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漱渝:鲁迅先生真的是通日卖国的大汉奸吗?

陈漱渝 2022-09-26 浏览:

一个天方夜谭式的话题

——驳“鲁迅是汉奸”说

陈漱渝

一、不断袭用的老谱

陈漱渝:鲁迅先生真的是通日卖国的大汉奸吗?

身处21世纪仍在辩论鲁迅是不是“汉奸”,这似乎是天方夜谭,令人难以置信。但当下中国,偏偏有些人热衷于颠覆圣人,质疑经典,鲁迅首当其冲,而其罪名之一就是“汉奸”。

顾名思义,“汉奸”是指中华民族中的奸细,在外族入侵时为虎作伥,甘当鹰犬。日本汉学家木山英雄说,日文中没有“汉奸”这个名词。我不知中文中的“汉奸”一词最早源于何时,只知宋末有所谓“通虏”,清初有所谓“通海”,都是隐含了杀机的称谓。

早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就曾被人称为“汉奸”,理由是他结识了一位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这位盲诗人在德国召开的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上抨击中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黑暗,据说这种意见来自鲁迅,而鲁迅的弟媳又是日本人,所以鲁迅是在为日本人出力云云。①

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艺座谈》、《社会新闻》、《上海座谈》等报刊发动了新一轮诬蔑鲁迅为汉奸的喧嚣。鲁迅《伪自由书·后记》中就附录了两篇这样的杰作。一篇叫《内山书店小坐记》,署名“白羽遐”,意思是: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是日本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鲁迅在《申报·自由谈》有两篇杂文——《航空救国三愿》和《文学上的折扣》,就是出自内山完造的谈话。另一篇题为《内山书店与左联》,意思是内山完造之所以掩护被国民党当局迫害的郭沫若、田汉、茅盾,是因为日本人要利用共党文艺分子收集情报。“盖中国之有共匪,日本之利也”。鲁迅在《后记》中戳穿了“叭儿狗”文人的两种新花样:一是先前诬蔑左翼作家为苏联卢布所收买,如今则变成了日本的间接侦探;二是先前的揭发别人抄袭是依据书本,如今揭发抄袭是专凭揭发者的耳朵。鲁迅明确表示了他对内山完造的认识:

“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习的。”

20世纪70年代,香港有一位叫胡菊人的半吊子文人,在《明报》上撰文攻击鲁迅,其中的一个重点也是诬蔑鲁迅是汉奸。他的理由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以及整个华北受日本蹂躏的日子里,鲁迅一方面对抵抗日本持悲观的看法,另一方面却躲进日人的安全庇护之下,跟背景并不干净的日本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为了迷惑读者,胡菊人还制造了一桩鲁迅“六天行踪不明”的假案,其实是鲁迅一·二八战争期间外出避难,有六天日记“失记”。于是,“失记”就成为了没有罪行的“罪证”。按这种逻辑,如果一个人一生从未写日记,或日记没公开出版,那能不能就说他的一生是不可告人的一生呢?胡菊人的文章当即受到了香港鲁迅研究家张向天的反驳,我也在《七十年代初香港围绕鲁迅的一场论争》中痛加批驳。此后胡菊人方面没有反响,这场论争也就偃旗息鼓。

但确如鲁迅所预言:“老谱将不断袭用”。前些年,个别网络写手又重弹此调,一位网名“清水君”的作者说,在鲁迅几百万字的著作中看不到对日本入侵者的揭露,而只是疯狂攻讦处于内忧外患中的国民政府,其效果正是间接助日本侵略者一臂之力。这位写手呼吁,要取消鲁迅作为“中华民族魂”的资格。另一位署名“佚名”的网络写手更是撰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长文,题目就叫《鲁迅为何从未骂过日本人?》。他狂妄断言鲁迅一出娘胎就产生了“仇华恋日”情结,从1926年末至1927年完成了从崇拜日本到彻底投靠的过程,而最终因为知道得太多而死于日本间谍须藤五百三医生之手。

2014年6月,台湾明镜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思想的毁灭——鲁迅传》,作者孙乃修是一位由中国大陆到加拿大任教的学人。他自认为能够颠覆鲁迅,“震动中国鲁迅研究界”。他的杀手锏之一仍然是诬蔑鲁迅是汉奸。书中单辟了一章:“对日本罪行保持缄默与亲日立场”。孙乃修列举了30余段书信为证据,“展示鲁迅对日本侵略中国及其暴行没有表露出一丝愤怒,抗议或谴责,日益深重的民族苦难,似乎并不是鲁迅的苦难。这些书信毫无民族尊严立场,不但不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却把中国文坛的蜚短流长传播给敌国人士,大谈自己对政府和同胞的满腔怨言。”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看来鲁迅的“汉奸”帽子是被戴定了?

二、“鲁迅从来不骂日本人”吗?

陈漱渝:鲁迅先生真的是通日卖国的大汉奸吗?

鲁迅从来就没有谴责过日本侵略者吗?非也。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鲁迅就撰写了一篇《“友邦惊诧”论》。文章首先依据新闻报道,揭露当时“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的事实,接着又用排比句痛斥日本侵略者“强占辽吉,炮轰机关,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的滔天罪行。白纸黑字,掷地有声!这篇文章长期被选入中学教材,大多数有中学文化水平的人想必都读过。还是鲁迅说得好:事实是最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一切谣言击得粉碎!

不过,鲁迅这类直接斥责日本侵略者的杂文并不很多,其原因是国民党当局对抗日言论的压制。在《且介亭杂文末编·我要骗人》一文中,鲁迅把当时的舆论环境讲得很清楚:国民党当局认为“排日”是一个被共产党利用的口号,“借口抗日,意图反动”。1932年爱国学生和平请愿呼吁政府抗日,遭到的却是逮捕和拷问,有人被迫害致死,则用“自行失足落水”来欺骗舆论②。鲁迅有一个笔名叫“华圉”,就是把当时的中国比喻为一个监狱,对言论的钳制比罐头还要严。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后记》中有一句深沉的话:“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如果对鲁迅生活的“地方”和“时代”产生隔膜,对鲁迅其人及其著作必然同时产生隔膜。

不过,尽管如此,鲁迅主张积极抗日的言论仍曲折地表现在他的很多篇杂文当中,主要内容是:宣传团结御侮,反对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宣传切实抗日,反对在国难时期营私利己,将抗日“游戏化”。

第一类的文章有《“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揭露日本侵略者已“张大吃人的血口”吞了东三省,而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仍幻想在日本的率领下去征伐俄罗斯)、《九一八》(揭露国民党政府在九一八事变两周年之际镇压工人爱国运动)、《漫与》(揭露当局把抗日义勇军贬为“匪徒”,并出动武装巡捕开着囚车镇压抗日民众)、《观斗》(揭露当局对外敌是“不抵抗”,对内却“负弩前驱”)、《战略关系》(以“战略关系”为由葬送国土,而“安内”却从不手软,“虽流血亦所不辞”)、《对于战争的祈祷》(批判“民族主义文学”鼓舞者宣扬失败主义)、《曲的解放》(瞿秋白作,但以鲁迅名义发表结集,讽刺当局“连台好戏不寻常,攘外期间安内忙”)、《迎头经》(与前文同,揭露当局光宣传“迎头抵抗”,但并未见收复失地)、《文人无文》(揭露当局经常“通电宣言”,但“看见一百多个敌兵就逃走了”)、《推背图》(报章记载的“血战”,“杀敌”,“抵抗到底”,都只能反面文章看)、《内外》(“对外要安,对内就是攘”、“绝对不能言抗日”)、《文章与题目》(揭露当局的政策是“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宁赠友邦,不给家奴”)、《天上地下》(揭露当局派飞机轰炸苏区)、《“有名无实”的反驳》(“不抵抗将军下台”,“不抵抗主义”仍旧留在台上)、《中国文坛上的鬼魅》(揭露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用棍子,皮鞭,手枪迎头殴打徒步到南京请愿的爱国学生)。

第二类文章有《沉滓的泛起》(揭露在国难声中各种沉滓泛起,乘机推销美国电影、养身灵药、德国警犬,以及各路明星的轻歌曼舞……)、《新的“女将”》(讽刺当时画报上出现那种“白长衫的看护服,或托抢的戎装的女士们”。“雄兵解甲而密斯托枪”是富有戏剧性的表演)、《宣传与做戏》)(“离前敌很远的将军,他偏要大打电报,说要‘为国前驱’。连体操班也不愿上的学生少爷,他偏要穿上军装,说要‘灭此朝食’”)、《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讽刺上海青年组织的“青年援马团”,扬言要徒步走到东北去援助马占山将军抗日,却在常州玩梳篦,看美女)、《“非所计也”》(把中日外交寄希望于陈友仁跟日本外务大臣芳泽谦吉的“私人感情”)、《论“赴难”与“逃难”》(讽刺那种“用死尸堵住敌人的炮口”,“用热血胶住倭奴的刀枪”一类慷慨激昂的诗歌)、《真假堂·吉诃德》(明知大刀不能救国,偏舞弄着,还嚷着每天杀敌几百几千)、《祝涛声》(不满意那种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文章)、《九一八》(戴季陶讲“道德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航空运动及节约运动”,唯独缺少军事救国)、《赌咒》(当局徒作大言,什么“誓杀敌,誓死抵抗”,但信不得)、《以夷制夷》(揭露当局的虚假宣传,以及用伪军“以华制华”的手段)、《中国的奇想》(讽刺“一面救国,一面又可以发财”的奇想)、《新秋杂识(二)》(批判上海市民出于愚昧,光在月蚀时忙着救月亮)、《清明时节》(扫墓救国,而不确知坟里埋的是谁)、《偶感》(讽刺“科学救国”,“跳舞救国”,“拜佛救国”)。

我不惜篇幅引用鲁迅杂文中的以上论述,近乎誊抄工。但其实反倒节省了批驳诬蔑鲁迅为汉奸者的笔墨。试问:主张团结御侮,这难道不是动员抗日吗?主张切实抗日,这难道不是将抗日救亡运动引上正轨吗?中国有哪个“汉奸”会有以上正确主张呢?更何况鲁迅临终前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等文中,更明确表明了“抗日反汉奸”的民族立场,豪迈地宣称自己拥护并无条件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说,“那理由就是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

三、鲁迅宣传抗日的多种方式

陈漱渝:鲁迅先生真的是通日卖国的大汉奸吗?

除开撰写杂文之外,鲁迅宣传抗日还有其他多种方式。比如,扶植以抗日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鲁迅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作序,就是因为在这部小说中,“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

一·二八战争爆发之后,鲁迅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郁达夫、陈望道、周起应、钱杏邨、沈端先等40余人,联名发表了《上海文艺界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文化团体及作家书》,号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屠杀,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世界革命的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国际帝国主义,反对瓜分中国的战争,保护中国革命。”此外,他还想方设法搜寻反映这次战争的有关报章,并尽可能对有些消息进行调查核实。在鲁迅的遗物中,至今还妥善保存着一张1932年2月24日出版的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印行《慰劳画报》(第1期)。这期画报上有这样一组漫画:第一张是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奉行不抵抗主义,葬送了东三省;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要求撤走上海的中国驻军,国民党反动派又表示无条件接受;第二张是日本帝国主义见国民党政府软弱,于是悍然进攻闸北,十九路军奋起与日寇进行殊死战斗;第三张是十九路军的英勇战斗,不但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使其他帝国主义也为之震惊;第四张是南京政府的要人们带着姨太太仓皇逃往洛阳;第五张是上海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援助十九路军抗日官兵;第六张是坚持抗战到底,谁出卖中国领土就打倒谁。另一帧漫画的大意是:去年国民党当局出动几十架飞机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狂轰滥炸,而在一·二八战争期间国民党的飞机却渺无踪影。还有一组漫画,报道了日本士兵的反战情况:1932年2月3日,日本神户有一团士兵哗变,表示“不到中国去,不打中国兄弟”,结果300余人惨遭枪决;2月9日,上海虹口日兵300余人,反对屠杀中国劳苦民众,并向其他日兵宣传,后全部被押送回国。这期画报上还刊登口号,号召抗日的士兵与劳苦民众联合起来,反对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主义,抗议国民党当局压迫抗日民众。这期画报虽然印刷粗糙,绘画技巧也不成熟,但却表明当时的左翼美术运动跟民族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并起到了积极配合的作用。

据周建人回忆,鲁迅还搜集了这次战争期间流传于民众口头的一些抗日故事。比如,鲁迅曾满怀敬佩之情,对人们讲述过三位抗日英雄的事迹。一位是某抗日组织里的大队长,他不幸被捕,被押解到四川北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敌人审问时,他大义凛然,镇定自若,直到牺牲,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另一位是十九路军的下级军官,他穿便衣在四川北路一带执行任务时被抓获。敌人用酷刑逼迫他说出十九路军的作战部署,把他打昏七次,他不但没有泄露任何秘密,而且咬紧牙关,一声不吭。还有一位穿西服的青年,更是表现了出人意料的大胆机敏。敌人把他跟其他一些人押解到海军陆战司令部的空地上执行枪决。枪响后,敌人清点尸体,才发现少了一个。原来行刑前敌人一时找不着绳子,便用这位青年的西服领带系住他的双手。在刑场上,他利用绸领带的滑性,挣脱出双手,趁敌人集中注意力瞄准别人时,翻过空地周围的矮墙逃跑了。一个人在临刑前还如此机灵敏捷,使行刑的日兵也不禁为之瞠目结舌。

四、八年抗战中的鲁迅

陈漱渝:鲁迅先生真的是通日卖国的大汉奸吗?

鲁迅的抗日救亡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言行之中,而且在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过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19371019日,许广平在《救亡日报》发表了《纪念鲁迅与抗日战争》一文,总结了鲁迅的战斗精神和战斗方法:“他告诉我们要有毅力,空口喊冤没有用处,要反抗,复仇;这反抗须坚决持久,战线扩大,添造战士,敌人是怯的,不足畏,我们应该注意民力,不要讲面子……”。在抗日战争时期,从民族解放战争的角度阐发鲁迅思想的文章还有很多,如胡愈之的《鲁迅——民族革命的伟大斗士》、许杰的《悼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的《鲁迅先生生前救亡主张》、汉夫的《鲁迅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宣传大纲》、郭沫若的《持久抗战中纪念鲁迅》、艾思奇的《民族的思想上的战士》、聂绀弩的《鲁迅——思想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倡导者》,等等。这些文章,均已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辑的《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可以参看。此外,193712月,上海战时出版社还专门编选了一本《鲁迅与抗日战争》,收入冯雪峰等撰写的文章共30篇,如《鲁迅先生大病时的重要意见》、《鲁迅与民族统一战线》等,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

在八年抗战期间,各地都还举行过不同规模的鲁迅纪念活动,广泛宣传了鲁迅的抗日救亡主张。比如,19401019日,陪都重庆召开了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大会。冯玉祥将军致开会词,他说,鲁迅“老早在主张‘团结抗日’,当时还很有些人认为不可,但是他,用了他的口、他的笔,坚持了这样的主张”。他从鲁迅的文化遗产中提炼了三个字:“真”、“硬”、“韧”,并号召:“我们要以这三个字来做我们的兵器,再加上我们自力更生,我相信我们的抗战一定能得到胜利的。”在当天文艺界抗敌协会举行的聚餐晚会上,周恩来发表了讲演。他概括了鲁迅一生的四大特点:一,律己严;二,认敌清;三,交友厚;四,疾恶如仇,周恩来说:“鲁迅先生可以说是我们文艺界最优秀的战略家。我们今天的团结,也正是说明了认清我们唯一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在延安,不仅召开过纪念鲁迅活动,而且成立了鲁迅研究会,出版了有关书刊。延安鲁艺更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文艺人才。特别应该提及的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多次给予鲁迅以崇高评价,更扩大了鲁迅思想的影响和鲁迅作品的传播。在我看来,鲁迅的著作跟《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救亡文艺一样,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强大的鼓舞士气的作用。

五、鲁迅的留日体验及其日本观

陈漱渝:鲁迅先生真的是通日卖国的大汉奸吗?

鲁迅是21岁那年东渡日本的,28岁才辍学归国。可以说,他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时期正是在日本度过的。当时,一般中国留日学生的心态是既恨日本又学日本,即“留日反日”:“恨”的是日本从甲午战争之后对中国日甚一日的侵略,“学”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强国经验。通过蜜蜂采蜜式的广采博取,鲁迅在日本更为完备地吸纳了世界文明的最新成果,形成了他中西合璧式的较为完善的知识结构。但是,鲁迅在日本也备尝了身为弱国国民的悲愤——在街上,他不时听到将中国人称为“锵锵波子”(中国佬)的轻蔑之声;在校内,他仅仅因为成绩中等而被那些将中国人视为“低能儿”的同学非法检查讲义;在新闻图片上,他看到中国人因被迫充当俄国人的奸细而被日本兵砍头……这些接二连三的刺激又使他实现了“弃医从文”的人生转折。如果说,近代日本的侵略行为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那对鲁迅而言,还多了一种文学救国意识。

在研究日本兴国经验时,鲁迅发现中国文明跟日本文明有着很大区别。相对而言,日本人的历史没有中国悠久,因而传统少,禁忌少,遇到外来先进文明容易转型,没有中国那种僵化保守的弊病。日本的文化先取法于汉学,后来取法于兰学。在借鉴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日本人又能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与择取眼光。比如,日本人刑法中没有“凌迟”(零刀碎割,使犯人痛苦而死),宫廷中没有“太监”(被阉割的男役),女性也从不缠足。这就说明在吸收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日本人剔除了其中的糟粕,丝毫没有“全盘汉化”。有些中国人鄙薄日本人的理由之一,是觉得日本人只会模仿而缺乏创造。鲁迅则认为,创造固然是优点,但模仿并不是缺点,如果会模仿又加上创造,日本人的文化将会更加灿烂。

鲁迅留学日本人时期摄取知识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通过“日本桥”了解并借鉴世界文明,如通过二叶亭四迷的译文接触了果戈理的《狂人日记》,通过森田思轩的译文接触了雨果的《随感录》。二是直接从日本文化中吸收滋养,如欣赏葛饰北斋的浮世绘,观看仙台“森德座”演出的歌舞伎,大量购买诙谐中略带苦涩的夏目漱石的著作……据不完全统计,鲁迅作品涉及的370多名外国作家中,日本有90名,超过了1/4。鲁迅翻译的150多种外国作品中,日本占65种,将近1/2,可见鲁迅与日本文化的密切关系。

通过认真读书和实地观察,鲁迅形成了自己的日本观,其基点就是将日本广大民众跟极少数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军国主义者加以严格区分。19332月,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被当局迫害致死,鲁迅随即用日文拍发了唁电,刊登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第45期合刊,并且联合郁达夫、茅盾、丁玲、叶圣陶等友人在北平左联刊物上刊登《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唁电明确指出:“日本和中国的大众,本来就是兄弟。资产阶级欺骗大众,用他们的血划了界线,还继续在划着。但是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先驱们,正用血把它洗去。”同年9月,鲁迅又支持召开远东反战反法西斯大会。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是弱国,日本则在亚洲称雄。在两国国力悬殊的情况下,鲁迅认为“东亚亲和”“中日亲善”是难以实现的。要想和平共处,唯一的办法是中国应该强大起来。他在跟日本松本重治的谈话中说:

“我的看法,如果是强者和弱者两方,这两方难能和平相处,很快就会引起争吵。所以,弱者一方如果不强大起来,争吵就不会停止,就是说,中国的军备和日本的军备如果不处于对等状态的话,日中亲善也有限,日中协调也好,都办不到。”

“强国”先要“立人”,即改造中国的国民性。鲁迅将中日两国的国民性加以对比,发现中国人的缺点是马马虎虎,而日本人的优点却是认真。在跟内山完造的谈话中鲁迅指出:

“中国四万万的民众,害着一种毛病,病源就是那个马马虎虎——就是随它怎么都行的不认真的态度。”“日本人的长处,是不拘何事,对付一件事,真是照字面直解的‘拼命’来干的那一种认真的态度。”“中国把日本全部排斥都行,可是只有那认真却断乎排斥不得。无论有什么事,那一点是非学习不可的。”

准确、全面地了解鲁迅的日本观,是全面、准确评价鲁迅是一个必备条件。

(本文原载《上海鲁迅研究》2015年第1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注释:

  340515·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②《南腔北调集·论“赴难”和“逃难”——寄〈涛声〉编辑的一封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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