邋遢道人: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先知邓英淘

作者:邋遢道人 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3-05-02

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先知邓英淘  

   

八十年代中期,当中国人放眼世界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参照物是飞速发展的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多数人认定中国只要也学他们走市场经济道路,也投入全球化的圈子里,按照西方发展模式进行改革和发展,最终一定会实现现代化。即使有人对此怀疑,也都是来自意识形态角度的直接否定。最主要的是,农村改革成果明显,改革给中国开辟的发展空间显得无限广阔,在学过西方经济学的圈子里,除了兴奋没有别的。可就在1984年,改革最主要的探索和推进的机构里有一个年轻人这样思考:  

   

1980年人均消耗能源0.6吨标准煤﹐翻两番不难实现。但是要实现现代化﹐一看美﹑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人口加起来还不如中国多﹐消耗能源却占全世界的六七成。当时美国人均消耗能源11吨标煤﹐日本﹑德国﹑法国将近六吨。咱就按日本的水平算,照样不能想象。不仅如此﹐还有印度呢﹐巴西呢﹐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埃及等非洲国家……﹐如今地球已经70亿人口了﹐到本世纪中叶﹐要达到一百亿。大家都要现代化﹐如果人均按五吨标煤计算﹐就是五百亿吨﹐相当于现在世界能源消耗的五倍﹗  

   

2010年有人也这样考虑了。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对媒体说:  

   

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很简单,地球根本承受不了。  

   

现在中国也有人算这笔账了,觉得确实这样发展不可持续,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从中国体制内外的主流嘴里,无非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城乡结构的调整,似乎只要在这些方面做些调整,中国依然可以在全球化的框架里往前走。  

   

但是这个人想得没那么简单,他是这样思考的:  

   

从资源约束角度看,西方人发起的现代化都是只能实现“少数人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的经典模式是﹐我现代化了﹐你就别现代化了。中国没有可能用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实现现代化。有没有一条道路﹐其资源基础和生产方式﹐包括生活方式﹐大多数人都能现代化﹐而不光仅仅是少数人的现代化。  

   

1986年,他把这个思考写成一篇文字(《论总量分析和总量政策在我国经济理论与实践中的局限性 — 兼析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某些基本特征》《经济研究》1987年6)。  

   

比较一下“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与“多数人的现代化”两者的差别,就知道人和人的差别有多大了。  

   

当然,他的思考还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  

   

四小龙按照出口导向很成功,日本更是用这种方式实现了现代化,凭什么中国就不行?!  

   

跳蚤可以跳到身高两百倍﹐肌肉构造原理相同﹐大象再拼命锻炼﹐跳起身高一半都不可想象。个别不能涵盖全局,沿海地区可以搞些来料加工﹐“短平快”地率先实现现代化。全中国都做成来料出口加工,局部的成功就可能演化成全局的失败。中国现在制造业工人的工时就是G8的两倍,能让全世界的人都歇着只准中国人就业?在中国出口份额接近封顶的今天,我们也许能想通他关于大象和跳蚤的比喻。  

   

也许也有人很早也想到资源瓶颈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硬性制约,也注意到西方尤其美国已经“不得不”围堵中国。但一些人这样想:“凭什么你们能占用资源和市场,我们就不行!”。大争之世,中国不能做羊,也要做狼,于是狼成为不少人新图腾,连嫁人都要嫁灰太狼。显然还有不少人不主张用强:虽然进入大争之世,老虎厉害,咱绵羊们惹不起还能躲不起?能不能用点孔老夫子的主张,一方面告诉对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方面自己韬光养晦不出头,退一步天广地阔,和为贵就解决了问题?(不包括天则所和世行一起起草2030年中国发展报告的那批假洋鬼子,他们是给狼圈羊的)   

   

   

他却没觉得世界上除了狼就是羊:  

   

老虎﹑狮子在食物链顶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想欺负谁欺负谁﹔偏偏大象﹐虽然吃草﹐从不欺负任何小动物﹐爱好和平。可是却有一条﹐豺狼虎豹﹐谁也惹不起它﹗中国不做绵羊就只能做狼?就不能做个大象?  

   

在狼和羊的世界里做个大象算奇思妙想了,但只想到这里,无非是脑子转得比别人快些,圈子绕得多些。但是否有可能做大象和怎么做大象?就不仅依靠智慧,还要依靠有一颗为大多数人找出路的那颗痴心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了。  

   

说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个专家就能说出几条来,口吐白沫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的不乏其人。可按照西方化计算的现代化资源是个硬约束,找不到多数人实现现代化的资源样式都是废话!有人敢不绕开这个硬约束说事儿吗?  

   

有,这个人就是。  

   

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寻找让多数人现代化的资源模式上了。从调研农村沼气﹑养猪等各种案例﹐到雅鲁藏布江调水﹐《再造中国》﹐《西部大开发方略》﹐《西部大开发调研实录》之一﹑之二﹐《再造中国﹐走向未来》﹐《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跃迁》﹐一路不停﹐一口气没喘。  

   

他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西线调水上,他认定:“只要少数发达国家把持大部分油气资源﹐这个国际大环境不改变﹐中华民族要想现代化﹐西部调水这件事﹐一定会有人做﹗”谁来做?不管别人怎么样,自己现在就动手做。找钱正英、汪恕诚等领导请示,请教各地水利专家。后世一定会传为佳话的是他与“长江王”林一山(毛主席叫起来的)连续7年,50多次的请教和访谈,硬是从一个数学、经济学专家变成个水利专家。与王小强、崔鹤鸣组织的“三老汉战斗队”走遍西南、西北的峡谷、森林和荒原,实地勘察了大西线调水的路线。  

   

如果能从中国西南调水2000亿立方到平坦广阔的西北,就能给中国增加30亿亩农田、草场和林地,再造一个中国。这样判断异议很少。但能否调出2000亿立方水,用什么方法调水,则异议很多。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他提出一个“高水北调﹐低水东调﹐风水互济﹐提引并重﹐东西对进﹐调补兼筹”的方案,让“水量不足”、“工程难度”、“见效过长”、“国际争端”的疑问只能成为一种絮叨。  

   

当然,西部调水是个几代人才能完成的大工程,还要出个大禹王才行。但是他知道:中国人有修都江堰的智慧,“一个长城修了几千年。从来没有一个民族把一件事做这么长时间”,“逐次逼进﹐从最紧迫的眼前问题着手,逐步延伸拓展,最终彻底改变全局”。“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就是靠这种精神”。今天的中国有这种精神的人依然存在,不过不在庙堂。牛玉琴、石光银,一个寡妇,一个劳改释放人员,两个文盲坚持几十年治沙30万亩,植树近亿棵。见到他们,他有了信心。  

   

一个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一个能源,都要考虑。说到能源,人们直接想到的就是石油、煤炭、核能等一次性。这些能源分布集中。风能、太阳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虽然几乎到处都有,但难以长途传输。美国人开始种玉米做燃料,但中国人吃的粮食才勉强够,恐怕也不是出路。可他偏偏把注意力放在了风能、生物能和太阳能上。经过二十多年的调研,他调查了中国人发明的垂直轴风力发电机;山东人发明的“便宜得一塌糊涂”的太阳能瓦;沼气发电。注意到能够亩产2吨干物质的中国象草,亩产5吨干物质的非洲巨菌草,亩产2.5-3吨干物质,直接海水灌溉的海蓬子。如果北调的水灌溉西北和北部形成的40亿亩都用来种草,形成的草和秸秆一样可以像美国种玉米做甲烷。这种绿色能源是“‘农业’这个概念的一次革命”——农业“长入”工业。  

   

说到这里,有人会认为贫道在说一个科技迷。那是他们脑子太直。  

   

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战争?人类从先民时期就你杀我我杀你?只用看看四川那块地方就知道了。古代的巴人曾经创造了很辉煌的文明,但周边族群不断袭击巴人,最终巴人没有了。是巴人爱斗还是周边族群爱斗?是巴人拥有盐井。盐井是不均匀分布资源,恰好在巴人的地盘里。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可还是在四川,都江堰用之不尽,没有人争夺。难道这里没有玄机吗?这个“科技迷”着眼的是“道”,是人类生存之道。  

   

西方现代化的基础是用一次性使用、不均匀分布资源形成的工业化。不均匀分布,资源出产地就既是福地又是险地,阿拉伯人和伊朗人就怀璧其罪,美国的航母就老在那里转悠,精确制导炸弹钻地弹就老招呼那里。一次性使用,能支持二三百年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到煤炭、石油、核能快没的时候(根据美国能源部的统计﹐现在全球仍在运行的440座民用核反应堆每年需要1.65~1.85亿磅的铀。按照这一消耗速度﹐可用的铀还够支撑40年,与石油煤炭期限差不多),“和平与发展”就快到头了。工业化靠一次性资源加上不均匀分布支撑,谁的胳膊粗谁的刀子快谁就分得多,只能实现“少数人的现代化”。  

   

依靠可再生和均匀分布能源支撑的工业化,创立分布式的能源体系和就地城镇化的生活方式,用不着争﹐用不着抢﹐用不着也没有办法市场交换。从需要市场、需要竞争到不那么需要市场和不那么需要竞争。从只有少数人能够现代化到多数人能够现代化。没有了那种你死我活,离开你我就吃不上饭的关系,才真正“不需要皇帝”。这才可能“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道是中国人的最高境界。他的这些思考说完了会觉得“简单得很嘛,这就叫得道了?”  

   

是很简单,但大道至简。  

   

道德经第十六章有一段很重要的文字: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虚极静笃是我们道士们修炼的最高境界。什么是“静”呢?归根曰静。也就是事物很多头绪(万物并作),要通过回看(观)事物的产生、发展、衰落过程(复);事物再繁复紊乱,也要回到最初那个最简单的根上来认识。归根曰静,后面的就是由此引导出来的境界。不能“复命”,从枝梢上蔓延,自然越走越远。换句话说,分析能力很强,说起来“头头是道”,其实哪头都不是“道”。归根才能谈道。“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  

   

最近流行“顶层设计”,吴敬琏老先生还“顶顶层”!“顶层”似乎提纲挈领,可惜有个“设计”这个纯粹自我的东西。顶层设计无非是预设个顶,再层层分析而已。没有归根,没有把最简单,最基本的道理说清楚,最后会有个好!?赵本山卖拐的办法就是顶层设计:跺脚——麻了——腿有毛病!  

   

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今天的“现代化”是一个都无可挑剔、政治正确的好词儿。根据马格纳雷拉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发达工业社会”就是西方国家,因此“现代化”经常被认为就是“西方化”。不少人,尤其后起工业国的学者不愿意承认“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但是如果让他们列举现代化的内容,无非是知识上的科学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市场化,产业上的工业化,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化个性化世俗化等。批判显得非常空洞。有点新意的无非是思考如何在现代化大潮中“保持中国文化自主性”,或者嚷嚷“中国不高兴”和总结现代化的“中国模式”。前者表现的是自怜,后者则更像自慰,都脱不了“民族主义”的窠臼。  

   

所有人看到的是:亚洲、拉美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正在民主化、市场化、工业化、自由化的道路上迈进;苏联和东欧反水;中国改革开放;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颜色革命”,以及最近正热闹的“阿拉伯之春”。眼前的现代化排山倒海,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主张和动作都在销声匿迹。即使最近几年这些现代化的祖宗们日子有些不好过,反思现代化的人们依然认为这无非是又一次“大萧条”,磕磕绊绊几年后还会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思考最深的,无非是想到“非主权货币”和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样式。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现代化与他看到的不一样?因为我们说的现代化虽然“万物并作”,“夫物芸芸”,但根本是工业化。什么是根?抽调了不影响事物存在的不是根,抽调了事物就不存在的是根。不科学的中国,没民主的沙特,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情绪摇滚”就要被石头砸死的伊拉克,这几十年经济都长足发展了,因此他们都不是现代化的根。如果抽调了工业化,恐怕你找不到什么现代化进程。与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身影相随的只有工业化,民选,世俗化都是后来有的。  

   

西方主导的工业化的根是一次性和不均匀分布资源。西方主导的工业化从开始到现在就伴随着一次性和不均匀分布资源,这种资源秉性决定了充分市场交换的必要性,同时决定了大规模生产的合理性。大规模生产决定了科层体制的必要性。而科层体制减弱了互惠机制的功能。这才形成主流世界的基本构架。  

   

他通过“观复”“归根”,找到形成“少数人现代化”的起点,实现“多数人现代化”的事物才有条件摆布。他对现代化的认识方法和结论,比所有人超前了半个世纪(因为至今没人能够这样认识),甚至他“观复”的半程(比如中国现代化的不可持续性),也是二十年后世人才模模糊糊有点感觉。  

   

贫道眼里,他就是属于“先知先觉”。  

   

这个他就是邓英淘。昨天去世了。  

   

贫道写这个东西是为了他。还是用道德经十六章后面一段“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的意思来追思吧:  

   

老弟虽然“没身”,却也“不殆”!  

   

胡乱写的文字说不清说不全也说不透邓英淘的思想,如果想做些了解,可读读王小强抢在他临终前写的《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链接http://hkstrongwind.com/pdfs/HKFax/No_HK2012-1.pdf  

当然,能读邓英淘的《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一书最好。  

http://hkstrongwind.com/可邮购。  

邓英淘,1952年9月生,湖南桂东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是计量及数理经济学,现从事农村宏观经济研究。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82年2月~1985年7月在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1985年7月~1988年7月在国务院农研中心工作,1988年7月至今在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村金融研究会理事。1992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7年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代表作有:《走向现代化的抉择》、《邓英淘文集》、《中国预算外资金分析》(合著)、《海南模式的特征问题和前景》(合著)、《新发展方式与中国未来》(合著)、《中国农村的变革与发展》(合著)、《中国体制改革的进程与趋向研究》(合著)等,此外,译校《社会科学中的数学模型》等5部著作,撰写论文28篇,内部报告4篇,完成各类成果总量约138万字,《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改革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思路》一书奖1990年度孙冶方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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邋遢道人
邋遢道人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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