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从“党性原则”中找回“群众路线”!

王维佳 2020-02-13 浏览: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群众路线”凭借组织工作的完善而得到进一步发展。编辑和记者不但被要求走向基层去采访,还被要求到基层参加生产劳动,并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更引人注目的是,当时共产党报刊普遍实行通讯员制度,数以万计遍布基层的报纸通讯员为党办的这些新闻媒体提供了大量群众新闻,打破了新闻职业的分工边界,推动了新闻的大众化。这种所谓“群众办报”的理念,“把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与非专业的新闻工作者结合起来”,相比新闻专业主义,显然更具有民主进步色彩。

除了延续“群众路线”的传统,延安时期还有很多重要的形势变化,它们是媒体“党性原则”得以树立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在延安知识分子和文化干部的队伍空前壮大,思想工作的复杂性非建党初期可比;另一方面,革命斗争的外部环境让统一思想、大局意识、纪律原则成为一种客观需要。这些新的变化要求将作为“文化干部”的新闻工作者,从思想到行动紧紧纳入到党的纪律和党的组织中。

在抗战时期的解放区,一种以党的组织系统为依托,并接受党的领导的宣传管理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共产党的各级党委一般都设有党报委员会,统管一定范围内的传播活动。同级党委的宣传部负责人对党报负直接领导责任,并要经常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情况。当时报纸杂志必须送上级党的宣传部审查。新闻工作者“一切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顾及到党的影响;要忠实于党的总路线、总方向、而且要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息息相通;要与整个党的集体呼吸相关”。这种以“党性原则”为核心的宣传管理体系一直延续到建国之后,甚至在媒体市场化、职业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要求新闻宣传领域中不可动摇的政治要求。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思想产生历史过程的简单梳理,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两个问题:首先,仅用“党性原则”和“党管媒体”来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理念是有失偏颇的,“群众路线”是这个革命政党宣传理念中更原始、也更根本的核心部分,这是传播领域“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灵魂所在。

其次,在很大程度上,“党性原则”这一政治要求具有工具性质,如何更好地说明和印证自身,我们党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有非常宝贵的经验,这就是必须和“群众路线”的传统结合在一起。离开了“群众路线”这个灵魂,媒体行政管理体系的活力和效率都很难保证。历经近百年的变革,从革命、建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改革、发展,中国的时代背景、党的使命、社会结构、媒体性质、传播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群众路线”和“党性原则”仍然是当前中国传媒治理理念中最核心的政治语汇。

十八大之后,中央领导在多次会议中强调媒体舆论的重要性,而且反复使用了“舆论战场”、“舆论斗争”这样的词汇。而针对新闻媒体管理,又再次强调“旗帜、导向、中心、大局”这些似乎与后现代媒体消费文化针锋相对的理念。从这些重要讲话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执政核心对舆论环境的高度警惕和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可以意识到当前中国共产党在媒体传播领域正面临很多复杂待解的问题。

首先,从媒体行业的生态看,通行了几十年的市场化、产业化发展路径已经让大众传播业的性质发生了转变。无论是“党媒”还是其他类型的媒体,都渗透了大量商业化和资本化的元素,产业属性自然包含着逐利性的本质。在市场化过程中,知识分子还来不及把“新闻商品化”的问题讨论清楚,“群众”就已经转变为“受众”,而“受众”又进一步被市场营销的规律细分和筛选。“眼球经济”这个看上去“政治脱敏”的指挥棒,让新闻媒体从议程到风格、从题材到立场都逐渐转向有利可图的一面。“数量众多”、“消费能力较强”,这两个标准的公约数就是“眼球”最值钱的都市中产阶级以上群体。以这个群体的需求为圭臬,别说达不到“群众路线”所要求的民主标准,连面向普罗大众的公共服务功能都很难实现。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国历史中最倚重的群体,逐渐成为被包括党媒在内的大众媒体忽视和抛弃的群体,这自然是媒体市场化改革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当年“群众路线”得以立足的制度基础正在逐渐被消解,可想而知,依附于此基础上的“党性原则”也将遭遇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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