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一个人,毁灭一个帝国

刘梦龙 2020-08-01 浏览:

批判一个人,毁灭一个帝国

刘梦龙

  安德烈耶娃女士去世了,今天的人恐怕对她很陌生,但在三十年前,这位女士曾经风云一时。1988年,化学老师安德烈耶娃给当时的苏维埃俄罗斯报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她对当时苏联在宣传,教育,思想等方面的乱象进行了批判,以一个党员的身份表达了她的不满与忧虑,这封信就是著名的《我不能放弃原则》。

批判一个人,毁灭一个帝国

  这封信激起了许多人对当时苏联乱象的不满,在群众中影响极大,反而苏共中央却如临大敌。在戈尔巴乔夫的授意下,由宣传负责人雅科夫列夫亲自挂帅,发动全部宣传机器对这位普通教师展开举国围攻,以此来维护戈氏改革的权威。然而可笑的是,不到三年,事实证明戈尔巴乔夫与雅科夫列夫这些苏共领袖才是真正的叛徒,他们亲手葬送了苏联,自己也没落得好处,只留下一片狼藉。

  即使在几十年后,安德烈耶娃的公开信仍然闪耀着不朽的光芒,这封信不仅仅是对当时苏联,也是对上个世纪开始整个东方阵营社会与思想乱象的高度概括。从对本国历史的否定开始,直到对本国制度的全面否定。对过去领袖与英雄人物的疯狂抹黑,对西方世界的一味迎合美化,对马列意识形态的全面放弃,以自由为名的造谣与污蔑横行,正义理性的声音却被掐住喉咙。整个教育与文艺宣传领域充斥着混乱与恶意并迅速向社会,特别是年轻人蔓延。

  安德烈耶娃所描绘的一切,这种开门揖盗,自掘坟墓式的社会乱象我想大部分人并不陌生。而可笑的是,这种自掘坟墓般的乱象,其根源和最有力支持者又往往来自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中心,而本该应战的思想、文化与宣传部门却在其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

  苏联的灭亡确实像是一个慢性病人在江湖游医的蛊惑下,胡乱吃药导致的猝死,而庞大国家机器毁灭是从脑死亡开始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最高领袖主导了对一个按组织原则发表自己意见的普通党员的全面批斗,而历史马上就证明了到底谁才是正确的,这可笑又可悲。然而,当苏联这样的庞然大物走向末日时,只有安德烈耶娃这样无权无势的普通党员站出来,却任凭自己的国家机器掌握在叛徒的手里。这种正义与邪恶力量的不对等,是极不合理,却在东方阵营普遍存在的。

  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党羽无疑是彻底的两面人,国家的敌人,但他们却高居权力中心。反而忠诚的安德烈耶娃和他们的权势相比不值一提。事实上,安德烈耶娃和戈尔巴乔夫还有主导围剿他的雅科夫列夫差不多是一辈人。他们都经历了惨烈的卫国战争,戈尔巴乔夫与雅科夫列夫正是借着卫国战争造成的青年干部严重损失,才有机会走上仕途直到飞黄腾达。而更年幼的安德烈耶娃,她的父兄都死于列宁格勒之围,由母亲抚养成人,长大后靠奖学金完成学业,成为一名普通化学教师。

  相比被苏联所成就,最后却毁灭了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等人,更应该仇恨苏联的普通党员安德烈耶娃却凭自己的良知站出来,成为这个国家,这个政党最后的一声怒吼。苏联的灭亡虽然有积弊,但让两面人上位,叛徒掌握核心大权的无疑是重要原因。我们以戈氏的亲信,宣传负责人雅科夫列夫为例。他几乎从不掩饰自己反动观点,早在七十年代主持宣传工作期间,就因为反苏亲西方的言论被赶出苏联政治中心。

  很难想象,这样一位主管宣传的苏共高层领导,他先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深造,在立场问题暴露后,又被派遣到加拿大当了十年大使,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他几乎是扮演了戈氏和西方的牵线人这样一个角色,利用西方资源为戈氏提高声望造势,因而从龙有功,得以回到苏共权力中心,主管全国宣传,并不出意外的成为苏联最卖力的掘墓人之一。

  苏共二十大后,随着赫鲁晓夫等人先后靠非组织手段上位并以否定斯大林为开端,苏共的理想信念已经不复存在。而苏共内部,政治斗争又最终形成了一套只进不出,最大限度保护失意官僚的机制。至此,苏共已经失去了排毒的能力并沦为养蛊的温床,失意官员如雅氏的死而不僵,以至于他的政治流放更像是一种进修。而当局势变化时,他与西方的深厚关系又反而成为一种政治资源,让他更进一步。可以说,雅科夫列夫之流的上位,就是典型两面人的胜利。

  当然,雅科夫列夫反应的问题远不止于他个人。文教宣传领域的沦陷是整个东方阵营普遍存在的问题。随着苏共日益的官僚化,劣质化,表现的最明显的就是宣传机器。苏联官方的媒体日益沦为起居注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失去公信力,和群众的实际生活与真实存在的问题脱节,而文艺创作者更是和国家离心离德,最终成为推墙的主力军。

  这种现象并非偶然或者说决策与用人失误那么简单。就像雅氏一样,虽然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曾经在物质力量上拥有和西方相抗衡的力量,但在经济和民生领域以及延伸的精神领域,长期是不如西方的。这种暗藏的弱势一开始被军事政治上的强势所掩饰,但久而久之就暴露出来。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后半,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传统受西方影响的后发国家,又不自觉的回到历史上的以西为师。

  这种影响最直接的就是重新把西方放在文艺宣传等方面领先乃至导师的位置。国内的传媒理论,教育体系开始照搬西方,用西方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工作,用西方的课程教育自己的学生。就像雅氏这样掌握核心权力的高官也一样到西方留学作为深造,这种精神上的一面倒,不仅来自经济差距导致的理论滞后,更是长久以来文化弱势的总爆发。而这最终成为了用东方阵营自掏腰包为西方培养代言人,主动权把舆论主导权交到西方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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