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过去了,革命的硝烟渐渐散去,俄罗斯民主选举层出不穷,政权更迭不断,新老政治精英交替登场,然而官场生态难改,政权生态依旧。

张树华 2013-05-02 浏览:

  20多年前,一场由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运动引发了苏联社会的剧变,结果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原有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被抛弃,社会改变了方向,政权改变了颜色,其影响犹如改朝换代一般。20多年过去了,革命的硝烟渐渐散去,俄罗斯民主选举层出不穷,政权更迭不断,新老政治精英交替登场,然而官场生态难改,政权生态依旧。不仅西式民主法治没有实现,苏联时期政治的效率和秩序也已丧失殆尽,于是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非东方、非西方”、“非资、非社”的政治生态。

  精英阶层,层层阶梯

  “精英”一词原本是一个传统的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概念,其被很多俄罗斯学者及一些西方学者用来研究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演变问题。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俄语中的“精英”一词带有褒义,而当今的俄罗斯上层并非真正的社会精英,因而不配使用,主张以“新阶级”、“新权贵”、“官僚阶层”等词语代替。无论演变至今“精英”概念的具体涵义如何,追根溯源,它都是苏联时期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的产物。在苏共精心构筑的权力体系中,苏共最高领导层端坐于“金字塔”的顶端,构成了社会精英阶层的核心。有关报道曾透露,在原苏联有一份列有各类最高级职务人员姓名的秘密名册,涉及到苏共、最高苏维埃,以及政府的经济、外交等各部门,甚至波及到了一些军事和社会群众组织,总计11000个领导职位。而占据这些重要职位的领导人,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社会的“执政精英”或“权贵阶层”。另据一些研究俄罗斯精英问题的专家测算,苏联时期联盟和地方两级的权贵阶层约75万人,若加上他们的亲属,则有大约300万人,占居民总数的1.5%。

  苏联时期精英阶层不仅数量庞大,且等级分明,要想当官必须沿着由苏共设计的“独木桥”,爬过层层阶梯,方能步入“精英”的序列。而这一阶层内部通常又分为14级,各级的任命程序都有严格的规定。内部更新换代要按照特定的程式和原则,且一般情况下排除家庭继承或子女世袭。在苏共内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高级干部子女不就高位,尤其不允许继承父辈的职位,他们大多被安排到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工作。

  通常情况下,每个总书记的更替都伴随着高层干部的大换班,并在随后的两到三年内形成自己固定的亲信班子,如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第涅伯河帮”。受严格的程式与阶梯的约束,很多人往往等到踏着人梯,成为“人上人”之时,业已精疲力竭,步入古稀之年。明显的例证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苏联政坛上一批老朽的“政治精英”的存在。其造成的压抑和沉默的政治氛围,如一位俄罗斯社会学家所言,正是这些老态龙钟的苏共领导带领苏联提前完成了“5年中为3位总书记送终的国家计划”。

  “改革”过后,“精英”更迭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搞政治改组和干部撤换。一方面他希望借此培植和安插自己的同盟者,另一方面则幻想通过人员变动推动改革。因为在他看来,改革之所以停滞不前,是由于社会中存在着庞大的“阻碍机制”,而维持这种机制的关键就是“官僚机关”。于是,在其带领下,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苏联社会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官僚机关”、反“阻碍机制”的改革浪潮。在“民主”和“公开性”的旗帜下,政治改组成为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改革的主要内容,也为以后政治进程埋下了不少陷阱。

  政治上的风云突变,打破了原来封闭的权贵体系,在“民主化、公开化、反特权、争独立”的呼声中,“反精英”势力也呼之欲出。结果原来属于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的年轻政治精英走上前台,获得了执政大权,成为独立后俄罗斯政坛上的主宰。叶利钦便是他们中的“旗手”和领头人。而原加盟共和国则在苏联解体后借机独立、自成一统,其第一书记也随之摇身一变,成为国家“总统”。

  由此,原苏联政治精英集团四分五裂,纷纷自寻出路。有的改头换面或改弦易辙,成为民主浪潮的弄潮儿,如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有的适应了新的权力体制,且占据了权力的巅峰,如原政治局委员,并先后担任过苏联联盟院主席、俄罗斯外交部长、政府总理的普里马科夫;也有的从此步入商界,及时将权力和关系变为资本,成为商界名流,如前莫斯科市领导人塞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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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华
张树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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