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瓦解"为人民而受难"的右派知识分子形象

李云雷 2015-03-29 浏览:

      原标题:瓦解“为人民而受难”的右派知识分子形象——读刘继明的《启蒙》

  刘继明的中篇小说《启蒙》(《天下》2012年第3期,《小说选刊》2012 年第10期),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不同的“右派”故事,让我们看到了 历史与现实的另一面。1980年代以来,一些曾经被划为“右派”的作家集体归来,为我们讲述了“受难”的故事。在这样的叙述模式中,“右派”知识分子历尽 苦难痴心不改,一心为党、为国、为民,他们崇高的理想与悲惨的境遇构成了强烈的戏剧性冲突,冲击着1980年代中国人的心灵,在文学界也引起了极大的关 注。一时间“右派”成了受难知识分子的一种光环,象征着在苦难中坚守、为人民而受难等丰富的含义。这一叙述模式流传甚广,不仅在1980年代家喻户晓,而 且影响至今,“右派”几乎成为了一种光荣称号。但是,“右派”真的像他们所描述的那么高尚吗?在1980年代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后,他们又说了什么、做了什 么?当他们的境遇不再悲惨而是众星捧月时,他们是否仍在坚持当初的“理想”?《启蒙》所回答的正是这些问题,在这一右派叙述模式停止的地方,《启蒙》开始 了它的讲述,并向我们揭示出上述右派叙述模式的裂隙,以及历史与现实的另一种“真相”。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讲述,“我”是1980年代的文学青年,也是蕖伯 安的崇拜者,一直在关注蕖伯安,对安然也不无好感。正是在诉讼案期 间,“我”通过与安然、蕖小椿的交谈,拼贴起了对蕖伯安的整体认识,这是一个发现的过程,也是一个失望的过程。“我”发现,蕖伯安并不像他小说中所表现或 者像他宣称的那样,是一个为人民受难的人,事实上,他不仅站在民众的对立面,而且在私人生活中,他也是自私自利甚至不负责任的。“我”是一个曾经的崇拜 者,又是一个与各方无直接利益关系的“旁观者”,这一视角既可以让故事以更客观的方式呈现出来,也使呈现的方式更加曲折,而这则构成了小说独特的探寻式结 构。在小说中,蕖伯安首先是作为一出诉讼案的主角出场的,由此引发了我的回忆与“探寻”,小说在当下与30年前两个不同的时空建立起了连接,向我们展示了 蕖伯安的不同形象及其变化。

  最初出场的蕖伯安是一个文化偶像,小说通过魏东、安然和“我”对雷平的崇拜, 以及雷平对蕖伯安的崇拜这样一种曲折的关系,显示了蕖伯安在文坛的 重要性及其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安然抛弃魏东与蕖伯安相爱,也显示了蕖伯安的吸引力,来自于文学与“受难”的魅力甚至转化为了对女性的吸引力。但是,我们很 快就会发现,在这一吸引力下面,隐藏着蕖伯安扭曲的人格和难言的隐秘,“可就在这时,我发现了蕖伯安的一个秘密。有一次,我在书房里找一本书,翻出一沓厚 厚的信件。我好奇地打开一封,通篇都是些让人脸红的情话,接连几封,不,所有信的内容都是如此。有的句子十分露骨,不厌其烦地描写男女之欢,比小说还要细 腻。从笔迹和署名看,写信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女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更不敢相信,一个男人同时和几个女人保持着性关系;可就是这个被我当 做偶像的男人,曾信誓旦旦地宣称他爱我!”安然的这一发现,让我们看到了蕖伯安的另一面,也打破了他自我塑造的完美形象。不仅如此,蕖伯安并非后来才是这 样的,在椿树岛劳动改造时就已经如此了,如同他的儿子所谈到的,“我们岛上有不少人看过那部小说,但他们告诉我,除了那场婚礼,小说中的许多情节都是‘瞎 编’的。他们说的有鼻子有眼,容不得我不信。按照他们的说法,我父亲平反回城后立马和我母亲‘打脱离’(即离婚),早就在他们的意料之中了。”在这里,我 们看到的是两个蕖伯安,一个是带着受难光环的文化偶像,另一个则是“勾引姑娘的高手”,而在新时期以后,前者不过是后者的“面具”,相反相成地构成了蕖伯 安的不同侧面,显示了这一“文化偶像”内在的黑暗与混乱。

  不仅在私人情感领域,在更为广泛的公共领域,我们也可以看到,蕖伯安的“光 环”在逐渐褪去,他并非像他宣称的那样“为人民受难”,恰恰相反,在 真实的问题面前,他不禁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而且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与影响力,在竭力压制民众的声音。他为了追逐经济利益,开发“大好河山影视城”,不惜 在椿树岛上砍伐所有的椿树,不惜让阻碍他的上访者丁子槐“消失”,也不惜得罪他的前妻与儿子。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另一个蕖伯安的形象,这是一个赤裸裸 的资本家形象,在金钱利益的驱动下,他压制民众,破坏环境,对自己的亲人也毫不留情,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不仅走到了民众的对立面,也走到了大自然的对 立面,走到了自己亲人的对立面。这样一个人,与他在小说中自我描述的那个“受难者”简直有着云泥之别。而他在小说中所贬低的“劳动妇女”,以他的前妻为原 型的“莲子”,在现实中却与他有着巨大的差别。在与蕖伯安离婚后,江中莲独自将儿子抚养大,并尽自己的可能给蕖伯安以关怀,在椿树岛平静地生活着。只是在 蕖伯安要砍伐所有的椿树时,她才与他决裂,并坚定地站在了丁子槐一边,站在了民众一边。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江中莲,并非蕖伯安在《椿树泪》中所塑造的形象 ——那个愚昧的,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相反,在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千百年来优秀文化的积淀,这是一个深明大义、怜弱惜贫的女子,也是一个敬畏自然、尊重生 命的女子。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样一个女子,在蕖伯安“受难”时给他以安慰与拯救,而当他平步青云时,不仅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她,而且在他的书中对她加以贬 低与丑化。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蕖伯安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蕖伯安处于个人精英知识分子的“立 场”,从未真正理解底层民众的情感与内心世界,他以知识分子的“傲慢与偏见”俯视大众,自以为高人一等。当一个时代强调劳动者的价值观时,他们将自己打扮 成“为人民受难”的人,而当一个时代推崇“成功者”时,他们为了个人意义上的成功,便走到了民众的对立面。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蕖伯安不仅破坏椿树岛 的生态环境,压制反对他滥伐树木的民众,而当诉讼案发生时,他更是动用个人的资源与影响将之消弭于无形,在这里,他不仅仅是违背民众的意愿,而且是以非正 当手段达到的,这个昔日头顶光环的“文化偶像”,已经堕落到与黑社会分子无异了。

  在文学史的脉络中,1980年代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为 我们塑造了“为人民而受难”的右派知识分子形象,形成了一种典型的 叙述模式;1990年代,王安忆在《叔叔的故事》中表达了对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失望,但也只是在情绪与情感上感到他们不可信任;而进入新世纪后,刘继明的 《启蒙》则让我们看到,这一代知识分子如何褪去了光环,走向了民众与人性的反面。思想的穿透力让这部小说饱满扎实,它不仅向我们揭示了历史与现实的“真 相”,让我们反思精英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更让我们在历史的断裂处重新思考“启蒙的辩证法”,重新选择未来的道路,“在此刻,我环顾着W大校园里满目的青 翠和远处高楼玻璃幕墙被阳光反射的耀眼光辉,心绪一片苍茫。脑子里不知怎么闪现出我曾经去过一次的椿树岛,还有那些消失的椿树,耳边仿佛响起了一阵喑哑的 喊叫……”——这是新一代知识分子在偶像倒塌后的犹豫与彷徨,更是在精神的废墟中别寻新路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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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雷
李云雷
《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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