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纪苏:理想和现实中的家国关系

作者:黄纪苏 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3-05-02

  一

  汉语经常“家”“国”连称。二者都指人群,一个是最小的人群,一个是最大的人群。2009年建国六十年大庆时曾推出过一首由朗朗钢琴伴奏、成龙和刘媛媛演唱的献礼歌曲《国家》,唱的是: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

  这首歌的歌词像眼下众多的歌词缺少真情实感,于是胡乱拆字组词,什么“一玉口中国,一瓦顶成家”,都不是莫名其妙,是煞风景了。音乐及演唱还算讲究,但也仅止于悦耳,并不打动人心,这些年“阵容豪华”的主旋律文艺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首歌先是男声唱国,女声唱家;随后交织相融,国中有家,家中有国;到最后“我爱我的家”、“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国家”,扩展为无数人的大合唱。理想的家国关系倒也应该是这样。

  那现实的家国关系又是什么样呢?现实比较复杂。“强的国”完全可以跟“穷的家”并立,有的国家人均GDP都上万美元了,但遍地的穷人像枯叶一样被风掀起,被土掩埋。穷的国也完全可能造就“富的家”,尼泊尔到现在都穷得什么似的,去那儿旅游相当于往过去“穿越”。可参观那儿的皇宫,发现皇家老早就穿越回来,过上现代化后现代化日子。

  那中国呢?中国过去三四十年改革开放,国家经济总量翻了好几番,减贫也减了好几亿,几乎所有小家的生活都有显著的改善。就说家电吧。我小时候即六十年代要看电视,得去隔壁的两个单位。一处由“老孟”把守,女孩要经他认真过目才择优放行,男孩想进去就只能靠翻墙、匍匐、狂奔了——还不能奔出声来。通常七点钟出征,八点能看见电视机——四五十人挤得水泄不通,有时光听声音了——就算不虚此行。镇守另一处的是“三毛老赵”,老赵经常拎根棍子不说,几缕细发居然像京剧武将的花翎往后高高翘着,俨然一尊镇墓神兽,去他那儿看电视真比盗墓还刺激。今天的孩子,就算墙上没板儿(壁挂电视),手里没本儿(ipad),普通电视电脑家里总有一台,再不用为五湖四海五洲四海的事东颠西跑了。当然,肥胖儿也多了。

  衡量人类生活的基本坐标有纵、横二轴。历史纵轴上的每一个中国家庭跟三十年前自己“同比”,其进步都大到无法否认。但社会横轴上呢?触目惊心的两极分化恐怕也没法否认吧。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城市家庭人均居住面积接近30平米,“居者有其屋”按说绰绰有余了。可多少缺房户东借西凑,想买一套经济适用房排了六七年还遥遥无期,而房叔房婶房虎房狼却用不知哪儿弄来的那么多钱买那么多房子囤积居奇。之所以用“虎”“狼”这样的字眼,不光因为他们异常生猛,还因为他们有特异功能:前不久有对儿“任”氏兄弟鬼使神差地出手了一座公寓楼的十几层,接着“国五条”就出台了。“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古老画卷又在号称“社会主义”的百城烟水展开。有趣的是,精英们自己都是历史、社会兼顾,既要过得比小时候好,更要混得比别人强——他们在竖杠上做钢管舞动作时著正装,在横杠上翻飞就一丁字裤。可到了讲坛上发言时,他们却轻描淡写,好像就没横杠这回事,例如当过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兼全国政协财经委员会主任的厉以宁教授,一家老小都可谓横杠上的舞者,一个空翻抓杠就已是富豪,再一个720大回环加空中飞翔,更成为别人八辈子也成不了的豪富[1],可厉教授却一口咬定中国“没有穷人,只有待富者”。“待富”和文革期间隔三差五的“忆苦”一个意思,都是把没影儿的将来和过期的以往赠给别人,把麻辣烫的现在留给自己。这些人坐在最新版豪车里风驰电掣,却让车外人尽情享受纣王妲己享受不到的自行车运动,就差再建议“待富者”多买点铁蚕豆预备着将来去冥王星旅游时漫漫路上慢慢嚼了。

  二

  得失兼备的改革开放主要失在社会关系上,失在财富及资源的分配上。财富及资源分配之失,又特别体现在国有资产的流失上。“国有资产流失”有广、狭二义。以我为例,先说广义。写这篇文章,挣到四万亿零三百块钱稿费,小头归我,大头交了所得税。所得税的一部分去了公交地铁街心花园,我和其他平民百姓一出门就受益匪浅,因此没问题。另一部分去了歼十神六航空母舰交巡警平台,这对于略有沟回的头脑都不算“流失”,我当然也接受。再一部分随公费考察组、“国情调研”团去了拉斯维加斯赌场以及国内各旅游景区,还去了领导人会客室的水晶吊灯真皮沙发名人字画,这些怎么说呢,睁只眼肯定算“流失”,闭上眼暂时算“流动”吧。最后一部分激光似地一点弯也不绕,径直去了贪官的囊中,撑得他们发了疯了,恶了更饿了,“射了”“又射了”,撑得他们裸了溜了,拘了崩了。

  再说狭义的“流失”。中国近代以来外面虎伺狼环,里面积贫积弱,因此相偎取暖、相濡以沫、把国当家的体制便成为一种相对合理的选择。毛时代亿万小家把绝大部分家当交给“大家”即“国家”统一保管。前三十年就是用这一大堆钢镚毛票完成了初步的工业化,人民确实是苦了点,但钱基本上还是花人民身上了。那时的国有资产保管员虽不能说个个焦裕禄,但总的看还是黑瘦的多,白胖的少——这事不用争,找一百张老照片自己看去吧。国有资产有集体主义大气候的庇护,再加上“三毛老赵”们严防死守,就算“老孟”弄点小特权,开道后门,也还没出现大的流失。我读过某地“三反”“五反”运动的成果统计,每个贪污犯的贪污数额也就是几块几毛几。不过,到了人心渐散的文革后期,用公家设备给自己家打把菜刀、车个灯架什么的,虽然只是涓涓细流,但流域面积不小,流量也在快速增大。在一片汨汨潺潺声中,大家越发认为“大家”和自己是反比例关系,越发觉得少干就是多得,越发习惯于把拿朋友的东西叫“偷”,把偷国家的东西叫“拿”。“国家的不拿白不拿”,很多人都这么说过但不一定记得了。在这样的形势下,国有资产的利用率只会越来越低。为解决利用率下降的问题,便有了国有资产的改革。

  国有资产的改革是由保管员们主导的。既由他们主导,就得让他们有干劲,要让们有干劲,就得让他们有干头。保管员的干头说白了,就是书记变老板,管家变东家。这成为改革的关键动力、机制和保障。通过改革,这笔资产可观的一部分虽不一定姓他们,但其实归他们。这当然不会明说。老孟因为早就动过这方面的心思,一看就懂,马上投身到改革的洪流中。三毛老赵多看了几天,可一旦明白过味儿,改革的强度和酒精度都不在老孟之下。

  老赵从前给国有资产把门的时候,门口经常站着个少年看老赵吃饭,轰走了还来。有回趁着老赵走神,少年把鼻腔和喉咙里的“剩余”都吸进自己嘴里,吐在老赵碗里。老赵盯了一会儿皮不笑肉笑的少年,又环顾了我们,斩钉截铁地预测:“看吧,将来顶数他有出息!”不但把半碗饭给了他,还放他进去看《地道战》,说我们“看了也白看”。听人说,这位少年后来成了著名经济学家谭老师。听谭老师说,他参与了改革的顶层设计,不少点子都是他的。

  其中一个点子是“价格双轨制”。该制类似刘文彩大斗进、小斗出的“双斗制”。老孟当年就是被双斗制逼得没路才跑出村子好几里给解放军带路。双轨制把他又解放了一遍。老孟把单位按“计划价”买进的“20寸直角平遥”电视机原价卖给孟氏电器有限公司,公司再按市场价出手,这一笔就让他穿上两排扣的西服,认着特别费劲。我因被老孟追认为“咱们自己人”,享受了9.5折优惠。老孟跟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时感概今昔:“以前人穷,还傻!一破电视光飘雪花儿了,就这还不让你们看,你们都是咱们自己人啊!”我把电视抱回家看着摸着都不是平面,再拿皮尺取弧线丈量也不过18寸。我问老赵18寸是怎么回事,他说是皮尺的事,“皮尺用用就松了,跟老娘们皮似的”。我说也用直尺量了,他说“毬啊,我现在把毬掏出来看你怎么量!”我说不是说好了是平面,没说是球面么?他问我从古到今,哪朝平过,哪代平过,“咱爷俩是坐着一边平啊,还是站着一边平啊?人都不平你让东西平!主席多伟大,就在找平问题上犯了错误。”

  另一个点子是“吐痰理论”。三毛老赵既看明白改革大方向,又看到镜子里三毛只剩了两毛,便一不做二不休将治下的国有资产治成亲妈都不要的脑瘫儿。老赵有回路过垃圾堆见到这嗷嗷待哺的苦命孩子,一脸的思想斗争。“谁让自己还是名党员呢”,他一狠心把国有资产抱回了家,并到有关部门办理了收养手续,彻底解决了姓“社”姓“资”的问题。就这样,三毛老赵眼睁睁从国有资产的罪人变成恩人。有位魔术师目击此事后决定再不演“大变活人”了。另一位目击者谭老师内心也很不平静,他想:赵总践行的是自己的思想,专利费自己可以不要,但赵总不能不谢,最起码也应按照《芝加哥规范》注明出处吧?有次嘉年华宴会俩人同席而邻座,谭老师皮笑肉不笑地磨叽这件事。赵总脸一沉,“就你要过饭?”“还要出学问了?”随后手一扬,“我看,要饭的还在要嘛!”谭老师肉笑皮不笑地冲My

  God划了个十字,“真以为原罪没事了呢,真以为读书无用了呢。”一桌的大款大官大腕一齐起立碰杯,让小姐切歌,“换换换,换他妈那个《团结就是力量》!”小姐找不到《团结就是力量》,于是大家彼此搂着挎着高声干唱,唱得可比《国家》有气势有感觉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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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纪苏
黄纪苏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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