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援:关键时刻需非常之人,行非常之策、拼非常之勇!

罗援 2022-02-04 浏览:

新春已至,我们以什么给大家拜年呢?

捧上一杯陈年老酒,从历史的苦酿中品味今日之甘甜。

去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个至暗时刻。

一个是1927年的“四一二大屠杀”。国民党背叛革命,共产党员血流成河,仅三天,即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

这次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幸得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等共产党人提出了“武装夺取政权”的主张,毛泽东、朱德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力挽狂澜于既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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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至暗时刻是1934年底,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后,血染湘江。红军主力由8万6千人,锐减为3万人。中国革命前途何去何从?吉凶未卜。

此时,实际掌握中央红军用兵大权的博古、李德执行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惊慌失措,举棋未定,反反复复决意去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

而蒋介石这时已经在湘西部署了20万大军,形成口袋阵,只等红军来钻。危难之际方显英雄本色。

毛泽东挺身而出,当机立断,放弃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挺进,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

在中国革命的至暗时刻,毛泽东又一次果断拨转了航向,为红军在惊涛骇浪中转危为安,反败为胜,指明了道路。

实践证明,在关键时刻必须有非常之人。时势造英雄,英雄也能造时势。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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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之人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够打破常规,不按常理出牌。当时,红军的形势非常险峻。国民党派重兵“围追堵截”,外围的湘军、川军、桂军和黔军,分头多路向东、向南猛插,在西边和北边阻截;近处的守敌在黔东的锦屏、江口、沿河一带严加布防。

更为危险的是,蒋介石嫡系薛岳兵团吴奇伟纵队4个师、周浑元2个纵队已尾追红军至镇远、施秉、黄平、三穗一带;黔军6个团防守着江北老君关渡以东至岩门渡以西百余里的十几个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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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意图十分明显,逼迫红军要么在被动的情况下就地决战;要么被驱赶到湘西“口袋阵”就擒:要么强渡乌江,背水一战。

而蒋介石认为强渡乌江是最险的一步棋,因为他已经把乌江部署为第二个湘江,令黔军25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侯之担部成一字长蛇摆开,在长约200余里的河段上部署了5个团和一个机炮营的防守兵力。

我军一些指挥员对强渡乌江也心存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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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说,“乌江天险岂能一下子飞过?”博古认为,“黔军王家烈依托乌江,扼险固守,胜算难料吧?”

而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在“胜算难料“之间,善于创造和把握胜机,出奇招,下险棋。他说,“天险可渡,强敌难缠。兵家权谋,避实就虚。我们没有必要以3万之众,去钻蒋介石的20万铁桶阵,而要像剑一样戳破北面力量薄弱的黔敌,从而甩开敌人的包围圈,化险为夷。”

他要求红军不从一个渡口强渡乌江,而从茶山关、江界河、回龙场等多个渡口偷渡或强渡。要求各渡江部队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使敌难以左右兼顾。

果然,毛泽东出奇制胜,使中央红军置于死地而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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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指挥虽然英明,但也要有猛将和勇士们来实现。红2师红4团就是中央决策的坚定执行者,他们担任了红1军团的渡江先锋。

团长耿飚先用部分兵力佯动,然后,趁敌不备,悄悄将1营调到了上游老虎洞的对岸,作强渡主力之用,并以1营1连为主在各连队挑选出了18个能攻善守、水性好的干部战士,组成了渡江突击队。

为稳妥起见,耿飚先从18勇士中挑出了8人,让他们拉着一条绳索游到对岸,以便接应后续部队武装泅渡。但当8勇士泅渡到江道的三分之二时,被敌人发现,一阵猛烈的炮火,8勇士牺牲1人,其余7人被迫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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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强渡不行,红4团改为夜袭。趁着夜幕,3个竹筏陆续下水,但因为江宽水急,除一个竹筏被激流冲到下游,战士们安然返回外,其他两个竹筏上的勇士们失去了联系。

这时,红军命悬一线。据上级通报,“追踪的国民党军薛岳纵队离这里不远了,形势危急,红4团应迅速完成渡江任务。” 红4团政委杨成武立即召开团党委紧急会议,决定第三次渡江,由1营出动60多只竹筏,以1连为尖刀连,进行大规模强渡。第一批强渡的3只竹筏载着17名勇士划向对岸,在距北岸约50米处被敌军发现,我军立即以仅有的火力进行猛烈压制。

这时,奇迹发生了。我夜袭失去联系的3连长毛正华率领4名战士突然现身,出其不意。原来他们冒着严寒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潜伏了一夜,在关键时刻他们突然往敌人的心脏上狠狠地插上了一刀。

在我军的内外夹击下,敌军方寸大乱,“双枪兵”露出了原形,步枪、烟枪丢了一路。经过激战,1连协同兄弟连队牢牢地控制住了江界河渡口,为军委纵队及红五军团通过架设的浮桥渡过乌江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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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左、右两路红军也突破了峰岭巍峨、悬崖峭壁的茶山关渡口和回龙场渡口,一路攻击向前。

当国民党薛岳等部队追到乌江边时,却只能望江兴叹,红军已烧毁浮桥,甩开敌人,离乌江北岸有数十里之遥了。

突破乌江恰逢1935年年关,1月1日打响,1月5日结束,历时5天,击溃黔军4个团、2个营约4000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补充了红军装备,为1935年献上了一个大礼。

不仅暂时摆脱了敌军的追击,而且为我军获得了难得的休整机会,特别是为我党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创造了条件。可以说,突破乌江的决策者、指挥者和参战的勇士们,他们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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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彰突破乌江的勇士们,红1军团授予红4团3连连长毛正华三等红星奖章;授予1营营长罗有保、2连连长杨尚坤、指导员王海云、青年干事钟锦友、2班班长江大标、3连连长毛正华、3班班长唐占钦,机枪连连长林玉,侦察连连长王友才,以及战士王家福、刘昌洪、钟家通、朱光宣、林文来、刘福炳、罗家平、丁胜心、温赞元、孙明、羽辉明、曾传林、赖采芬等22人“突破乌江战斗英雄”称号,授予红2师红4团1营1连“强渡乌江模范连”荣誉称号。

罗援:关键时刻需非常之人,行非常之策、拼非常之勇!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把每一位勇士的姓名、职务实录于上,是想让后人们不要忘记他们!

没有他们,长征的历史恐怕要重新改写;没有他们,新中国恐怕要推迟若干年诞生;没有他们,我们不可能在祥和的氛围中欢天喜地地迎新春。

又到一年新春,每逢佳节倍思亲,除了思念我们的亲人,还应该思念那峥嵘岁月,以及在那峥嵘岁月中流血牺牲的勇士们。

罗援:关键时刻需非常之人,行非常之策、拼非常之勇!

又到一年新春,我们又开始了新的征程。八十八年前的那次长征为我们现在的新征程提供了太多的启示。

我们仍然面临着天灾人祸,仍然面临着敌人的“围追堵截“,但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

我们一定能够以非常之人、非常之策、非常之勇,战胜种种艰难险阻,突破一道一道的乌江天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罗援:关键时刻需非常之人,行非常之策、拼非常之勇!

又到一年新春,我们再次满怀深情地吟唱毛主席的诗词《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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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将,军事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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