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评高层分歧:做减法还是做加法?

赵磊 2016-05-21 浏览:

  当今高层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窃以为一言以蔽之,或者可以这样定义:做减法,还是做加法?

  做减法的核心理念,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容,官方表述为“加减乘除”。虽然“减法”只是其中的一项内容,但要害就是要做减法,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

  做加法的核心理念,是刺激需求的“凯恩斯主义”。有人把刺激需求与结构升级截然对立起来,这是武断的(其实,刺激需求与结构调整并不是绝对排斥的,而结构调整必然是“有加有减”)。当然,刺激需求虽然也要做减法,但要害还是做加法。比如,互联网加,鼓励民间借贷,双创,增发货币,债转股,金融杠杆,等等,这些做法在相当意义上是做加法,是做大需求,甚至有做大泡沫的成分。

  习近平同志说,“供给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那么,二者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习近平说:

  ——“供给学派强调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应该从供给着手推动经济发展;增加生产和供给首先要减税,以提高人们储蓄、投资的能力和积极性。供给学派强调的重点是减税,过分突出税率的作用,并且思想方法比较绝对,只注重供给而忽视需求、只注重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习近平的这个表述,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学派做了本质上的区分。我认为,这个区分不仅相当深刻,而且意味深长。何以意味深长?我提醒大家注意习近平这个表述的“语境”。严格说,习近平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定性,是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语境下的定性,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目的语境下的定性

  事情很清楚,“更好满足人民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只能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而不可能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目的不是“更好满足人民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而是“最大限度追求利润”,“最大限度追求剩余价值”(马克思语)。

  我之所以强调“语境”,不是要拿“政治正确性”来说事,而是要说明,在不同的语境下,不仅供给侧结构改革所表达的政策含义大相径庭,而且其中所包含的生产目的甚至生产关系,都有所不同。换言之,若要真正把供给侧结构改革与供给学派区别开来,那么,这种区别就只能是“制度背景”和“生产关系”的区别,而不能仅仅是具体政策的区别。否则,二者就很难撇清关系。

  如何看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学派的区别?除了理论上的定性之外,尚需要实践的检验,也就是说,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不过有一点我想特别指出,中国现在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里根经济学实施(供给学派实践)的时代背景有很大不同。其中一个显著区别在于:虽然“一带一路”战略正在展开,但由此开拓的市场,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所提供的市场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市场经济的灵魂是资本,资本的生命力在于利润,而利润的高低取决于市场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做减法”,目的是通过摧毁“无效供给”,促使产业结构升级以提供新的有效供给,从而达到新的供求均衡。然而做减法有三个问题必须搞清楚:其一,在所谓“无效供给”中,到底有多少供给真的是“无效”的?其二,在所谓“有效供给”中,到底有多少供给真的是“新供给”?其三,去产能(市场出清)的代价究竟由谁来承担?

  如果这其中“无效”的含义和“新供给”的含义,人们都模糊不清,达不成共识,如果去产能的代价只能让普通民众(主要是由劳动阶级以及中产阶级构成的民众)来承担,那么,做减法以及所谓的产业结构升级就只能是对物质资源的浪费和对社会经济关系的破坏。

  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背景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语境下,只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才有资格回答上述三个问题。也就是说,是不是“无效供给”?是不是“新供给”?市场出清的代价究竟由谁来承担?这些都是利润率说了才算数,一句话,是资本说了算——市场经济资本为大嘛。

  如果上述三个问题不能任由资本说了算,而劳动也要有发言权的话,那么,做减法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就必须具备相应的“制度环境”,至少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语境”。比如,若要减缓或分担“去产能”的代价,若要让社会各阶级公平承受市场出清的代价,那么就只能强化政府的作用,而不能任由资本肆意妄为——遗憾的是,这与“市场自动出清”的理念在逻辑上是相悖的。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做减法”,说白了,就是“市场自动出清”。什么叫市场出清?就是“暴力去产能”、“暴力去库存”、“暴力去杠杆”!也就是马克思说的“暴力方式实现统一”。通过暴力来“强制供求平衡”的确是解决问题的治本之道,但关键在于,社会承受得起吗?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就是“暴力去产能”、“暴力去库存“、“暴力去杠杆”的代价,结果,才有了后来的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

  一直到20世纪末叶,凯恩斯主义都是市场经济应对危机的标准手段。20世纪80年代,里根实施供给学派的主张,看似挽救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于滞涨危机之中,其实里根经济学展开之时,恰逢中国改革开放大背景为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需求支撑。

  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做减法”,又要与供给学派的“市场出清”撇清关系,既要“去产能”,又要“不暴力”,怎么办?那就只能强化政府的作用。说的直白些,就必须通过“看得见的手”来调控“做减法”的过程和节奏,也就是要加强“计划性”的宏观调控。

  由此可见,把供给侧结构改革与供给学派以及新自由主义撇清关系,的确很有必要,但是,若仅仅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语境下来撇清二者的关系,那就有点理想主义了。此话怎讲?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若真要和供给学派撇清关系,那么其制度背景就应该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基于供给侧的市场出清也好,做减法也罢,只能是点燃危机的导火索、引爆危机的雷管。正因为如此,刺激需求才成了资本主义应对危机的常规手段——虽然只是治标而已。

  经济危机就是“暴力去产能”。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语境下,你若“不暴力”、你若“不强制”,又如何去产能呢?市场出清就是“强制”,经济危机就是“暴力”。一言以蔽之:若要“去产能”而又“不暴力”,那就需要政府的调控和计划的介入。否则,政策选择就必然陷入两难悖论之中:“做加法”只是在延迟危机的爆发,“做减法”又难以承受暴力去产能之痛。

  可见,要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语境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没有政府作用不行,离开了“计划”介入更不行。

  做减法还是做加法?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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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磊
赵磊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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