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华:苏联政治改革与民主化的教训

佚名 2019-08-15 浏览:

苏联政治改革与民主化的教训

张树华

2016年是苏联解体、苏共垮台25周年。这一事件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挫折,也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历史表明,苏联解体是苏共后期蜕化变质的结果,而戈尔巴乔夫盲目的政治改组和错误的民主化政策正是这一过程的加速器和导火索。

一、政治发展道路:坚持还是改向?

二战结束后,西方大国将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视为“自由世界”的威胁,并在此后的时间里,除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外,选中了“和平演变”作为与苏联进行政治和思想较量的手段。丘吉尔、杜鲁门、尼克松、里根、布什等许多西方政要都提出,要针对苏联进行政治战、心理战、文化战,以民主、人权为工具,摧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在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面对“民主、自由、人权”等资产阶级的政治圈套和话语陷阱,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主”、“自由”与“平等”从来都是具体的、历史的[1]。列宁认为,不应当抽象地谈论民主,不要相信什么“普遍民主”或者“绝对的民主”[2]的谎言,不存在什么“全民的、全民族的、普遍的、超阶级的民主”[3]。他指出:“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对于自由和平等的任何议论都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哪一个阶级的自由?到底怎样使用这种自由?是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的平等?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平等?[4]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领导人在西方“和平演变”的迷雾下逐渐丧失了政治信仰。他们渐渐忘却了列宁的教诲,他们的理想信念已经出现动摇。1983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考察几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苏东共产党人已经失去信仰,这些国家正在崛起的一代领导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务实派。戈尔巴乔夫[5]在下台后自己亲口承认,他早就不相信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因此在上任后便企图用“西欧式的社会民主思想”来改造苏共。

戈尔巴乔夫承认,19871988年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随着经验的积累,变得明确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袭击我国的危机并非局部,而是整个制度的性质。发展的逻辑使我们认识到,即不是应该完善整个制度,而是攻入它的基础本身。”[6]1988年我们意识到,必须对制度本身进行根本改革。由此进入了内容丰富的第二阶段的改革,这应立足于另一些意识形态观点,其基础就是社会民主思想。”[7]戈尔巴乔夫上任后不久,他便提出“公开性、民主化、改造[8]”等口号,力图通过在苏联内部的“民主化”配合向西方退让、妥协的外交“新思维”。

对于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为代表的苏共最高领导人政治信仰和思想立场的转变,除上面提到的尼克松之外,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著名的苏联通小杰克·F.马特洛克[9]、美国著名战略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等人早已洞若观火。布热津斯基在1989年写道: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已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他不仅要改变苏联的经济结构,还要修改苏联制度的思想基础,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苏联的政治程序……在克里姆林宫出现一位修正主义的总书记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世界共产主义就会有瓦解的危险……有朝一日,苏共要丧失对社会的垄断控制,苏维埃联盟随时可能解体。[10]

改革应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手段,改革不能变成“信仰放弃、方向背弃、主义抛弃”,改革绝不能变成改向。苏共后期主要领导人放弃自己的政治信仰,否定苏共历史,这对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讲,无异于是“思想自杀”行为。在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的带领下,苏共借批判“斯大林模式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之名,改弦易辙,走上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不但没有振兴苏共的领导和苏联的国力,反而导致苏共丧失执政的合法性,引发了政治分裂和国家瓦解,走上了一条政治自杀的绝路。在短短6年左右的时间里,这股打着“民主、人道”旗号的政治思潮不仅使苏联改革误入歧途,而且葬送了74年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埋葬了国际共运中最具影响力的、有着90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

苏共后期的领导人放弃科学社会主义,转而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其中除领导人的个人因素外,也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社会,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历史之后,还不能一下子接受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资本主义。而与欧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相比,民主社会主义对他们更具亲近性和诱惑力,再加上苏共主要领导人的鼓动与带动,更使这股思潮具有内部性、蛊惑性、隐蔽性和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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