科学、技术的发展,尽管不一定每一项都清楚体现与资本利润增值和政治权力欲望有简单、直接联系,但如果将科技发展及用途放到整个历史社会文化大域境中考察,发现科技在现代获得发展的神秘原因则不是什么难事。

取十九世纪为缩影,海德里克有个精辟概括:“在许许多多十九世纪重大事件中,两件给整个世界带来震动后果的,一个是工业技术的进步和强大,另一个是欧洲对非洲及大部亚洲的占领和剥削。”海德里克申明,他作的是要找出这两大事件的联系。他分析的例子之一,就是英国发明的炮舰,它完全是以打开中国大门为目的的。炮舰不仅是工具,而且是西方强大的象征。这是个典型科技进步与帝国主义野心相互促进的例子。科技与追求商业利润、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直接关系,固然不尽然如此,但说科学技术作为手段服务这些目的,与之伴随而且互相促动发展,是不错的。根据海德里克研究,技术进步不仅给帝国主义扩张提供可能,而且是它的刺激作用。欧洲人利用技术进步进行渗透和征服殖民地。帝国主义的每一阶段都包括某些主要科技。东印度公司发明的炮舰保证了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胜利;奎宁药品使得欧洲人具有能在热带非洲待下去的能力;枪炮进步使欧洲人在与非洲人的战斗中占绝对优势。以后的交通、通讯进步(包括轮船航线、水下电报电缆及殖民地修建的铁路)则成为对殖民地实行剥夺的保障。[9]

近代科技发展的特点是以个人利益和欲望为最终目的而开始的经济、政治、社会实践。科技运用于资本生产(被称为“工业革命”,但目的是减少劳力实现生产成本的机器化),运用于国外争夺原料和市场,运用于为此目的的领土扩张,运用于在世界称霸。如果说,十九世纪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统治者在立法机构辩论的热点是关于对殖民地的需求和推行帝国主义成本,那么今天则是各种重大技术项目,象计算机、喷气式飞机、卫星和新式武器,都是只有政府才能够担负和积极领导的。这是科学技术不可避免地政治化的反映。

科学是研究客观真理的学问吗?马克思一百四十多年前指出:“这个理论那个理论,谁是真理?已不是问题。而问题是在于它是否对资本有用。”[10] 他还指出近代科技的困境:“一方面产生以往人类历史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11] “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2]

马克思还指出:“整个技术科学现代化之所以产生是一个过程结果。这个过程‘原则’是为生产的生产(in and of itself),它丝毫没有将人的因素包括在内。”[13] (所以谈不上以人为本-田)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科学与技术都是作为服务于扩大资本利润,具体目的都是为降低商品价格,缩短那一部分劳动时间。它们是资本利润生产的副产品。正是这个原因,机器化的生产目的不是为发展生产力而是为了成功地进行市场竞争。如果劳动力更便宜,机器或新技术不会带来利润增加,它不会被付诸使用。在机器面前,工人不过是带意识器官,必须与没有意识的自动化器官协调,与其一起受制于中央的驱动力量。[14] 科学驱动无生命躯体,它本身的结构,是为着一定目的的动作。另外,包含于机器中的知识显示是生产者的额外力量。知识积累,社会技术积累全被吸收到私人资本中。这样,不仅不再是工人活动决定和管理工具运转,而是相反;另一方面,个人能力、力量和智慧整体都作为机器财产。在与资本结合中尽管科技获得发展,人生命本身只是生活手段。可以说科技已经脱离生活。脱离其原来应有的目的。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手稿中尖锐批评:“让生活有一基础,而科学有另一基础,这是先验主义谎言。”[15]

“现代”科技,除了与私人资本结合,没有什么了。中国所以没有出现西方式现代科技,除了没有与资本结合,也没有什么了。正象海德里克提示:如果帝国主义野心要是很小,就象中国郑和十五世纪三十年代下西洋那样,帝国主义冒险活动就不会有了。[16] 应当说,西方所以发展出近现代科技,逻辑并不难找。但是这些年人们为什么糊涂起来了?这不能不考虑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有关。第三世界主流由追求民族解放到追求发展和现代化,似乎走了一个回头路。似乎这是两个根本不相联系的逻辑。追求“现代化”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看不到所谓现代性所含的“科技发展”和“思想停滞不前”两个方面,是看不到其负面是一头科技与资本结合而成、给整个人类带来威胁的神奇怪物

四、人性化不应该是西方人性恶的概念

在西方,现代性是与资本主义连在一起的。西方的人性被基本上看作是追求私利、野心勃勃、争夺性的,以此作为最基本出发点的经济理论,经济的动力在市场上与道德动力之间总是相冲突的。与资本相争,在政治上劳动力总是处于劣势的。正如鲍尔斯和金狄思指出的,自由主义在剥削与公有利益问题上是缄默相许的。自由主义倡导的根本是私有财产自由,“个人被不道德地被剥夺财产,或者会由于种族原因受到歧视,或者在交换过程中被欺诈。”这样的现代性是没有什么人性或人本可言的

其实,社会的发展一直伴随着一定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和今天都出现了许多杰出实业家,不仅实业做得好,而且是儒家思想的积极奉行者。他们无论在选择行业上、生意实践上、管理之道上都有一套遵循的行业道德、社会公德,融合著儒家的思想。许多人还以所获得的效益回馈社会,作为道德的实践。儒家思想与市场经济活动的结合,在中国产生出许多市场经济之道的格言和准则。这些情况都说明,儒家思想是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

如果说儒家思想体系不适合市场经济发展,有一个界限需要明白,那就是,象所有现代化、民主、自由、人权、科学、全球化的现代概念一样,不能失去人与人适当的平等关系,不能置道德于不顾,不能让任凭不理性的心理所驾驭,使它们失去平衡和相对性,导致人类与人类、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破坏,影响成千上万人的生存和未来。改革开始时的初衷是不能违背的。中国所做的是正在开辟一条新道路,而不是返回恶性循环的人压迫人, 人剥削人的陈旧模式。中国要发展,要生产力发达,但不会扔掉道德、失掉平衡。这条道路是实际的、宽阔的。现在要做的应当是积极采取措施,建立社会的道德机制,约束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与道德分离引起的不平衡和混乱现象,使市场经济朝着更健康、成功的道路发展。

五、以人为本就是以仁为本

我看到《论文摘要》蔡德贵先生论文的题目是“以人为本就是以仁为本”,十分赞同。可以说,中国的人本哲学是建筑在与西方主流思考方式具有结构性差异的互系性思考方式之上的。西方自古希腊遗传下来的是一个超绝的本体宇宙观。根据这个宇宙观,世界后面有个本体的东西在操作。世界在按照一个单一秩序运动、遵循具有先验目的直线轨道前进。这种思考起主导作用的是一种二元对立单向单线思维。它将自然与人、时间与空间、精神与肉体、本体论与认识论等等,都最终地使它们对立、分隔开来。这种思维,人的先入为主的意识是事物的对立性、分散性、割裂性或分离性,进而是冲突性或不相容性。而儒家或者中国传统的世界是一种"自然"的,也就是自己然也。世界万物之中是互系的,不断的或连续的。这样一来,看待世界事物的时候,中国思想先入为主的意识的是事物之间的互系性和连续。以人为本的哲学或者说"仁"的观念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体系的基石,要实现的是一种人和社会的适当互系, 人与人互相都把对方当作人看待和尊重的正当关系。这是一种朴素的人与人的平等意识。

正因为中国思想将世界万物看成是互系性的,才产生出它追求和谐的倾向。世界万物的和谐,既是天事也是人事的,也即人和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天人合一是儒家表达这种互系思考方式的一个明确概念。这对西方人与自然对立以及割裂的思考形式来说,是鲜明的对照。今天全球环境问题呈现空前危机的时刻,孔子及儒家思想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今天,以人为本的哲学对人事和谐的追求和人与人平等的朴素思想,则可以启发我们在理顺社会内部不同社会族群、阶层、个人之间,甚至国际间民族与民族的关系上,从一种寻找正常适当的关系方面思考, 也是一种十分现实的。

作为胸怀大略的人,作为方方面面的领导者或企业家,不仅应该能认识处理个人、家庭、社会关系,也能认识处理国家和国家、人和自然的关系。一切关系在他手里都能根据时间、地点、情势的具体情况获得恰当对待。道德的反面就是不合天理和违反纲常,是破坏人和自然,人与人之间应有的正常关系。自然拥有养育人类的资源,人类不正当处理,对自然资源进行不适当的滥用和浪费,自然就会危及人类的生存。人与人是平等的,是互相支持生存的关系,如果不正确对待而产生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采取不平等的态度,把另一部分人当成对立的、攻击的或者攫取利益的对象, 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适当,就会由互相支持生存转化为互相仇视,互相恶斗,甚至出现人残杀人的现象。

六、后现代人性化企业的责任

向现代企业引进人本哲学,是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变,是克服后现代社会问题的重要思考和实践,是具有中国特色解决后现代问题的举措,具有全球意义。最近看到一些讨论责任与和谐问题的文章,很值得思考。

向现代企业引进人本哲学,就是表达在人们的责任感上。人只要活着,只要是成年人,就有责任。责任是与你在人世间存活的角色分不开的。人有各种角色,也有各种责任:家庭责任、家长责任、父母责任、儿女责任、职业责任、岗位责任、社会责任、社会成员责任。人走到哪儿,责任就到哪儿。儿童的成长,生就责任感,是成人的一大标志。孔融让梨,很小年纪就产生责任感是了不起的。现在人们讲利益、讲权益多了,讲责任、讲义务少了。其实责任、义务与利益、权益是互系的偶对体。其实不在于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而是在你怎么认为,怎么认为决定你怎么行!什么事情讲多了都会走极端,讲责任对光讲利益是一些平衡,没有平衡会翻车。为什么不和谐,就是只讲利益,不讲责任。大人有大责任,小人小责任。在那个角色上,就有那个角色的责任。



[1] 马立武:“‘以人为本’与企业创新”。摘自《“人本哲学与现代企业发展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

[3] 田辰山:《启蒙运动、辩证法和哈贝马斯》见河南大学出版社《差异》国际学术丛刊2003年第一期第125页。

[4] 见Edward Menall Burns, Western Civilizations, 2nd ed., W.W. Norton & Company Inc., New York, pp. 501-502.

[5] 见田辰山:《启蒙运动、辩证法和哈贝马斯》《差异》国际学术丛刊2003年第一期第127页。

[6] 李约瑟:《传统中国的科学》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7] 同上第23页。

[8] 丹尼奥• 海德里克(Daniel R. Headrck):《帝国的工具:十九世纪的技术和欧洲帝国主义》(The Tools of Empire: 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9] 同上,书背介绍文字。

[10] 见《资本论》跋。

[11]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几年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8页。

[12] 同上第79页。

[13] 英文版《资本论》第616页。

[14] 同上544至545页。

[15] 转引自Raha, Sham Neutrality of Science Born of Capitalism. 2005年1月11日下载自http://www.newsandletters.org/Issues/2004/October/Essay_Oct2004.htm.

[16] 海德里克:《帝国的工具:十九世纪技术和欧洲帝国主义》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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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辰山
田辰山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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