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对苏冷战十大“技术手段”

作者:辛忠仁龙大猫 来源:《瞭望》2020年第30期 2020-07-27

美对苏冷战十大“技术手段”

辛忠仁龙大猫

美对苏冷战十大“技术手段”

尽管冷战已经结束近30年了,但它对世界的影响至今仍未消失,且有增强态势。在国际格局呈现出巨变趋势的当下,所谓“新冷战”的幽灵又被美国重新唤醒。

如今需要思考的是,美国对苏联的冷战手段会被“移植”吗?

纵观美国对苏联的冷战过程,大体可总结出十大“技术手段”,包括情报收集、舆论造势、理论支撑、宣传攻击、军事围堵、军备竞赛、经济封锁和技术限制、制造道德陷阱、战略诱骗、思想渗透。

一是情报收集。情报收集从社会主义苏联成立之日就已开始。二战前,英美情报界就发现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效率远远高于西方体制,认为苏联体制对西方体制的威胁远远大于军事威胁。二战时,英美又从与苏联的合作中发现苏联的动员能力、国家凝聚力、战斗意志非常强,对此非常担忧,因此二战结束后英美就发动了对苏联的冷战,并继续加强情报收集。

二是舆论造势。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反苏联、反共产主义演说,攻击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用铁幕笼罩起来。“铁幕演说”正式拉开了冷战的序幕,这也是英美舆论造势的开始。

三是理论支撑。为更好地进行战略部署,美国先后出台多套“冷战”理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凯南的“遏制理论”。1947年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凯南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正式提出对苏联实行“长期、耐心和坚定”的遏制政策,他的“遏制理论”为美国制订冷战政策提供了全面指导,此后“遏制”成为美国打压竞争对手的一条主线。随着冷战深入,美国又有多套理论出台,代表性的有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基辛格的《大外交》、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这些理论都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美国取得冷战胜利至关重要。

四是宣传攻击。美国一方面丑化苏联形象,出版了大量文学作品,将苏联时期的情报组织克格勃描述为人间恶魔、冷酷杀手,同时丑化苏联领导人;另一方面加强和平演变宣传,用无线电波对苏联普通民众进行思想渗透,还收买了其国内公知发布负面新闻。苏联最终倒下,与美国的宣传攻击有很大关系。

冷战时期美对苏宣传战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虚无化苏联的历史,诋毁苏联的各种英雄人物和事迹,打着所谓“求真相”的旗号质疑历史,搅乱人们的思想,抹杀苏联民众对祖国和信仰的认同,并把美国的所谓“普世价值”不断灌输给苏联民众。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原本是苏联卫国战争中的真实故事,却被西方媒体称为谎言,并且在很长时间内成为苏联民众的主流认知。

五是军事围堵与对抗。1949年美国牵头成立北约,标志着美国对苏东阵营的军事围堵正式实施。美国在北约建立之初就公开表示,要组织军事力量,防范“共产主义对自由世界的侵略”。北约成立意味着美国将欧洲捆绑到了自己的战车上。

六是军备竞赛。美国在欧洲派驻了大批军队,部署了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量武器。苏联一方面不得不加强西部边境防御,另一方面又要应对美国在阿拉斯加等地部署的大量轰炸机。在军备竞赛中,苏联大量的国力和资源被消耗了。

七是经济封锁和技术限制。冷战时期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在经济上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195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共同防卫援助统制法》,北约国家随后在巴黎成立了著名的“巴黎统筹委员会”,专门负责筛查对共产党国家出口货物的情况,“有助于增强共产党国家军事和经济潜力的商品”全部被列为禁运产品。广泛的经济封锁与技术出口管制致使苏东阵营不能融入美国控制的世界贸易体系,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孤岛,这也是苏东阵营最终被拖垮的重要原因之一。

八是制造道德陷阱。制造道德陷阱损害苏联形象一直是美国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九是战略诱骗。“星球大战”计划是美国战略诱骗的高潮部分。苏联没有根据国情制订合适的策略,为了应对所谓的“星球大战”消耗了大量资源,使本已患上经济病的国家离垮台又近了一步。

十是思想渗透。打击苏联的核心信仰一直是美对苏心理战的一部分,因为美国明白“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所以它抓住一切机会拉拢意志不坚定的苏联军官、高级官僚和有名望的知识分子。

美国的思想渗透计划是一套组合拳:首先是公开支持苏联所谓的“不同政见者”,无论这些人的言论是否正确,美国一律支持,同时大肆报道苏联政府欺压、迫害“不同政见者”,以此引发民间对苏联政府的不满,恶化苏联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其次是利用一切方式向苏联民众宣传西方的优越生活,这对苏联民众有着极大的诱惑力,苏联老百姓在长期的心理冲击之下,最终对本国政府和信仰产生了怀疑。

二战结束以来,维护其全球霸权始终是美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为达此目标,美国界定了三项具体的核心利益: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价值观优越性。

三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基于其对于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性,有一定的先后次序。比如,在美苏冷战时期,国家安全对于维护美国霸权地位最为重要,因此美国对外战略的制订很大程度上要基于安全利益。到了后冷战时代,经济繁荣就超越国家安全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核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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