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为富人说话是在激化社会贫富矛盾

仲大军 2013-05-02 浏览:

茅于轼为富人说话是在激化社会贫富矛盾


 

在座都是老朋友,茅老引起当前社会这场风波,我认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更深层次角度讨论。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实际上是当前中国社会理论体系的一场大争论,深层还是大的理论问题,思想博弈,建国以来走这样两条路,几种大的思想最终的表现。
    改革开放这么些年,社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社会产生贫富分化,肯定这种现实还是否定这种现实,都表现在我们这些人的发言当中。有人是肯定,支持、赞扬这种现实,这种分化,有人是完全批评反对这样一种分析的现实,我们学者如何表态的问题?在这里面,在座的学者肯定是不一样的,学者是人民大众的代表,他肯定代表着这个社会各个群体,不同的声音。在这里,我想谈一下我的观点,尽管我和茅老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从1988年认识,到现在快20年,这些年来我们属于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我感觉到茅老在这个时候说这个话是非常不合时宜的,说的话也不对,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我认为这种说法就不应该说。为什么偏要为富人说话,又为富人也为穷人说话,不完整,也种表达方式有问题,引起分歧。我感觉我们的学者责任重大,在中国社会,已经分化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学者如果不能正确代表各种发展形象的话,肯定会遭到社会各个层面攻击,甚至还有暴力的行动。今天坐在这儿,学者之间的谩骂都是轻了,一次我们国家发生暴力,历史上经常发生,当一个社会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时候,最佳不要打的时候,就是动手打仗,我希望我们社会不要到那个地步,今天的中国社会的确非常危险,既然非常危险了,我们学者的责任调和这种危险,综合各种社会矛盾,茅老先生恰恰是激化这种矛盾,非常不明智的,在座的学者,这样的争论的场合,可以让大家公开争论,这说明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毛病,有偏激的毛病。包括黎鸣先生典型的偏激,非要走极端,非要与别人不同是英雄,我认为不应该这样,中国知识分子有儒家的传统,中庸的传统。我们的知识分子要认识到说话的责任,我们是影响社会的话语权,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分析当前中国的问题,就会给中国带来非常多的分裂和内乱的问题。
    对于中国的社会矛盾,我们应该不应该这种分化的现实,非常严重,我们是应该承认的。中国民间的愤怒,大众的愤怒,我们应该完全理解的,而不是持一种否定的或者偏见的看法,对待这种愤怒,所以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当年反对平均主义极端,一个极左的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我认为同样是不合理的,是错误的。这个问题应该矫正这种极端,而不是纵容极右的改革,马克思主义给带来极左,给中国的穷人带来益处,中国的穷人还是热烈欢迎马克思主义,尽管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破坏非常多的富人,尽管非常多过去的富人痛恨马克思主义,但是广大的穷人还是欢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的传统有大中的思想,中国社会发展历来也不是一个分化非常厉害的国家,中国的财富分配过去存在不大公,但是在儒家文化影响下,财富分配不会出现特别厉害的情况。
    今天受西方市场经济的影响,已经走向非常厉害的状况,加上中国是封建特权等级社会,使得中国的改革,经济的成果不平等、不公平的分化达到更极端的程度,我们应该认识这种现实,我们都是搞经济研究的,讲数字可以一套一套来讲,国民GDP有多少被政府被资本拿走了,有多少被劳动拿走了,这是非常清楚的事实,我们要劳动达到的GDP达到百分之二十几就不错了,百分之四十被财富拿走,百分之四十多被资本拿走,这么大劳动群体拿这么少的GDP合理吗,还有什么道理站在为资本说话,为政府说话,完全没有必要茅老搞经济研究,对这方面的事情非常清楚,我不明白茅老为什么没有从理性出发分析判断这个问题,工薪阶层拿走国民收入占GDP多大的比例,我们一年的工资总额统计局数字才占GDP的11%,工人农民加起来不到20%,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平民大众能不有意见,能不愤怒吗,茅老说的话能不遭到谩骂吗?把这个问题旗帜鲜明把问题讲出来,承认中国当前分化,发展极端不平均的状态,目标不是攻击哪些人,为哪些人说话,我们承认我们的企业家都是在社会改革中起着巨大贡献,我本身就是民营企业家,民营的朋友很多,富人朋友很多,我也感觉到,中国有些富人的确在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表现得并不如人意,对社会责任,社会贡献,社会进步贡献方面贡献不大,原因由于体制造成,政治体制存在某些问题,导致中国新兴富人阶层产生扭曲和畸变,各种原因都需要寻找。包括我们在座的学者,在发言在说话的时候,都要慎重。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

仲大军
仲大军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0
0
0
0
0
0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