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岩之问:我是谁

李冰 2015-03-29 浏览:
柯岩之问:我是谁
                       柯岩

    在我的青春记忆中,第一次听到诗歌朗诵《周总理,你在哪里》,是20世纪70年代,在大庆油田的一个礼堂。那时正 看一部纪念周恩来总理的电影,影片中一个低沉凝重的男中音,声声呼唤着周总理,诗句情感炽烈,催人泪下。电影散场后,我们几个未入而立之年的年轻人很费了 一些力气,找到了这首诗以及为诗歌谱写的歌曲。于是,在油井星罗棋布的荒原上,我们开始背诗、学歌。也就是在那时,我知道了诗作者的名字:柯岩。说来有 趣,因为从名字难辨男女,孤陋寡闻的我们还产生过“柯岩是男是女”的争论。有朋友说:“写出这样荡气回肠的诗句,柯岩肯定是男诗人。”

    几 年后,一部电视剧《寻找回来的世界》,让我再次看到了“原著柯岩”几个字。那时我已调到团中央,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我看这部电视剧,如同读《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不是娱乐消遣的心态,而是当作教科书来看。如何挽救失足青少年是青少年教育的重要课题,《寻找回来的世界》为我们描绘了失足青少年的内心世界, 以及挽救他们的路径。

    真正与柯岩面对面坐在一起,是在2009年,我去拜访柯岩,与她有了一次长谈。那时柯岩已八十 高龄,但看上去不像——容颜不像,精气神不像,声音语速也不像。我有一大堆问题要请教,她有一大堆故事讲给我听。从《周总理,你在哪里》到《寻找回来的世 界》,从《CA俱乐部》到《与史同在》,从去大学讲座到加入抗癌乐园,讲者娓娓道来,闻者静静恭听。交谈一点儿也不沉闷,除了讲述很多生动事例,她还兴致 勃勃地背诵《诗人毛泽东》,那铿锵的诗句从她口中吐出,没有一点诵读的感觉,那么自然,那么真实,恰似这话语本来便存于她心底。长谈结束,她说要送我书, 我便随她到另一个房间。房中有一张现在已少见的铁架床,一张老旧的写字台,其余都是书。有的书堆在桌上,有的书摆在床头,床边的地面上也摞着一排排与床齐 高的书,真是“夜卧书丛伴清灯”。在这里,简朴的物质生活与丰富的精神生活形成了鲜明反差。

    2009年8月末,中国 作协为柯岩举办了创作生涯六十周年座谈会。来参加的各界名家之踊跃是少有的,刘云山同志发来贺信,铁凝致辞,发言者中有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朗诵家、工 读学校的代表、癌症病人代表、读者代表和外国友人。会议从上午9点多一直开到中午12点,还有四五个人未轮到发言。最后,柯岩发表了答谢词,题为《我是 谁》。这是我至今难忘的,诚挚而又发人深省的柯岩之问。

    “我是谁”,是个古老的哲学和宗教问题。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 拉底、法国哲学家帕斯卡都讨论过这个问题。而柯岩不是进行纯理论探讨,而是联系成长经历自我叩问,是对人生感悟的深刻总结——搞清楚“我是谁”,就要“人 贵有自知之明”,正确处理好个人与党、与人民、与时代、与生活等的关系。

    柯岩对“我是谁”的参悟用了一生的经历,对“我是谁”的回答用了一生的实践:

    她 清醒地牢记党和人民的培养教育。她说,自己是个从旧社会过来的小知识分子,如果不是投身革命,可能不是葬身于饥寒,就是沉沦于黑暗。是革命队伍的关爱,是 老同志和领导的心血,使她成为人民作家,对此,她常怀感恩之心。她把自己比作森林里的一棵小树,比作海洋里的一粒水滴,要尽职尽能地奉献一切。

    她 认真地践行“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从社会生活中汲取营养。她年轻时每年有8到10个月的时间深入生活,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她写《寻找回来的世 界》,去工读学校一住就是一年半,第二次去又是半年。在工读学校,她不是作壁上观,而是亲身参与,实实在在地承担教学工作,身兼校长室秘书、大队辅导员、 团支部书记数职。她不张扬,不炫耀,一直对自己作家的身份进行保密。在工读学生眼中,她就是一个普通教师,一个用爱心浇灌迟开花朵的母亲。在深入生活的过 程中,她不断地从工农商学兵的模范人物那里获得创作的素材和灵感,锤炼自己的情操和人格。她自觉坚守社会责任,与时代同进步,与人民共忧乐,严肃地对待自 己作品的社会效果,为社会提供正能量,绝不胡编乱造,轻薄为文。

    柯岩的回答又绝不止这些。

    其 实,“我是谁”是一个人的根性和原点,柯岩之问具有普遍意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经常自省。试想,如果不忘记“我是谁”,权力就不会异化,有些人就不会忘记 自己的公仆身份,不会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甚至贪腐堕落;如果不忘记“我是谁”,政绩就不会异化,不会出现宁可破坏环境,宁可损害党群关系,宁可违背长远 利益,也要追求为自己“脸上贴金”的短期效应;如果不忘记“我是谁”,名望就不会异化,不会把荣誉、头衔、一技之长当作资本,视自己为精神贵族,虚荣心膨 胀,忘乎所以地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如果不忘记“我是谁”,也许利益就不会异化,不会被铜臭污染灵魂,唯利是图,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一些令人痛心 的事例证明,之所以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奴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忘记了“我是谁”,迷失了自我,丢掉了根本,背离了宗旨,这些人何尝不需 要寻找回来的世界!柯岩在回顾60年创作生涯时说:“如果问这长长的60多年中,我的长进究竟在哪里?我认为,那就是我终于弄清楚了我是谁。”这话虽有自 谦的成分,但也说明牢记“我是谁”,有自知之明,确也不易。

    柯岩体弱多病,做过心脏搭桥手术,还摘掉了一个肾。 2011年6月,柯岩再次病重入院,我去医院探望,她精神状态很好,不改乐观豁达。然而乐观归乐观,病情却在恶化,她后来两次入重症监护室,多次报病危。 我去她所在的协和医院探望了十来次,每次贺部长(因贺敬之是中宣部老领导,我曾在中宣部供职,所以一直这样称呼)都在。这对共同生活了近60年的老夫老 妻,让我见识了什么是夫妻战友,什么是相濡以沫,正如启功先生诗句所言:“白头老夫妻,相爱如年少。”

    7月14日是 柯岩的生日,那一天,我代表中国作协到病房给柯岩祝寿。柯岩穿着病号服卧在床上,我们围在床边。奉上生日蛋糕之后,女儿小风带领大家一起为她唱起《祝你生 日快乐》。这时,柯岩嘴角挂着微笑,眼中泛起泪花,渐渐地泪珠滚落下来,我轻轻为她拭去。柯岩说:“照张相吧。”坐在床头边的贺部长把身子靠过来,也说: “来给我们一起照个相。”这是柯岩的最后一个生日,不知是不是贺部长与柯岩的最后一次合影。

    大约是那年年末的时候, 我正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活动,突然听到柯岩去世的噩耗,于是径直赶到协和医院。小风说:“妈妈的遗体已送太平间,去看看爸爸吧。”贺部长孤零零地坐在会 客室里,见我推门进来,要起身,我急忙过去一手握住他的手,一手按住他的肩头,说:“贺部长,您节哀保重。”我第一次看到贺部长流泪,眼圈红红的,眼中噙 着泪水。我心里很难过,又找不到安慰的话,在贺部长面前,一切流俗的安慰显得多余。过了一会儿,贺部长深情地说:“柯岩这一辈子不容易啊。她是个好党员, 一生忠诚于党的事业。”

    次日傍晚,我带着两瓶茅台酒去贺部长家。“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贺部长平时喜欢小酌,不知 此时杜康能否解忧,能否起到一点儿改善气氛的作用。家中,小风、小雷都在,贺部长呆坐在沙发上。屋里静静的,冷冷的。我刚说两句话,贺部长的眼圈又红了。 我怕再触碰那阴阳两隔的痛楚和伤感,立刻收起话头告辞。那天的晚饭,我真希望小风、小雷举杯劝爸爸节哀,祝爸爸长寿!

    (作者为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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