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东力:穿越文艺抵达哲学

祝东力 2014-03-19 浏览:

  小时候喜欢画画,大约从小学三四年级到初中二年级,持续四五年时间。为什么画画呢?是因为喜欢看“小人书”。

  小人书是我们广大60后的第一读物。那时候,尤其让我着迷的是“文革”前出版的古今战争题材的那几种,像《三国演义》《岳飞传》《杨家将》《水浒传》,还有《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等等。小人书学名连环画,一般采用单线白描,配以简练的文字,64开,方寸之内布局造型,常常是形神兼备,颇具匠心。五六十年代是中国连环画艺术的黄金时代。这是因为,新中国的文化政策是摒弃大、洋、古,而偏向基层,侧重普及,在这种很特殊的时代环境里,适合青少年和其他低文化读者的连环画受到空前的重视,国家投入了许多人力和物力,加上当时图文作者精益求精的工作伦理,使得连环画成为那个时代极重要的文艺部类。

  小时候看到的第一本小人书是《三国演义》中的《长坂坡》,是一册旧版残书,前无封皮后无封底,故事也被掐头去尾——当时小屁孩们手中传看的连环画大多如此。那会儿大约三四岁或四五岁,不认字,全靠大孩子讲解。印象极深的是赵云,英武神勇,一人一骑出入于曹军重围,枪挑剑砍,所到之处,威不可挡,而且在这同时胸前还抱护着婴孩阿斗。常山赵子龙,那真是集勇武与慈柔于一身的英雄啊。

  后来,上学识字,陆续又看了几本。但是,这类旧版连环画家里一册也没有,正值“文革”期间社会上也难得一见,只能偶尔从小伙伴那里借着看;而且,一般最多借一晚,次日早上必须还。由于魔障了一样爱不释手,渐渐地就想着照葫芦画瓢,把英雄的形象留下来,于是就试着临摹。

  那时候画画,在动机上实在与美术无关,主要是出于一种原始的崇拜英雄的心理。

  可是,因为偶尔能得到家长或邻居或同学伙伴有口无心的几句赞扬,便有了上进心,再加上为了画得像,也不得不讲求画艺技法之类,于是渐渐有了那么点意思,除线描外,还琢磨着敷色,并逐步尝试静物素描、水彩画和水墨国画。上世纪70年代前期,功课负担无从谈起,课余时间弹球,爬树,养鱼,打鸟,滑冰,游泳,下棋,粘蝍蟟,春夏秋冬轮着玩,当然也有大把的时间画画。后来,不知不觉也结识了几个小同道,四五个人一起玩,一起画。那段时间,做梦都想当画家,什么齐白石徐悲鸿黄胄,诸如此类,整天供在嘴上。

  当然,那些年,除连环画外,还有红歌、样板戏、露天电影等等,也是60后耳熟能详的文艺形式,对他们的成长有莫大影响。只不过它们对于我来说,毕竟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仅仅构成了临摹连环画的一个文化环境而已。

  1976年,大事件接二连三,刚好在10月6日晚上,清秋夜色,我家从北京东城搬到朝阳。转学,到新环境,因为落了单,画画的事就慢慢搁下了。原来一起的几个玩伴,有两个后来考了美术专业,其中一位现在是颇有成绩的工笔画家,在一所著名学院里教书。我想,如果当时不搬家,很可能会沿着美术的道儿再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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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版连环画很稀缺,可遇不可求。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大约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便硬着头皮啃那些感兴趣的“字书”——都是我托老爹从单位图书馆借的。第一本是长篇小说《连心锁》,写淮北新四军,从抗日战争讲到抗美援朝,至今还有印象;第二本叫《渔岛怒潮》,感觉平平;第三本是什么忘了。不久,又磕磕绊绊地读半文半白的《三国演义》,聊补连环画之缺。以后,陆续看过《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烈火金刚》《草原烽火》《李自成》(第一部“文革”前出版),等等。那时候趣味狭窄,非战争题材不看,因此,就很少读到真正好的作品,包括《三国演义》,在四大古典名著里也是相对浮泛粗糙的一部。所以,在我这儿,读小说也和画画一样,同文学趣味无关,主要是为了满足幼稚的战争想象。还有,看小说和画画一样,最初都源自对小人书的饥渴——因为看不够或者看不到。

  真正感受到文学的深度,的确比较晚。高中一年级,没心没肺的战争审美告一段落,可能是由于青春期发作,学会了感时伤世,对古典诗文尤其喜欢,最膜拜的是《前赤壁赋》。

  这篇赋体散文其实不过五百来字,却相当集中地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关于繁华易逝、世事空幻的苍凉感慨。这是一种鲁迅所谓的“悲凉之气”,贯穿于整个中华古典文明,塑造了其独特的世界观:它总是在事物兴盛之际看到其衰败,在事物起始之际看到其终结,从绚烂中看到平淡,从春看到秋。它把情感主要赋予了秋天这个摇落之季,即使吟咏春天也往往偏爱暮春这个落花时节。它与秦皇汉武所代表的王霸之气彼此交织、对冲、互动,极大地平衡了后者,并对一切原始的生命力,对一切欲求、奢望、奇想和雄图给予有效的抑制和消解。

  有趣的是,《前赤壁赋》感慨摩挲的那段历史,恰好就是《长坂坡》故事的前后背景。从《长坂坡》到《前赤壁赋》,巧合总裹挟着必然,对于我来说,相隔十几年,文学的世界的确突破、颠覆了之前平面展开的二维世界,使内心向深处伸展了那么一点点。所以,当初即使不搬家,即使能够继续画画,随着年龄增长,最终也会遇到内心的这个关口。

  这样,高中时期,又顺理成章地做起了文学梦,不久便考进了大学文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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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1980年上大学,刚开始还是延续高中时期的趣味,读的多半是古典文学,特别是王维,那种简淡幽远的境界,很对胃口。

  不过,周围环境却是另一番面貌。当时在校园里,各种社会或文化思潮、学说、知识一片嘈杂,漫无头绪地传播、更迭、碰撞,像人道主义、存在主义以及各派现代主义,等等。同时,入学不久,刚好赶上选举区级人大代表,几乎一夜之间,校园里涌现出十几个竞选班子,都是红卫兵、老知青一代,每晚必有演讲,各路人马轮番登台,宣示各种政治设想和改革方案,彼此辩难质疑。这当然是社会进入变动期的征象。

  这个时候,单纯的文学,又能够提供什么呢?

  文学所承载和表达的情感,是一种飘浮、绵延、弥散的软体,沉浸其中,时间久了,常会让人有茫然自失的感觉,因此需要某种有硬度和韧性的概念、命题和理论框架来约束和范导,通过抽象、概括和解说使其定型,成为确定之物,借此获得内心的稳定感和归属感。在一个社会的急剧变动时期,内心的这种需求就更为强烈。

  那时,美学界也正围绕“美的本质”等玄学问题展开大论战,吸引了相关专业的许多学者,围观者甚众,成为一时之显学。这就是当时的“美学热”,其实质是:在60年代的政治理想破灭后,知识分子群体正在构建一种新的审美理想,以取而代之。

  由于对文艺的爱好,相邻学科的这股理论热很快抓住了我,渐渐地其疯魔程度便可比于当年追看连环画的情形。那时,隔三岔五,定期必到图书馆翻看各种新出期刊上的有关文章,对各家各派的代表人物及其思路观点了如指掌。同时,按计划系统地阅读美学史上的各部名著,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休谟、康德、黑格尔、克罗齐,再到别、车、杜,等等。当然,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有名的诘屈聱牙之作,更是反复再三地研读过。

  美学兴盛于18、19世纪的德国,特别是成熟于康德,一般是作为某个哲学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通过美学,我很自然地对哲学发生了浓厚兴趣,本科毕业时,便取径美学专业,考进了哲学系读研究生。

  以后几年,不可抑制地沉溺于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并渐渐锁定海德格尔,有时恍惚觉得,全部真理似乎都包藏在海德格尔的艰深晦涩的句子里。为此,曾拚命自学德文。而且,为看懂海德格尔,先去读在方法论上给他以重大启发的他的老师埃德蒙特·胡塞尔的现象学,为理解胡塞尔,又去读笛卡尔。回过头来,刚好在1989年,以每小时4页、每天20页的蜗牛速度,大半年如一日地逐字逐句通读了由John Macquarrie和Edward Robinson英译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感觉思路还跟得上。接着,又读了他的《形而上学导论》《论艺术作品的根源》《论物》等的英译本。以后,又读解构主义哲学。

  通过几年的系统阅读,总算闹明白了自笛卡尔到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再到德里达,从17世纪到20世纪,三百年来所谓欧陆哲学究竟在干什么,简单说就是:在上帝隐遁之后,代替上帝,以概念为砖石,在一个绝对可靠的具有终极意义的支点上重新构建整个世界,最后,再把这个世界打碎,完成了一个思想史的循环。其实,这个哲学的循环也预示着西方现代文明从起源、兴盛到衰落,直至解体的过程。

  4

  在德国古典时代,康德、席勒、黑格尔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述过:审美作为感性与理性混而未分的统一体,是人类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中介、过渡或桥梁。

  自己上述的一点点经历,刚好符合这个重要的美学原理——以原始的英雄情结为契机,进入文艺,浅尝之后,再从这里转向哲学,由此形成了自己从感性到理性的前半个循环。后半个循环——从抽象回到具体,即通过学习历史和社会科学,从那种偏离本土经验的哲学观念,回到中国的现实——这个过程大体在90年代中后期完成,我前些年在一篇题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的文章里曾经涉及,属另一个话题,这里不再赘述。

  研究生毕业后,几个偶然原因凑一起,进了现在这所艺术科研单位,一待就是二十几年。回顾起来,的确乏善可陈,尽管如此,还是有一点关于艺术的体会,或许值得一说:

  与人类的其他领域相比较,文艺这种精神样式对应的是更精致、更细腻、更敏感的内心,如果任由其按自身逻辑片面发展,可能会使一个人的心性变得过分柔靡和脆弱——对于一个社会和文明体来说,同样如此,例如中国历史上的两晋、南朝和南北宋。因此,需要其他文化样式来平衡和校正艺术能力的发展,例如哲学,例如历史和社科,更重要的,还有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也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个更高、更综合的立场上来理解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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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东力
祝东力
《中国艺术年鉴》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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