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鸿兵:“中国模式”的出路

作者:宋鸿兵 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3-05-02
  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的核心,应该是毫不犹豫的将发展国内市场置于最优先的战略地位,坚定不移地将出口依存度逐步降到GDP的10%以下的安全区域,把国民经济的主要资源从输送国外市场,改为向国内市场倾斜

  中国必须转型。这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自身的要求,更重要的是,除此之外,中国已别无选择。这就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中国模式3.0究竟要实现怎样的目标?路径又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新的路径?

  近170年来,中国一直是个勤奋好学的好学生,先效仿西洋,后学习东洋,然后师从苏联,最终倾心于美国。中国将世界各国学了遍,结果发现全盘照搬哪种模式,在中国都有问题,中国必须也只能走自己的道路,同时借鉴其它国家的经验。

  首先必须明确,中国不是德国和日本,更不是亚洲四小龙,在国家目标的定位上,只有美国是中国的参照。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绝不是大国的根本出路。学习美国的经验,应该主要借鉴美国1971年以前的实业崛起时代,特别是19世纪美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决胜之道。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债务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则十分有害,应当小心谨慎地避免重蹈覆辙。

  美国崛起的核心之道,就是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在这种立国精神的指引下,美国一切国内国际政策,皆以实用为原则,凡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事,有用就用,无用则弃,绝没有半点含糊。可以说,美国是所有国家中最“拎得清”的一个,对于自己想要得到的利益,极其清晰,毫不妥协,在实现的过程中体现出一种近乎偏执的坚持,而对于那些不符合其利益的选择,却总能相当圆滑地推三阻四,不了了之。

  美国在经济崛起过程中,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体现为刻意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根本不理睬英国人拼命“传销”的所谓自由贸易理论,实行的是高关税、高工资、重科技、强工业、大市场的思路。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理论的推动者和鼓噪者,正是世界霸权国家自己,其目的就是将其已获得的巨大竞争优势,永久性地固化成制度。任何赶超型的国家都不能受这种有害的理论的蛊惑而自断经脉,中国必须确定的全球化的原则就是:于我有利者用之,于我有害者弃之!

  当美国在这种实用主义的指导下,发展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市场后,她就牢牢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罗斯福之所以敢颠覆了1933年的伦敦经济会议,任由美元贬值摧毁欧洲的货币稳定,就是因为美国出口仅占经济总规模的3%,即便是到了77年后的2010年,也只有8.8%!当英国人在30年代将美国势力逐出欧洲大陆后,罗斯福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成为“负责任大国”的虚名,颠覆英镑帝国,才是他的真正企图。二战后,美国之所以不理睬欧洲人对货币稳定的渴望,还是因为美国的国内市场足够大,而欧洲国家市场空间有限,货币稳定对欧洲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美国。美元贬值符合美国的利益,同时又不依赖欧洲的市场,美国当然无所顾忌。

  当债权是武器时,美国就用债权大棒砸得大英帝国眼冒金星;当美国成为债务国时,美国又将债务变成权力,拎着债务权杖追着债权国暴打。每当中国减持美国国债,甚至只是买入量不足时,中国的周边总会出现稀奇古怪的事端,比如美国总统突然宣布会见达赖,或向台湾出售军火,或挑唆南海诸国闹事,或鼓动日本在东海强硬。中国一旦大幅增持美国国债,则周边环境就会清净一段时间。这就是美债外交!事实上,美国是通过国债来向中国收取保护费。不交?就整得你寝食难安!

  美国为什么这么横呢?因为她算准了中国依赖美国大于美国依赖中国,没有美国的市场,中国制造就会崩溃,大量失业人员将成为中国政府每晚的噩梦。说到底,债权或债务的大棒对于美国来说,都能挥舞自如,其本质原因在于各国都需要美国的市场,谁被美国市场所拒绝,谁就相当于遭到了“经济流放”。欧元对美元的挑战,力量的来源不是货币,而是欧盟统一的超大规模市场!当欧盟国家不一定非要依赖美国市场的时候,欧洲就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正是当年罗斯福对丘吉尔的英镑区非常忌惮的原因。

  日本的悲哀就在于,虽然有自己强大的生产能力,但却先天不会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日本原来企图用战争的手段占领亚洲的原材料基地和庞大的市场,在失败后,日本不得不投靠世界市场的主宰者美国,因为没有世界市场,日本就什么都不是。

  中国的脆弱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2010年中国出口占GDP的26.8%,而美国仅为8.8%,谁更依赖谁,一目了然。在这样不对等的情况下,中国无法不受制于美国,也无法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所有的强者和社会中的成功人士,可能有性格、脾气、爱好等诸多不同,但他们永远共享一个特点,那就是“自己的命运,自己操盘”!从来不会有一个强者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主宰,而获得了最终的成功。当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将出口视为发展的主要动力,这无异于将命运的主宰权拱手送人!当GDP中26.8%的经济活动直接依赖于外部市场,中国就不可能成为自己命运的操盘者,更不可能成为世界级的强国!

  对外部市场的高度依赖,只能使中国经济更加脆弱,让中国外交难以坚挺,让国家安全更多顾虑。它不仅带来与别国的贸易激烈摩擦,产生危险的政治对抗情绪,也使中国无法形成真正的凝聚力和号召力。现在,中国能够生产的绝大多数出口产品,十年后就可能移到印度、墨西哥、越南或其它国家,无非是看谁更廉价。当中国的货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世界原材料价格、环境污染恶化等因素到达一定的临界值,跨国公司抛弃中国将如弃敝履,不会有丝毫犹豫和半点怜悯。将国家命运寄托在这样的增长模式上,实在是危如累卵,令人寝食不安!

  中国未来发展模式的核心,应该是毫不犹豫的将发展国内市场置于最优先的战略地位,坚定不移地将出口依存度逐步降到GDP的10%以下的安全区域,把国民经济的主要资源从输送国外市场,改为向国内市场倾斜。中国人耗费了劳动力、时间、能源、资源、土地、原材料、粮食、电力,承受了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的压力,所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应该优先由中国的消费者自己享用。

  当年美国的崛起之道围绕着高关税、高工资、重科技、强工业、大市场的思路展开,其中心就在于大市场。没有高关税的保护,美国幼稚的工业化就将被英国制造业所摧毁,缺乏强大生产力的社会,将无法形成庞大的消费市场;没有高工资,就不会有更多的消费力,也不会形成繁荣的市场,就只能变成英国那样靠压低工人收入来增加资本家利润的两极分化。对人力资本的认识,使美国意识到高收入对于工人的素质、健康、精神状态、工作热情、创新动力都是必要的保证。工资不仅仅是成本,更是资本,对人力资本的长期投入将能够带来更高的回报;重科技才能产生技术创新,加速生产率的提升,实现社会财富更大规模的创造,形成巨大的储蓄,最终带来更大的市场规模和更多的投资;强工业一直是美国崛起的看家法宝,强大的工业生产力是创造一个繁荣市场的前提,没有庞大的生产能力,美国就不可能取英国而代之,也不可能成为两次大战中“民主国家的军火库”,在战后建立起“美利坚治下的新秩序”。

  除了高关税之外,美国的高工资、重科技、强工业、大市场的战略对于今天的中国完全适用。

  用国内市场取代国际市场,以中国消费置换美国消费,把出口资源转向国内,这将极大改变中国与所有国家的关系,贸易冲突变成了贸易和平,激烈排斥转化为热情合作,对中国的敌视,会被中国市场的诱惑所折腰,政治围堵军事遏制的联盟将不攻自破。最大的市场,意味着最大的权力!

  要创造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关键的问题在于从何处着手。出口行业所形成的生产规模是面向全世界市场的,难以启动的内需能够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吗?

  答案是,事在人为!

  (作者系《货币战争》作者、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本文节选自作者新著《货币战争4:战国时代》,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授权搜狐财经独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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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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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战争》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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