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延文:质疑阎崇年的“民族矛盾史观”

作者:阎延文 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3-05-02
  阎崇年先生被“掌掴事件”,在学术界前所未有;更前所未有的是,对“掌掴”这种任何文明社会都认为不可取的方式,多数公众却给予理解同情,掌掴者黄海清也得到大量网民的热情力挺。最近几天,我留意了几大门户网站的调查,网络民意几乎呈压倒优势,民意数字十分惊人——人民网调查:你如何看待央视‘百家讲坛’栏目?建议取消的占62%,认同具普及知识趣味性强的只占5%。搜狐网调查:截止10月15日参加调查的 166974人中,有154899人支持“打人者也是为中国学术界打了一针清醒剂”。CCTV复兴论坛调查:同意“阎崇年就是历史学界周正龙”的比例,竟高达81.45%……很多人指出:“这就是民意的体现!”

   难道大众仅仅因为渴望平等话语权吗?仅仅因为遭到明星学者和央视“百家讲坛等强势传媒的拒绝吗?仅仅因为阎崇年先生拒绝与大众对话、更与于丹教授在北京图书节“重兵护驾”签售亮相,以至与大众情感对立吗?我以为,这只是掌掴事件的表象;而真正的动因,是中国大众与阎崇年先生历史价值观的分歧。

   不少网民指责阎崇年先生“美化清朝”、歌颂暴力血腥、伤害汉民族感情、“挑起民族矛盾”。这种说法从何而来呢?

一.阎崇年先生的“民族矛盾史观”,是否激起了不应有的民族矛盾?

   浏览《康熙大帝》和《明亡清兴六十年》,阎先生的历史评说,紧紧聚焦在“民族”二字上:不仅把明亡清兴60年归结为满汉民族之争;而且上至辽金时代,下至孙中山民主革命,所有历史兴替都是民族问题,甚至一直“影响到今天”,从而把中国一千年来的历史,全部归结为“民族”问题,用民族战争和民族矛盾这个视角加以重新梳理。历史发展的推进力量被阎先生解读为“民族矛盾”——“折腾来,折腾去,都离不开民族二字”。

   书中论述:

   “辽朝与北宋对峙,金朝与南宋对峙,党项建西夏,元朝取代金朝,都有民族问题……总算一千年。折腾来,折腾去,都离不开“民族”二字。”——《康熙大帝》,第288—289页

“这个敏感的民族情结,一直影响到今天。”—— 《康熙大帝》,第203页

   阎崇年先生紧扣“民族”二字,把中国历史的其他内容,包括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宋元海丝之路与中国文明的对外传播等,都在有意无意中忽略不提。经过阎先生的筛选剔除,“民族争端”就成为推进中国历史发展、决定历史走向的核心力量。甚至“辛亥鼎革、狂飙突起”,结束两千年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阎先生看来,仍然是“民族矛盾”的极致爆发——“清朝最后还是亡在了民族问题上。”(《康熙大帝》285页)

   至此,民族矛盾被阎崇年先生突出到前所未有的位置,又通过“百家讲坛”这样的强势传媒,传播了一种新的历史观——为行文方便,本文暂且将之命名为“民族矛盾史观”。当然,这种理论的最终命名权,还应属于阎先生本人。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历史学界形成“唯物史观”、“唯心史观”、“地缘历史观”等诸多学派。但无论哪一家学派,都要被历史的前进方向所验证。在中国,书写“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曾明确提出:史家治史之目的是“述往事,思来者”,“通古今之变”。可见,每一种新的历史观,既要能解释历史,更要能印证于当代,预见于未来。按照学术规范,如果将阎崇年先生的“民族矛盾史观”,印证于中国社会的当代,并预见中国社会的未来,会产生怎样的答案呢?难道今天的中国历史,仍然是以“民族矛盾”为核心吗?难道中华民族的未来,还要在“民族问题”上“折腾来、折腾去”,用民族之间的血腥暴力来推动历史发展吗?

   这种疑问,引起了我对阎先生“民族矛盾史观”的担忧。如果阎先生只将“民族矛盾史观”这种标新领异的观点作为一家之言,在个人书斋中玩味,或与一二学者同道探讨,负面效应还甚微;而一旦将其推向大众,就要考量“精神产品”的社会效果了。更何况,这种推出不是透过一般的传播渠道,而是借助当下最强大的电视传媒——全国收视第一的中央电视台和无数大众媒体的强势传播,放大升级、猛火爆炒,仿佛烈焰逼人的大火球,使中国大众都被阎先生的“民族矛盾史观”搅动,不自觉地把文化焦点聚焦到民族问题上来。

   浏览网络可见,当前无论“挺阎派”还是“倒阎派”,公众情绪已经完全被阎先生引导到民族争端上,有网络评论直言:“大家如果把所有跟贴都看一遍,第一个会想到什么?我是看到了严重的思想对立和民族对立。”更有情绪化的网评,以“满族遗老”,“大汉族主义”,“新纳粹”等言辞互相辩争,唇枪舌剑风起云涌。其现象是,人人都在说民族,人人都在讨论民族争端;其结果是,原本波平浪静的民族话题,被阎崇年先生和百家讲坛曝光到公众热议的风口浪尖,民族问题也就成了公众性的文化事件。从个人来看,阎先生是成功了,不仅轰轰烈烈地掀起了一场民族争端的大众论战,而且使私人性的“民族矛盾史观”放大到公众话语空间,甚至远播海内外,爆炒到如火如荼的程度。但是,从中国文化的全局来看,这种民族争议的爆热,难道不值得担忧吗?

   再者,阎崇年先生借助大众传媒推出的“民族矛盾史观”,特别是通过百家讲坛取得一夜爆红的巨大成功,必将在学术界形成一种错误预期,认为学者只有冲破学术良知和道德底线,才能越猛越红,越出位越红。明星的诱惑难免会使更多学者以阎崇年先生、于丹教授为成功典范,把类似“民族矛盾史观”的学说,一个个制造出来,在个人爆红的同时,也将中国历史和文化经典亵渎得一塌糊涂。

   第三,最令人忧虑的是,放眼当今世界,敌对中国的分裂势力,无一不在“民族”二字上做文章、找话题。阎崇年先生以清史著名学者的身份,通过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这个国家传媒强势推出的民族矛盾史观,就不仅是学者个人观点,而是以主流媒体的形式传播给亿万观众,其覆盖面和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强势传媒覆盖下,阎崇年先生的“民族矛盾史观”会不会成为某些民族分裂势力的理论依据,令鼓吹分裂者如获至宝、引以为据呢?阎先生年过七旬,学术经验何其丰富,人生阅历何其老到,难道对此丝毫没有警惕和深思吗?

   一切话语都有历史语境。关于民族历史问题,当今各国都极为谨慎。因为这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而是事关国家民族的统一。在电视传媒时代,知识分子并不只是文化强势话语的独霸者,而更应是服务于大众、促进民族和谐和国家稳定的文明天使,是能够对人类文明、民族文化和社会和平进步,有所贡献与担当的人。阎崇年先生遭掌掴事件的背后,透视出的已不是学术自由问题,而是“民族矛盾史观”引发的民族问题争端及其可能造成的后续效果。

 二.“明星学术”是否混淆历史是非,颠覆忠奸之辨?

   阎崇年先生遭网友激烈批评的论点,不仅包含民族矛盾史观,而且隐含历史翻案话题。他提出:

  “有人问:吴三桂降清是真降,还是假降?清史界有不同的看法。……又有人问:吴三桂的历史地位怎样评价?清史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是,肯定吴三桂的历史贡献,主要是为明末清初中国重新统一做出了贡献。另一种意见是,吴三桂官于明而叛明,叛明而降李自成,再叛李而降清,最后到老年又反清叛乱,是一个丧失大节的人。——《明亡清兴六十年》(下),第212页

   那么,吴三桂究竟是促进国家统一的功臣?还是出卖民族大义的汉奸?在百家讲坛上,阎崇年先生没有给出最终答案,这实际是掀起了对吴三桂的再思考。

   其实,不仅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研究,早已对吴三桂等汉奸作出价值定位;即便是吴三桂卖身投靠的清王朝,对其卖国行径也极为不齿。就在阎先生反复推崇的“康乾盛世”,这桩历史是非早已定案。康熙皇帝称赞与清朝浴血奋战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乃明之忠臣,非朕之叛逆”。康熙的孙子——乾隆皇帝,则做得更为彻底。他不仅为袁崇焕平反,更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下诏国史馆修《胜朝殉节诸臣录》,将抗清的明朝忠臣史可法等人赞诩为:“遭际时艰,临危受命”,“忠于所事”,均可称为“一代完人”,皆入《胜朝殉节诸臣录》。同时下诏修编《明季贰臣传》,收入降臣洪承畴等“望风归附”、“解甲乞降者”,将其丑态据实直书。至于吴三桂之流既降复叛,在乾隆看来更不比于人类,连进《贰臣传》的资格都没有。乾隆明确指出:“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谅于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 要“为万世臣子植纲常!” 为使后人永远不能给奸佞翻案,乾隆又强调“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这段话说得清楚明了,且痛快淋漓。康、乾作为封建帝王,都已明确意识到:要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和谐与社会稳定,必须明忠奸之辨,使天下百姓能够“明荣耻、知是非”,“为万世立纲常。”

   可见,阎先生通过“百家讲坛”试图重新思考吴三桂,不仅翻了唯物史观的历史定案;而且翻了“康乾盛世”已由“皇上亲裁”的“铁案”。恐怕乾隆老爷子地下有知,也要伸出一双巴掌了。

   如此出位的历史翻案,难怪观众先是惊骇不已、大跌眼镜,继而更透过“掌掴事件”直斥其非。今天,在世界各国都强化本民族传统文化、以民族文化彰显国家软实力的时候,民族历史的是非价值,已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文化安全,更触及到全民族的道德底线。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公众对掌掴者黄海清表示同情,对阎崇年混淆历史是非表达愤怒,甚至直言“该打!”,绝不是崇尚暴力,而是捍卫中国文明底线的坚韧之声。

   更值得关注的是,反对阎崇年先生历史观的网友,很多是比掌掴者更年轻的“80后”、“90后”。他们不惧权威、不追星追腕,敢于引经据典与史学泰斗阎崇年先生进行学理辩驳,勇气首先可嘉;而他们对中国历史的热情和捍卫民族尊严的自觉,更令我在替掌掴事件遗憾之余,感到喜慰。作为比他们大几岁的70后,面对这些生气勃勃、正直乐观、锐意进取的弟弟妹妹们,我在北京深秋这个寒冷的早晨,感到一种充满热力的兴奋和喜悦。一位哲人说过:“青年是时代的性格”。全民族青年群体的历史价值观,正是民族发展原动力的标志。如果中国的青年一代都能像他们那样,“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那么,中华民族何愁不能振兴?中国在21世纪的和平崛起,难道不是指日可待吗?

   掌掴方式虽不值得提倡,更应下不为例,但以错位历史观挑战大众忍耐力与承受底线,借助主流传媒渲染话语霸权和学术强势,却激起了真正的社会民意。面对公众的义愤填膺和强烈拒绝,阎崇年先生对吴三桂等人的历史再思考,似乎也应到此为止了。

三.从“吴三桂”到“李鸿章”,“百家讲坛”等栏目是否要将“美化汉奸”、“历史翻案”进行到底?

   问题在于,阎崇年先生的对“吴三桂”再思考,对清王朝腐朽暴力的美化,并不是独立现象。在商业利益催生下,吸引眼球、价值迷乱的历史翻案风,已构成一种潮流。“大禹包二奶”,“李清照好赌好色”、“岳飞是好战分子”之类猛料不断推出;而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汉奸、卖国贼,从秦桧、吴三桂,到李鸿章和汪精卫,则被百般夸饰、歌功颂德。据报道,有人公开塑秦桧立身像展出,虽遭参观者强烈唾弃不得已撤换;但不久就有人扬言:西湖岳庙那跪倒千年的秦桧是捍卫和平的“民族使者”,秦桧跪下是真正的“千古冤案”,如今要彻底“翻案”,让“岳飞跪下去,秦桧站起来”!而去年火爆热映的电影《色戒》,则更借助色情噱头,公然美化汉奸、描写76号杀人魔王特务头子易先生的“艺术”与“人性”,从而企图为汪精卫伪政府翻案。

   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历史翻案现象并不是静止、孤立的,而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呈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态势。近日将在央视黄金剧场播出的电视剧《台湾1895》,将历史翻案视角锁定卖国贼李鸿章,更将翻案戏花样翻新。

   台湾1895,是中国人心中最深沉的疼痛。1895年甲午战败,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日本。台湾同胞痛哭“如赤子之失慈母,悲惨何及”?直到今天,海峡两岸还在承受着一百多年来骨肉隔离的痛苦,台湾问题还是13亿中国人心头最深的伤痛。而历史人物李鸿章,也因出卖台湾,成为海峡两岸中国人至今切齿痛恨的民族罪人。然而,这段血泪交织的民族痛史,却在《台湾1895》中被偷换成美化李鸿章的历史翻案剧。通过10月27日出版的《中国电视报》发布1-7集剧情介绍,可以看出该剧历史翻案的清晰痕迹。

   与《色戒》相似,《台湾1895》的历史翻案也运用了一系列戏剧手段。第一,该剧的男一号是李鸿章,而女一号则是慈禧太后,以反面人物作历史正剧的男女主人公,这在影视界还是首次,突破了历史剧的文化底线。第二,以李鸿章家族人物为全剧人物架构,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女儿李菊藉,女婿张佩纶等都是剧中重要角色,大量戏份在家族内部展开,于是李鸿章的卖国贼成份减弱,而慈父慈翁温雅慈爱的形象得以突出。这样“可爱”的李鸿章,究竟该批判还是该同情呢?无疑将在观众心中画上大大的问号。因此早有影视人士提出:“《台湾1895》美化李鸿章,比《走向共和》走得更远。”第三,弱化台湾同胞。除了片名《台湾1895》有“台湾”二字外,剧情介绍中几乎看不到台湾本土英雄的身影。广告公布的全剧八个主要角色中,没有一个台湾本土爱国英雄。仅看了前7集剧情介绍,我已感到锥心刺血的伤痛。

   从“百家讲坛”为汉奸吴三桂翻案;到《色戒》为76号杀人魔王、汪伪汉奸丁默村翻案;再到《台湾1895》为卖国贼李鸿章翻案;历史“翻案”风如一股欲望之火,正借助央视“百家讲坛”等强势媒体烧得轰轰烈烈、杀气腾腾。本来和谐的社会文化被搅动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健康明朗的文化环境也被污染得价值模糊、尘土飞扬。这一系列“历史翻案”现象,已不仅激怒了中国大众,引起大多数公众的质疑、愤怒与拒绝,更颠覆着中华民族的神圣历史,损害着中国文化的国家形象。

   面对滔滔民意,我想起《尚书.泰誓》中的一句话:“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作为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著名学者,此时此刻,阎先生似应考虑放低身段倾听民意,立即与大众进行平等的学术对话,匡正“民族矛盾史观”等学术观点,以消除负面影响,使大众对阎先生的尊重与信赖,重新确立并更上层楼。而“百家讲坛”作为国家电视台的强势传媒栏目,似乎也应直面大众的普遍质疑,作出坦诚负责的回答。

   更需追问的是,如何遏制掌掴事件透视出的这种“历史翻案风”?还大众以健康和谐的文化环境?在法制社会的中国,“三鹿”奶粉等危害大众健康的食品安全问题,已有严格的问责制,主要责任人被纷纷撤换追责;那么,对同样关涉大众精神健康的“精神产品”,是否也需要建立一种问责制呢?对掌握大众传媒,拥有强势话语权,却制造、播出“假冒伪劣精神产品”的文化人,又应该如何问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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