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人口观：人民为本，既非“负担”也非“红利”（上）

作者：李建新来源：食物天地人 2021-07-30

李建新

毛泽东的人口观：人民为本，既非“负担”也非“红利”（上）

　　导语

　　“错批一人误增三亿”，《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流传四十余年，影响极大。以前说中国穷是因为人口太多，现在又害怕人口下降，究竟孰是孰非？如何理解毛泽东时代的人口思想与人口政策，如何评价毛泽东时代的人口实践，是人口问题上绕不过去的争议。全面回顾建国以来的人口变迁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思索未来。

　　因此，食物君近期将会分两次转发原载于《历史的经验：中国人口发展报告(1949-2018)》一书中的“毛泽东时代的人口政策与人口转变”一文。

　　今天推送的是该文的第一、二部分，着重梳理了马寅初在历史上的遭遇，指出马寅初虽然受到了批判，但他所受批判的实质影响其实并不大，也并没有导致我国对人口生育放任自流。

　　作者｜李建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责编｜锄禾

　　后台编辑｜童话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因为无法改变或无法重新选择，但历史是值得反思的，因为人们总是希望吸取经验教训把握现在憧憬美好的未来。回顾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70年的人口变迁历史，是希望以长远宏大的历史视野，更好地构建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如何回看历史，或许苏轼那首名诗会有启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事实上，不同学科角度会看到同一事物的不同面向，而眼界远近的不同则看到了不同景象。后两句也许是“事后诸葛亮”优势的最好注释，“事后诸葛亮”是后来者走出“山中”能看清全貌的优势。历史是什么？英国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 1892-1982)在其《历史是什么？》中这样回答：“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2]

　　对于书写人口历史，“永无休止的对话”也是必然，因为人口现象和人口变迁过程的充分展示为今天学者提供了更多更全的“素材”，这是我们与“过去”不断“对话”的基础，也是后来者的优势。固然对于相同的人口历史已是无法改变的“客观”了，但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认知和解读，甚至可能会有相当的主观成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历史又是主观现在和客观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

　　作为回顾人口历史，与其说是历史人口学，不如说是人口历史学。历史人口学与人口历史学既紧密相关，又有区别。历史人口学主要集中在获取准确的历史人口信息，为人口历史的研究提供基础。人口历史学不仅关注过去人口变动的过程，而且注重与变动紧密相关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因素。[3]

　　所以本文是一种立足历史人口学的人口历史学视角，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相对准确而全面的人口统计事实为基础，再回到历史的场景中还原历史事件，描述呈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70年人口政策和人口转变的历史。

　　一

　　毛泽东人口论述及其人口思想

　　全面回顾和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人口政策及人口转变历史，必须先从完整地了解毛泽东关于人口的论述及其思想开始，因为这一切深刻地影响了我国人口政策和人口转变过程。而要准确理解毛泽东关于人口的论述及思想，则首先要回到历史巨变的情境之中。毛泽东第一次较系统地论述人口无疑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正是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倒旧政权建立新世界之时，而美国所支持的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这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声断言：因为“中国在18-19世纪里人口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言下之意，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也不例外地会碰到人口吃饭问题，也会因为解决不了人口过多，而会不断引发革命。针对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以马尔萨斯人口论为依据质疑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府，1949年8月，毛泽东挥篇写就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在这篇雄文中，针对艾奇逊这种马尔萨斯人口决定论的悲观论调，毛泽东以解放区的事实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吗？西北、华北、东北、华东各个都解决了土地问题的老解放区，难道还有如同艾奇逊所说的那种‘吃饭问题’存在吗？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几年工夫，就可以和华北、东北等处一样完全地解决失业即吃饭的问题。

　　毛泽东继续说，

　　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也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4]

　　对于中国人口问题，毛泽东在这篇著作里不仅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思想，而且还提出了著名的“革命加生产”论断，也就是说，要解决旧中国的人口问题，要改变旧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首要的是打破半封建半殖民的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然后积极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可以说这是一篇针对性很强、比较能反映毛泽东人口观和人口思想的宏文。

　　毛泽东第二次重要的人口论述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1957年。

　　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另一方面，1953年我国实施了第一次人口普查，随着普查数据陆续公布，人口统计事实的结果——如总量超过6亿人——大大超乎了以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人口估计，同时我国人口死亡水平迅速下降，人口呈快速增长态势，人口每年大约要增加1200万-1500万人。

　　1956年国内外还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1956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一些社会矛盾比较突出；国际方面，首先是1956年上半年苏共二十大召开，其次是下半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在总结一年来国际国内发生的重要事件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逐渐成熟。在他看来，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全局工作，解决国内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的一切问题的总方针。”[5]

　　1957年2月27日至3月1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会议规模空前，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1800多人。2月27日下午毛泽东做了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讲话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共有十二个问题，其中第七个问题是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一节中涉及人口计划生育，毛泽东说道：

　　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毛泽东这个话引起全场大笑）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计划生育部好不好？（又是一阵大笑）或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想办法，要做宣传。”[6]

　　在这里毛泽东首次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想法，也提出了建立计划生育部门的设想。事实上，这些讲话也成为后来我国启动和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依据。不过，毛泽东这篇著名的讲话在经过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多次修改后，最终于1957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全文发表时，此前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一节中涉及明确提倡计划生育的部分删去了，变为较为中性的表述。[7]

　　毛泽东第三次有影响的人口论述当属1958年。1957年11月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也就是在那次访问中，成形了“赶英超美”想法。1958年新年伊始，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的八年历程，毛泽东乐观地展望今后的发展“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8]

　　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到来的年代。1958年4月毛泽东看到了河南省封丘县县委给他写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介绍了该县“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力最，苦战两年，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应举社”的故事令毛泽东非常兴奋，欣然奋笔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并作为《红旗》创刊号的首篇文章全文发表。毛泽东写道：

　　‘一个苦战两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的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9]

　　在全国人民大干快上赶英超美的背景下，毛泽东发表这段人多力量大的鼓舞人心士气的讲话也是必然的，这是毛泽东以人为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思想的体现。也正是这段“人多力量大”的观点成为后来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有力武器，进而成为毛泽东“出尔反尔”的根据。

　　可以说这三次重要的讲话代表了毛泽东的主要人口论述和思想。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论著中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其人口观。可以看到在这篇论著中不仅体现了充分尊重人的价值，而且给出两种认识和解决中国人口与发展问题的思想和方法，其一是制度革命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其二是发展经济。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来理解毛泽东上述充满革命激情的、充满革命乐观的、针对艾奇逊人口悲观论的论断，毫无疑义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热情。实际上，中国革命成功本身就以铁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的胜利和马尔萨斯人口决定论的破产。至于后来在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遇到挫折和人口转变释放出的人口增长而产生的人口与发展的矛盾并不能否定毛泽东在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上所休现出的智慧。

　　自200多年前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以来，关于人口与发展问题（人口与贫困、人口与经济增长、人口与资源环境等）的认识以及解决相关人口问题之道就争论不休。在以往和当代的论争中，主要有三种认识观点：

　　第一种是以新老马尔萨斯主义为代表，坚持认为人口增长是导致人类贫困和苦难的根本原因；

　　第二种是以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派为代表，认为人口增长不是问题而是人类进步的一个原因，因为历史记录证明当世界人口增长时，人类的福祉也在提高；

　　第三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认为人类贫困和苦难与其说是人口增长引起的，不如说是由社会制度和经济安排的运作而引起。

　　正因为在人口与发展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所以，也相应地产生了三种解决人口与发展问题的对策，这就是“减少刀叉派”（马尔萨斯主义主张），“增大馅饼派”（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派主张）和“制度改进派”（马克思主义主张）。

　　第一派的认识主张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如食物）是有限的，制作的“馅饼”不足于养活增长的人类人口，所以需要减少人口以解决人类贫困发展问题；

　　第二派的认识主张是，不是“馅饼”有限不能养活人类，而是“馅饼”做得不够大，问题的本质是要把馅饼做得更大；

　　第三派的认识主张是，不是“馅饼”不够也不是非要把“馅饼”做得更大，而是“馅饼”的分配不公，需要对“馅饼”公平再分配。[10]

　　所以，面对中国人口问题，毛泽东的首要“处方”是发展经济做大“馅饼”，建设新制度分配好“馅饼”。

　　事实上，毛泽东这些人口观并不仅仅停留在对艾奇逊的批判上，其以人为本、民生为本的人口思想更体现在后来的实践中。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其《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涉及中国人口问题时，列举了一个非常富有启发的例子：即毛泽东时代给我国留下宝贵人口遗产的事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虽然我们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批判过马寅初的主张，但是在人口素质即教育和健康上比起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却大有收获，毛泽东时代的全民教育普及和全民医疗的“赤脚医生”制度使全民人口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教育普及率大大高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及印度就是一个明证（见表2、表4），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到，20世纪50年代，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同一个起点上，到70年代末，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高出发展中国家10岁之多；人口教育水平也在20世纪70年代末达到较高的初中普及，而这一切又为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储备了丰厚的人力资源，打下了良好的人口基础。

　　阿马蒂亚·森指出，毛泽东本人也许并没有考虑到他领导下的这些社会变革会有这样一种特定效果。但是这里存在着一种普遍性的联系，因为这些社会变革（普及识字、基本的医疗保健和土地改革）确实能增强人们享受有价值和更有保障生活的人类可行能力。[1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的人口实践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以人为本解决人口问题的大战略。即使在60-70年代我国人口快速增长形势下全面实施计划生育时，也始终没有突破以人为本和依靠群众、尊重群众意愿的底线。

毛泽东的人口观：人民为本，既非“负担”也非“红利”（上）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对于人口与发展问题的认识和主张，再次陷入马尔萨斯人口悲观论的“泥潭”之中，偏离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人多是负担”的价值导向制定实施相关的人口政策，一味追求“减少刀叉”的“控制数量”。1980年全面实行史上最严厉的广大群众根本无法接受的“独生子女政策”，如今随着“独生子女政策”问题的不断出现，越发证明当初出台此政策时的狭隘和短视；放在今日全球化及日益开放的大时空背景下，越发显示出了毛泽东人口思想的深谋远虑。毛泽东的人口观和人口思想全面而丰富，首先反映的是无产阶级政党所持有的“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以及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宗旨；[12]同时还包含着全面解决人口与发展问题之道的思想，即制度改进和发展经济以及符合群众路线群众意愿的计划生育。

　　二

　　马寅初《新人口论》被批与平反

　　回顾毛泽东时代的人口政策与人口转变，一位学者一本书是无法绕开的，那就是马寅初先生及其《新人口论》。从1957年马寅初《新人口论》发表到1958年马寅初被批再到1979年为马寅初平反历时20多年。而1979年为马寅初平反标志着对过去30年毛泽东人口论述和人口政策以及人口转变历史的否定。所以，同样先梳理马寅初“新人口论”被批历史事件始末也是我们能够很好地正视和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30年那段人口历史的开始。

毛泽东的人口观：人民为本，既非“负担”也非“红利”（上）

梁中堂著《马寅初考》，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出版

　　2015年初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了梁中堂教授的著作“马寅初考”。梁中堂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人口生育政策转向“独生子女政策”时的亲历者、反对者和研究者，这些年他一直都在致力于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人口计划生育历史。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梁中堂发现，过往文献和人们头脑中的马寅初以及“新人口论”都有不少建构的成分，是一个“虚幻的神话”。所以，梁中堂试图还原历史，让马寅初从神坛回到人间。

　　在这本书的自序中，梁中堂开门见山地概括了“马寅初神话历史”的建构过程：

　　首先，马寅初早在20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还没有提出控制人口的政策之前，就已经深入地研究了社会主义人口问题，主张计划生育了。毛泽东曾经把马寅初接到中南海，倾听他的“新人口论”，并接受了马寅初建言；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鼓吹人多力量大，又反悔批判了马寅初。马寅初面对康生、陈伯达的批判和迫害，表现出铮铮铁骨，不惧淫威，发出誓言：“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而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其次，批判马寅初造成了严重的人口学后果。由于错批了马老的计划生育主张，中国人口从6亿人猛增到9亿多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带来了后来的一系列人口问题，正所谓“错批一人误增三亿”。20年后，实践宣布了公允的裁判：真理在马寅初一边。[13]

　　所以，在这样的历史构建过程中，马寅初在人口学方面的形象就树立起来了。

　　历史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梁中堂在其著作里给出了新的答案。

　　首先，关于谁先提出控制人口计划生育思想，是马寅初还是毛泽东？正如上述历史文献梳理的一样，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思想。在毛泽东发表这次谈话之后，从1957年3月开始，国内相关学者纷纷发文，支持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的主张。《人民日报》于1957年3月17日和19日，分别发表了政协委员钟惠澜的“必须有计划地节制生育”和邓季惺的“计划生育符合社会主义利益”；《文汇报》于1957年4月26日、5月4日和5月11日分别发表了叶元龙的“论最适当的人口数目”、陈长衡的“谈谈过渡时期的中国人口问题”和孙本文的“八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最”；《新建设》于1957年第3期和第5期分别发表了吴景超的“中国人口问题新论”和陈达的“节育、晚育与新中国人口问题”。1957年7月3日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做了“新人口论”的发言，《人民日报》于同年7月5日全文发表。[14]不可否认，马寅初“新人口论”比较系统地论证了控制人口数量的必要性，并明确提出了计划生育的主张。所以，这段历史是这样的，1957年2月，在毛泽东发表计划生育的谈话之后，出现了学者们热议人口计划生育这个议题，包括后来有影响力并遭到批判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其次，康生和陈伯达到底参与批判马寅初了没有？梁中堂给出与众不同的结论：康生和陈伯达其实没有参与马寅初的批判。梁中堂指出，马寅初是经历了两次“批判”，第一次是1958年3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后，北京大学积极响应“双反”运动之后的“批判”，这次“批判”主要是北京大学师生之间进行的；第二次是1959年11月，马寅初在《新建设》发文，对1958年《光明日报》批判他是资产阶级学术观不服，并引出那段著名的“直至战死”的誓言，这是马寅初主动发声掀起的争论。

　　所以，梁中堂认为，马寅初两次被批判跟康生和陈伯达、跟党和政府无关，是那个特殊时代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特别是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马寅初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和批判，所以自然也没有所谓“错批一人”之说。[15]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学界很大反响，因为颠覆了文献和人们头脑中马寅初的“神话”。

　　2015年6月5日下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邀请梁中堂介绍他的新作，笔者作为评论嘉宾参加了这场报告。梁中堂的报告题目为“共和国没有神话——有关马寅初不得不说的故事”。报告结束之后引起了嘉宾们的激烈争论。其中，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给出了反证，他指出，在1999年出版的《马寅初画册》（浙江人民出版社）里面，有关于康生批判马寅初的信件复印件和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的党委会会议记录影印件。为了确保这些史料的真实性，梁中堂委托笔者查阅北京大学校档案馆。

　　2015年6月15日下午笔者来到了北京大学档案馆，看到了三份文件，第一份是1959年12月24日于光远转给陆平的康生12月23日批判马寅初的信件打印件；第二份是1959年12月15日下午北大召开由陆平主持的党委常委会会议记录，会议布置康生关于批判马寅初的指示；[16]第三份是北大1979年给马寅初平反的请示报告。这些事实表明，梁中堂质疑康生批判马寅初的观点是错误的。

　　但梁中堂写这本书时曾经查阅过许多文献包括北京大学原书记王学珍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都没有记录康生指示批判马寅初这件大事。在2008年出版的《北京大学纪事》中，1959年12月有关马寅初校长的记录有三条，第一条是12月4日，校长马寅初、书记陆平参加在北京104中学召开的会议，宣布104中学成为北京大学附中的决定；第二条是12月24日北京大学人口问题研究会举行学术报告会，由马列主义教研室一位教师做“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报告，有8000余名师生参加；第三条是12月31日《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9年第5期刊登马寅初校长的论文《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和四篇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文章。1960年3月31日最后一条关于马寅初的消息：校务委员会开会，教育部长杨秀峰到会传达国务院3月28日会议决定：接受马寅初校长辞职的要求，同时任命陆平为北大校长。[17]

　　为了进一步搞清事实真相，笔者于2015年11月4日又拜访了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王学珍。王学珍自20世纪50年代起一直在北大工作。1958年、1959年“批判”马寅初时他是学校的中层干部，他是见证者和亲历者。王学珍如今已是80多岁的老人，但头脑清晰且很健康。我问道，康生到底有没有参与批判马寅初？他回答说康生有批判马寅初的指示，令人惊讶的是他手头也有康生指示批判马寅初的信件复印件。疑问来了，既然他是见证人，也知道有康生批判马寅初的指示并且参加过北京大学书记陆平主持召开的批判马寅初的常委会会议，那为什么在他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中没有这两个“大事件”的记录呢？

　　王学珍解释道，这些事现在成孤证了，他是唯一从那时过来的且还健康的老人。他说这不算大事，而且陆平书记在改革开放平反以后他的回忆录中也没有写这段历史。为什么当事人陆平、王学珍还包括北京大学都回避马寅初被批这事件呢？通过对王学珍的访谈，了解了他们“隐瞒的理由”。

　　事实上，在他们这些亲历者、参与者看来，马寅初“被批判”事件与反右被打倒的知识分子和老教授，与“文革”时期那些被剥夺权利、失去自由、失去尊严的老干部包括陆平等相比，不是同一个性质，算不上真正的批判，充其量是人民内部矛盾，或许也还可能夹杂着知识分子之间的一些恩怨，因此，《北京大学纪事》“抹去”了这些记录。因此，梁中堂即使承认康生批判马寅初这段历史写作有误，但他仍然认为他著作的基本结论是站得住脚的。

　　再评价一下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一方面，后人评价历史都有“事后诸葛亮”的优势，因为“事后诸葛亮”往往有可能拥有全部事实真相；另一方面，也能观察到事物发生的全部过程，而且后人又往往站在前人的基础上。

　　以人类人口转变过程为例，无论是人口研究的鼻祖马尔萨斯，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马寅初，他们所经历所观察到的是人口转变的初期阶段，即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人口快速增长阶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寅初所讲的与马尔萨斯所言的人口问题有相似之处，都是人口转变初期人口数量过快增长和生活资料相对较慢增长而产生的比例关系失衡问题，所以都有“减少刀叉”控制人口数量的主张。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所揭示的问题正是我国人口转变初期的人口问题，如人口过快增长与资金积累、与粮食增产、与教育事业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对较慢的矛盾关系。其实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的核心观点不全是人口数量多带来的问题，而是人口数量变化快带来的问题。遗憾的是至今不少人都没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简单地把马寅初“新人口论”与控制减少人口数量等同起来，这事实上是对马寅初人口论的极大误读。[18]

　　如今我国已经经历了整个人口转变过程，所以对于人口规律的运行、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也必然比马寅初时代会更加全面和深入，这是后来者我们跟老一辈学者相比的优势，不是我们比马寅初们更智慧，而是我们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观察到了人口转变过程的全部。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只观察了人口变化的局部，论述了人口和经济关系变化的局部，这是时代的局限。

　　事实上，1979年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平反并没有问题，但不幸的是，马寅初平反之后夸大了《新人口论》的“真理性”，更糟糕的是，不少主张严格实施独生子女政策者借助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否定毛泽东时代的人口政策和人口变迁，严重地误导了后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历史的认识。

　　注释：

　　[1]李建新，人口学法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学、人口社会学、老龄健康等。著有《转型期中国人口问题》《中国人口结构问题》《中国人口之殇》《中国人太多了吗？》（合著）等。

　　[2][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15.

　　[3]Zhongwei Zhan(2008),Historic Demograthy, in Demography [Ed. Zeng Yi],in Encyclnpedia of Life Support Systems(EOLSS), Devolopment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UNESCO, Eolss Publishers, Oxford, UK[EB/OL]. http://www.eloss.net.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2.

　　[5]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619.

　　[6]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625.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87.

　　[8]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762.

　　[9]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J].（红旗）创刊号，1958(3).

　　[10]李建新.三种认识和解决人口问题的途径[J].人口研究，2002(6).

　　[11]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于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60.

　　[12]梁中堂.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史论[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28.

　　[13]梁中堂.马寅初考[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I.

　　[14]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531-551.

　　[15]梁中堂.马寅初考[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