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党外科学家与毛主席“西湖夜谈”不禁感慨: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有条件走科教救国的道路

作者:胡新民 来源:党史博采 2021-11-26

三位党外科学家与毛主席“西湖夜谈”不禁感慨: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有条件走科教救国的道路

胡新民

《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三卷》(以下简称《年谱》)记载:1958年1月5日 晨零时三十分,在杭州刘庄同应邀从上海前来的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谈话,内容涉及逻辑学、遗传学、新闻学等领域,谈话至晨三时结束。(见该书第275页)

这三位著名的知识分子从事的专业不同,与毛泽东相识的时间不同。周谷城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早在1921年,他与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时就相识,当时毛泽东教国文,周谷城教英文。解放后毛泽东数次和他交流过学术问题。谈家桢是中国现代遗传科学奠基人,他在1957年3月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对他已经有所了解的毛泽东鼓励他顶住苏联李森科学派压力,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赵超构是我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他在1944年六七月间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的时候,采访了毛泽东,并在其成名作《延安一月》的《毛泽东先生访问记》一章中,客观、平直地描写了他初见毛泽东的音容笑貌。毛泽东先后接见、约见过他7次。

关于“西湖夜谈”的内容,没有正式的文献记载。但他们三位后来的回忆,可以相当完整地展现当时的内容和当时的场景。

三位党外科学家与毛主席“西湖夜谈”不禁感慨: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有条件走科教救国的道路

◆1978年,谈家桢在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作学术报告

1998年5月20日,谈家桢在《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回忆,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57年3月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胸襟宽广、学问渊博、平易近人。从1957 年3 月后,我前后四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其中,会晤时间最长、谈话内容最丰富的是1958年1月在杭州西湖刘庄的那次会见。在那次会见中,毛泽东主席充分展露了他那过人的才学、博古通今的知识面和精辟犀利的见解。毛泽东主席待人是十分随和的。就以杭州西湖刘庄的那次会见而言,他无论对周谷城,还是对我和赵超构,都显得十分随和。毛泽东主席谈话不是教条式的,很幽默。那次杭州西湖谈话的前后,他正在思考着一些大问题,在跟我们的谈话中也表露出来,譬如,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强调的走群众路线、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再譬如,他在谈话中反复提到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以及宋玉指登徒子好色的例子,在几天后召开的南宁会议上,他都提到了。毛泽东主席教育人,很讲究方式方法,通常不是直截了当的。譬如,在那次西湖会晤时,他希望我们注意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经过他的譬解,我们心服口服。后来,赵超构就按照毛泽东主席的嘱托,去了自己的家乡,写出了很好的文章。”

谈家桢在这里提到赵超构回家乡写出好文章的事情,赵超构在回忆中写道:“(毛泽东)教导我一定要经常到下面跑跑,多接触工农兵,受教育。主席说他自己一到下面跟群众接触,就感到有生命。主席还说,知识分子一定要走出书斋,如果你不肯自动出来,将来会有人把你们揪出来的。这些话都是意味深长的,都是针对我们知识分子毛病的。既是批评,也是最大的关怀。那天清晨临别的时候,主席很高兴地说,这样的聚会,也算是‘西湖佳话’吧。在杭州的第二次接见时,主席还指示我回自己的家乡去参观,因为对自己的家乡最熟悉,最能够对比出解放前后的巨大变化。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在当年五六月间回到家乡温州一次,在附近的各县城参观了两个月。在《新民晚报》上写了《吾自故乡来》的连载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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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超构

“大跃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次严重曲折。但那个时候党的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同心协力,急欲改变国家落后状况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尚,还是弥足珍贵的。赵超构亲眼目睹的大修水利、大修公路、深耕密植、社办企业、绿化工程,还有妇女“半边天”等等,使他发出真诚的嘉许、赞叹:“这些印象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真是群情激荡,欲罢不能……!”难能可贵的是,直到1992年去世,他也没有否认过人民群众的这种精神的积极意义。

与毛泽东相交最早的周谷城,是最早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向外透露的。他在1958年3月4日给学生上历史课时,谈到了毛泽东的约见,说道:“主席很好!身体很健康!工作起来生龙活虎!”教室里立即响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好像要把整个教室震塌了似的。他把他和毛泽东的交往史作了简单介绍后,说:“主席很谦逊。我们和他在一起,像和老同事们在一起一样,一点儿感不到有什么特别,一点儿感不到有什么拘谨。我们一块儿说笑,一块儿抽烟,一块儿吃饭。主席说话,总是谈笑风生的。主席说:‘一个人有没有架子,不要自己来鉴定:说我没有架子了。如果群众说你没有架子,那你才算真正的没有架子了。’这说得多对呀!譬如下放干部,他是不是真正的放下了干部的架子,自己说放下了不能算数,应当让群众来作鉴定。”“主席很好学。他念了一本书又一本书。但是,主席的念书,并不是为了念书而念书,主席的念书是为了中国的革命,是为了中国六万万劳动人民。主席说:‘工业比较好搞,农业比较难搞。’因此,主席为了中国的五万万农民兄弟,就啃了一本土壤学又一本土壤学。主席年岁这么大了,每天还要念两个小时的英文。主席因为好学,当然也就博学。他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他还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出色的历史学家。他讲起历史来,古今中外,头头是道,连我这个所谓全国闻名的历史学家,在他的面前,也只得认输。”“总之,一言以蔽之,主席想到的就是这个‘大’字,就是中国六万万人民的这个‘大数目的大’字。每次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每次就感到自己的惭愧,自己的渺小。要做的工作那么地多,但自己却并不争气,做得那么地少,又那么地不好。像主席那样的人,任何知识都会在他的身上,发生很大的作用。因为主席想到的,就是这个‘大’字啊!”

“西湖夜谈”后,他们三位又在不同场合和毛泽东见过面,或长或短谈过话,这都使他们深受鼓舞。“文革”期间,他们都有“牛棚”的经历。1968年,在毛泽东的过问下,周谷城、谈家桢(他们都是复旦大学的教授)恢复了工作。1972年,在“五七干校”的赵超构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三位党外科学家与毛主席“西湖夜谈”不禁感慨: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有条件走科教救国的道路

◆毛泽东亲切接见周谷城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消息传来,他们悲痛万分。周谷城当晚作《哀悼毛主席》七律一首,前四句为:“深秋日午朔风号,领袖惊传别我曹。抢地呼天呼不应,伤心惨目泪如潮。”1983年,周谷城到韶山瞻仰了毛泽东故居。他遥想当年,感怀系之,赋诗《赴湘潭革命圣地》一首,最后两句是:“万国工农争景仰,喜看遗泽润天涯。”赵超构于1977年9月受邀赴京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遗容。当他见到毛泽东的遗体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激动的情绪,一时涕泪滂沱,啜泣起来。他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是历久弥新的。在后来社会上出现非毛化的言论和文章时,他总是对同事和朋友说:“那样的文章我是决不写的。”他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终生难忘毛主席的关怀》《毛主席教育了我》和《天大恩情难补报,殷切教诲从头学》。一直到他去世,他没有一句对毛泽东的非议,甚至在谈笑间也没有讲过一句轻薄的话。毛泽东去世时,谈家桢在上海文化广场设下的灵堂为毛泽东守灵,“哀乐阵阵,哭声阵阵,凉风阵阵。心头巨大的悲痛……”。他在1999年所作的自传《生命的密码》一书中写道:“毛泽东主席逝世已有二十多年,我对他的思念与日俱增。这种思念随着岁月的消长,又从感情上升为理念。”

他们三位一直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他们与党是同心同德的。谈家桢在《生命的密码》中写道:“为什么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半个世纪以来,在思想上一直自觉地、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听共产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呢?”“我亲身体会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有条件走科教救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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