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108岁去世,知道的人不多,但在中国一生传奇

作者:天下伊人 来源:天下传播 2023-09-01

1949年后的北京,开始在友谊宾馆的外国专家楼里,中间在文革的探监路上,最后在机关大学的院子里,有时也在高干疗养院里,看到一些人,从孩子成为老年,有些是标准的外国面孔,有些则是中外混血,但共同点都是一口京腔,还经常讲一些中国人已很少用的革命语言。

他们是外国来华的共产主义战士、国际主义同志的孩子,有些父母一方是外国人,有些双亲都是外国人,但都入了中国籍。

8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发身份证,虽然他们和他们的父母来自不同的国家、民族,但由于不在中国认定的56个民族之列,所以民族栏据说都写的是中华民族。

今天讲的这位老者,不久前在北京去世,享年108岁。她的名字叫饶素梅,虽然没有几个人知道,知道的人都叫她伊莎白·柯鲁克,后面是她英国丈夫的姓,她原姓布朗,加拿大人。

她之所以叫饶素梅,是因为父亲叫饶和美,母亲叫饶珍芳,1915年在成都的教会医院生下她。父母都是加拿大来华的传教士,和孩子们长期在中国生活。

她1933年至1938年回到加拿大,在多伦多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和心理学硕士后,又到伦敦政经学院读人类学博士,但没有读完。1939年回中国探亲,并进行社会调查。

这是她那时的打扮。

这是2019年70周年国庆纪念,她104岁时接受勋章和领导握手的照片,看起来更像个中国老太太。

她丈夫大卫·柯鲁克已于2000年在北京去世,90岁,也是高寿。

两人是在中国认识、相爱,1942年回到丈夫的祖国英国结婚,几年以后重回中国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这是他们1947年在晋察冀根据地教英语、培养外事干部的照片,背后还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那时他们既是土八路:

也是老农民:

穿四个兜的衣服,能骑马,是革命干部和国际主义战士。

49年进北京后,一直享受外国专家待遇,开始住在北京的友谊宾馆,三个孩子也都在北京出生。

中国革命胜利后,作为国际革命家的她丈夫,和她一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教英语,被称为新中国外语教育革命事业的开创者。

她是人类学家,曾和丈夫用英语出版过中国农村问题的著作,但49年后有了历史唯物主义,也不需要什么人类学、社会学,就一门心思教英语,教支援世界革命、反修反美的革命英语。在那个很少有外教的年代,夫妻培养了大批学生和外交官,直至退休。因为是49年前参加革命工作,应该是离休,待遇优厚。

当然不管是她父母来中国传教,她在中国长大、做田野调查,还是她丈夫作为职业革命家,全世界战斗,并没有想过以后有什么级别、待遇,但也在秦城监狱享受了六年待遇。

因为她丈夫的经历更为复杂。

大卫·柯鲁克是犹太人,出生于英国,祖辈为逃避沙皇俄国的迫害,从波兰移民英国。他在英国、美国受过很好的教育,1934年从美国名校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回到英国,加入英共。1936年作为国际纵队成员,参加西班牙内战。

受伤住院期间,被发展为苏联克格勃特务,监视革命队伍的中的不坚定分子,包括一起战斗的乔治·奥威尔(《1984》的作者)、海明威等。

他后来为此道歉,但当时确实是革命理想主义者,伤愈后又重返前线。因表现积极,1938年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表面上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教英语,实际是苏联间谍。在此期间游历中国,遭遇了抗战时期的日军轰炸,认识了终身伴侣伊莎白。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他和伊莎白回到英国,作为英共加入皇家空军,又成为英国情报人员。二战结束后,他在欧美游历,1947年和妻子再来中国,参加土改,培养外语人才。先在解放了的石家庄外语训练班,49年迁入北京后,夫妻在北外任教。

由于他的历史问题,文革作为外国特务被批斗、囚禁。在秦城监狱关了六年后,被来晚的周恩来总理解救,重回学校。他的回忆录里提到,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了被错误关押的外国专家,代表中央道歉。

在他2000年去世后,《中国日报》采访她,她说丈夫“很清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所以他从不因在秦城监狱关了很长时间而责怪中国。”

妻子在那几年一边等待丈夫,一边在歧视中把三个孩子抚养长大。局势逐渐正常后,继续在北外教书,贡献很大,晚年获得各种荣誉。

薪火相传,曾经在北外的校园能看到伊莎白带孙子的身影。

2010年,她的一个孙子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选择去成都华西医院读研,这是她父母当年传教行医和她出生成长的地方,家族故事又回到起点。

纽约时报在报道她去世时称,柯鲁克夫妇是共产主义和中共的忠实信徒,他们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创始教员,帮助培养了几代中国外交官。

伊莎白说她一生爱中国,对中国的土地和人民非常有感情,但对社会、政治也有自己的看法。夫妻在中国经历了许多起伏,改革开放,特别是80年代末又亲身见证参与了剧烈的社会变化,对一些问题的处理不解,有想法和评论,在中国不好说,外媒采访时,会在境外有所表达。

他们看到中国的问题,有痛惜,也有希望,正如1990年她丈夫用英语所写的:

“这些年来我已经认识到,改造一个具有百年封建历史的亿万人口的社会,不可能一蹴而就、没有挫折和错误。但我有信心,到本世纪末—运气好的话,我可能会看到:

这个我和伊莎白深爱的、已经成为我们第二故乡的中国,将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在其实现现代化进程中会努力奋斗,避免那些困扰这个进程的邪恶、苦难、丑陋和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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