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一场广受欢迎的春晚如何可能？

作者：郭松民来源：作者博客 2014-01-29

两次担任春晚总导演的郎昆，曾在一次演讲中表示他很羡慕冯小刚，因为冯小刚的贺岁片比他的春晚还要受欢迎。但真是风水轮流转，现在轮到冯小刚羡慕冯小刚了——马年春晚的总导演冯小刚一边为春晚殚精竭虑，手忙脚乱，一边表示没有信心：“春晚怎么弄都是要挨骂的。”

说起来真的有点让人伤心，启用了全国最具人气的电影导演，调动了国内外最优秀的演艺人才，更兼“银子花的像淌海水似的”，难道就是为了挨骂吗?准备一场不被吐槽的春晚难道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

在我的记忆中，春晚并不是从来都这么不受待见的。1983年的首届春晚，就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广泛认同，一举奠定了春晚作为春节“新民俗“的地位，此后春晚也长盛不衰，成为大年三十晚上中国老百姓守岁时的最爱。吐槽春晚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应该是从1990年代后期才逐渐“蔚然成风”的。

春晚当年为什么受欢迎?如今为什么会挨骂?这个期间春晚和人们的社会心理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我看来，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春晚仅仅是一种“表达”，其表达的基础则是社会共识。当社会存在广泛共识的时候，能够表达这种共识的春晚，就可以获得观众的普遍认同，从而获得广泛的肯定，而当社会共识发生变化甚至破裂的时候，由于春晚不能及时反映新的社会共识，也不能反映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心声，春晚就会给人意隔靴搔痒、无病呻吟甚至装腔作势的感觉，其挨骂也就是必然的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随着市场经济逻辑的逐步展开，加上国企、教育、医疗、住房等改革政策的渐次推行，中国的社会分化问题日趋严重，弱势群体也逐渐增多。在社会分化成利益缺乏重合的不同社会阶层的情况下，许多原来的社会共识不复存在，而作为社会共识集中表达的春晚，也就陷入了前跋后疐、动辄得咎的尴尬境地。

比如，赵本山在他的系列小品中所扮演的形象，无论是从着装、言谈举止、价值观念等，都是一个前改革开放时代的过时人物，他在进入今天的现代市场社会后，就出现了种种不适应，一开口就是词不达意，一走路就摔跤，他会把美容表述为“做一个拉皮，拍一个黄瓜”，说“秋波”是“秋天的菠菜”，把铁岭称作大城市等……，“赵本山”的“落伍”使得观众在爆笑的同时获得了一种自我肯定：“赵本山”可笑是因为他走不进今天的时代，而“我”已经是这个时代的一员了。赵本山的小品之受到广泛欢迎，正是建立在观众对“市场化”的广泛认同的基础上的。

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进入“深水区”，越来越多的人在市场竞争中被边缘化，这种自我肯定也就开始变为自我质疑了，民间对“市场化”的共识不复存在，作为春晚最大期望值的赵本山及其小品也就随之就来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遗憾的是，春晚的编导们没有感受到社会心理的不断变化，不仅未能及时对此作出回应，反而开始用一种伪欢乐和假幸福来进行掩饰，这当然就招致了更多的吐槽。比如2013年春晚的一档小品《你摊上事了》，其中的保安一口一个“我是保安，我自豪!”这就太脱离保安这一社会群体真实的心理状况了，因为保安无论是从收入、社会地位还是职业前景上看，都不可能让他产生如此强烈的自豪感。无怪乎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就有人在微博上批评这是在宣扬奴隶道德，并迅速获得大量转发和评论。

我在想，假如编导换一个视角，能够直面保安的生存困境，反映保安的真实心声，这样的小品是不是可能更受欢迎?

近年来，春晚也启用了一些来自社会底层的草根明星，如旭日阳刚、大衣哥、西单女孩等，但虽然他们昨天还是农民、农民工、北漂，但今天已经是一夜成名的商业明星了，在春晚的舞台上，他们只能代表其本人，而不能代表“底层”。他们与他们出身于其中的弱势群体之间并不能形成一种有效的代表机制，因此也就不能获得这些群体的认同。

再比如，2013年春晚的主题是“家”。偶像明星陈坤演唱了《好久没回家》，“大衣哥”朱之文演唱了《我要回家》，宋祖英演唱《叫一声爸妈》、蒋大为唱《思乡曲》、张也演唱《远方的家》以及结尾曲《天下一家》，“家”这一似乎最朴素、真挚的“情感单元”成为“春晚”的最强音。但是，此家非彼家，正如当年电影《洪湖赤卫队》的插曲中唱的“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喜几家愁”，家和家之间本身已经产生了最大分化的区隔，你回的家我回的家，也许你回的是一个北京、上海的物质条件非常宽裕的家，而有些民工一票难求，即使好不容易挤到了一张票，所回到的又能是什么样的家?屌丝们则因为买不起房而无法成家——关于“家”的共识破裂，以“家”为主题的春晚自然也就不容易获得广泛好评了。

春晚要重新获得成功，一个绝对必要的前提是社会共识的重建。假如说有一天新的共识可以建立起来，那么春晚有了灵魂之后，我相信这个春晚也会好看。但是假如说没有这个共识，那春晚只是徒有其表的一个东西，想不被吐槽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