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毛主席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邓力群 2019-10-09 浏览:

乔木把我的那本书拿去翻了一遍,对我说,他自己听传达后的印象不准确,我传达的也不全面。他说:你那本书上有跟着主席划了杠的地方,有主席简要的旁批。这些内容记录里面没有整理进去。整理的谈话内容,批评教科书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书的是多数,批评的是少数。只有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才能够全面地完整地反映主席读书的见解。

上海会议后,毛主席又带我们到广州,在白云山把余下的部分,第34章至第36章,还有结束语,全部读完了。这时已是1960年2月9日。

广州的这段读书活动,陶铸、胡乔木都参加了。

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涉及两大问题:一个是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一个是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谈话和批注的内容十分丰富,在这里,我举一些例子,以一斑而窥全豹,可以看出毛主席思想的深邃和见解的精辟。

例如,毛主席结合苏联和中国的经验讲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他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

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问题上批评教科书的观点。他说:“教科书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没有一个参与国强迫对方接受他所不要的商品’,‘不会有任何歧视和不等价交换’。不是那么一回事。事实上有卖肉带骨头的贸易,这是一种政治性的贸易。”他又说:“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他们和我们相反,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

再如,毛主席论述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的权利问题,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他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

又如,毛主席从批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缺点谈到科学著作的问题,非常精辟。他说:“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分工合作,集体写书,可以是一种方法。看起来,这本书是几个人分工写的,你写你的,我写我的,缺少统一,缺少集中。因此,同样的话反复多次讲,而且常常前后互相矛盾,自己跟自己打架,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要写一本科学的书,最好的方法,是以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像马克思写《资本论》、列宁写《帝国主义论》那样,才是完整、严密、系统的科学著作。”

他又指出:“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他还批评说:“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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