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农:怀念陈涌

郑伯农 2015-11-04 浏览:

     国庆长假即将结束的一天上午,中国艺术研究院祝东力同志来电话,告知陈涌同志在京逝世。我知道陈涌是老病号,早就患有前列腺癌,闻知噩耗,仍是怦然心跳。下午到了万寿路陈涌家,见到他的夫人和子女。家人告诉我,遵照老人家生前嘱咐,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惊动亲友,遗体火化后,骨灰撒进大海。那天北京雾霾颇重,天灰蒙蒙的。从陈涌家出来,心中涌起许多往事。呜呼!一代文艺理论名家,就这样静悄悄地走了。

   我上中学的时候就知道陈涌这个名字,读过他的一些文章。近距离接触,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时,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准备办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文艺问题的刊物。所里找几个人帮忙筹办。陈涌是未来的主编,副主编由陆梅林、程代熙和我三个人担任。陈涌和我都不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职工,我们都是被招来的义务打工者。从此,我和这位老前辈、老师长就有了频繁的接触。我们经常在一起议事、开会、交谈。由于观点相近,他又十分平易近人,我们相处得很融洽,配合得也比较默契。《文艺理论与批评》创刊后,我编完每期稿子,总要送到陈涌那里终审。他看得很认真,也很快,从不耽误付印时间。后来,他和我一起担任《文艺报》主编。由于报纸的出版周期很短,也由于他年事已高,我们不麻烦他看版面。他参与指导报社的重大决策。遇到重大问题,我或是登门、或是打电话向他请教。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后期,两个媒体,一个信念,把我和这位师长紧紧联结在一起,度过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我接触过不少从延安走出来的文论家,陈涌和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一样。延安出来的文论家,建国后大多在文艺战线担任领导职务,除了写文章,还有繁重的行政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陈涌也有官衔,如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组长,中共中央研究室顾问……但他的主要精力从来没有用在当官上。他没有官瘾,也不善于当官,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可以说,他一辈子都在学习、研究、写作、讲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学者。从多年的接触中我感到,他学识渊博,中外的美学、文艺学论著,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他都非常熟悉。他思路缜密,看问题深刻,对许多问题都有独到见解。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一辈子都在钻研资料,思考问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参加一个代表团到法国参观访问。公务之余,可以上街买点东西。陈涌利用这个时间一头扎进卢浮宫,仔细研摩那里的艺术品。回国后,既没有给夫人、女儿带香水,也没有带任何其他礼品。公家发的几张法郎,他居然全部上交。丁 玲创办《中国》的时候,特意邀陈涌当编委。在丁玲的心目中,除了冯雪峰外,陈涌是她很敬重的一位文艺理论家。

    陈涌甘于坐冷板凳,但他决不是只满足于关在书斋里读书写作的老学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密切注视文艺实践和文艺运动,特别是关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命运。在他的著作中,鲁迅研究占很大份量,研究文艺思潮的篇章亦很多。在文艺事业发展的重要时刻,陈涌总要经过深思熟虑和缜密研究之后,从理论的高度提出令人警醒的意见。五十年代中期,他针对文艺创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写真实”。反右中,因为这个问题被错划为右派。“四人帮”大批“黑八论”,其中的“写真实论”就是针对胡风和陈涌的。当上“右派”后,陈涌没有变得谨小慎微,更没有变得八面玲珑,他依然是一条耿直的汉子。新时期恢复正常工作后,陈涌和众多理论批评工作者一样,面临着许多新问题,他既不守旧,也不赶时髦。八十年代初,有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提出疑问,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艺论著是“断简残篇”,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只讲“外部规律”,不讲“内部规律”。陈涌指出,文艺学要研究人类文艺的普遍规律,也要研究中国文艺的特殊规律,还要研究中国革命文艺的特殊规律。从生活中提炼出艺术形象,又以文学艺术反作用于社会生活,这正是文艺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八十年代后期,文艺界热议文学的“主体性”问题,有人把张扬“主体性”当作疗救文艺的灵丹妙药。陈涌著文指出,作家的个性和主观能动性是很重要的,但他们应当深入生活,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个性应该和人民性、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小我”应融入“大我”之中。封闭的“自我”,高踞于群体之上的个体,不可能开出璀璨的艺术之花。陈涌总是旗帜鲜明地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有人对此很不习惯,甚至认为这是在重犯简单粗暴的错误。其实,文艺批评就是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有肯定,有否定,有表彰,有批评。只说好话,一味吹捧,那是一种庸俗之风,只会贻误文艺事业。打棍子式的批评和一概取消批评,是错误的两个极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决不是正确地汲取历史教训,而是用一种错误代替另一种错误。

    陈涌之所以令人尊敬,不仅因为他在文艺理论上有很高成就,更因为他有着高尚的人品。接触过这位老前辈的人都会感到,他不但平易近人,而且非常廉洁奉公。他多年在《文艺理论与批评》和《文艺报》担任领导职务,付出大量心血,但他除了写文章拿稿费外,没有拿过这两个单位的一分钱,完全是义务打工。《文艺报》有专职司机,陈涌从来不用报社的车,也从来不向所在单位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要车。有一次他到江西开会,得知返程车后半夜抵京,我派司机去接他。这是他唯一一次享用《文艺报》专车。事后老人家把我狠狠批评一顿,说我不该多此一举,害得年轻司机一夜不能睡个安稳觉。他不但严于律己,对家人也约束得很严。子女学成就业,他不允许他们找叔叔阿姨帮忙。已经找了,他就打电话要老朋友不要管这个事,已经许诺的事也要作废。为此,受到子女的“埋怨”。他是高级干部,出差可以坐软卧,但凡是单独出差,他从不买软卧票。有一次因车厢太挤,身体不适,上车后找列车长改签软卧。办好手续后,列车长看他穿着很一般,又没有“长官风度”,以为他是随从人员,就问他:你的首长呢?他很不好意思地回答:我就是。这段趣闻在理论界朋友中流传很广。

陈老,您静悄悄地走了,愿您一路走好。您的朋友、您的学生、您的读者,都会永远怀念您。

(作者:中国作协原党组成员、文艺报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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