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近20多年出现的一些老百姓痛恨的社会问题，在美国的社经政策下都不能得到解决，只是合法化了。

作者：方鲲鹏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3-05-02

　　刚看到刘圣中和赵士诚两位在《清风》月刊2012年第11期的文章《反腐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下简称《反腐》)，是对本人写的《整治腐败无需等待体制改革》(刊于同一期《清风》)一文的批驳。现写一篇短文回复。

　　针对一篇文章写评论，有一条道德底线，就是引用作者观点必须忠于原文。很遗憾，《反腐》从头至尾没有正确引述我的观点，而是将一些明显愚蠢的话按在我身上，然后对这些不是我表达的观点大加鞭伐，虽然慷慨激昂，但那是对风车开战。仅举《反腐》一开始的两例存照：

　　(1)《反腐》正文的第一句话就春秋笔法，称方鲲鹏“认为整治腐败无需体制改革”。而我文章的标题明明是“整治腐败无需等待体制改革”，你把最重要的限定词“等待”故意抽掉了，这还能保持原来的意思吗?我文章的最后一句写得清清楚楚：“整治腐败不依赖社会体制，所以不需要等待体制改革，体制问题不能作为腐败蔓延的借口;而认为体制改革就能解决腐败问题，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体制改革是个漫长的过程，任何一位严肃的评论者都不难看出，我的文章从标题直到结尾，用意是表达“整治腐败刻不容缓，不应等待体制改革”。

　　(2)《反腐》第一节用“中美腐败的差距真是五十步笑百步吗”作标题，而我的原文是：“总的来说，两国腐败程度如果有差别，大约就是五十步和百步的距离。谁在五十步，谁在一百步?没有公正客观的信息可作评判。大家的感觉，中国的腐败程度更严重。”我的意思是中美两国腐败的性质相近，根本不存在“五十步笑百步”这种明显可笑的语句和语气。

　　我那篇二千多字的短文，不是讨论政治改革和民主选举这样的大问题，只是就事论事，谈了“整治腐败不依赖社会体制”的观点。表示“不依赖社会体制”，不等同于反对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我的文章还点明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确实很重要”。但是《反腐》作者把我“不需要等待”的话篡改成“不需要”后，又宣称我“对政治改革和民主制度如此反感”，以致得出了“民主制度易导致官员合法腐败的结论”，等等。就更不可取了，不仅根据假设情节胡乱推演，还上纲上线，有文革大批判的遗风。

　　做学问的态度应当实事求是。我的文章指出“腐败同社会体制有关，这是民主理论的推导;而腐败同社会体制无关，则是从实证得出的结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事实是，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原来腐败现象严重的国家或地区，改成民主体制后就自然解决问题了。如果你不同意这个结论，请找出一个实例给大家看看。

　　因为越南和俄国政治体制原来与中国相同，我的文章分析了这两个国家“透明国际”最近13年的清廉度指数，不是要说明它们的腐败程度如何，而是考察体制改革对防止腐败的影响，目的是突出文章的主题，即“整治腐败不依赖社会体制，不需要等待体制改革”。然而，《反腐》对我举出的有可比性4个例子(另两个是香港和台湾)，一声不吭，却另使用中美两国“透明国际”2009年的清廉度指数，做没有意义的比较。这种找一个年度的数据作比较，固然能说明美国的清廉度指数较好，但并不能反映动态相对变化。

　　此外，中美两国对腐败的定义不同，这两国的“透明国际”清廉度指数实际上不具可比性。比如说，你向一位总统候选人资助了50万美元的选举资金，这位候选人获胜后，虽然你毫无相关的外交经验、学识和训练，但你可以要求到一个条件优越的国家去当大使。这相当于买官卖官，在中国属于腐败案例，但在美国，无论是法律还是民众的感受，都不会视之为腐败。

　　不做细致的研究，不查证资料，对自己不熟悉的事务凭自以为是的“常识”推理，常会闹出与事实相距甚远的笑话还不自知。《反腐》作者说，一人一票的选举，形成选民对官员的有效约束力，那些钻法律空子的“软性腐败”即使存在，一旦被曝光，也必然在下次选举中惨败。但事实呢?以美国为例，除了总统之外，选举产生的联邦官员只有国会议员，而据盖洛普民意调查公司刚公布的民调结果，2012年民众认为仅有7%的国会议员具有可以接受的道德水准。此外，大选前三个月的多次民调结果，民众对国会议员的满意度只有10%，甚至于个位数。按所谓“常识”推理，90%以上的国会议员会被改选掉，然而2012年的选举结果，91%的国会议员获得连选连任。这方面的原因，由于超出本文讨论的范围，就不作展开了。

　　出现这种认识偏差，也不能全怪《反腐》一文的作者，部分原因是国内信息失衡造成的。举一个例子。名称动听的一人一票“民主选举”，大家耳熟能详，但是名声狼藉的“选后分赃制”，虽然也是西方选举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特征，民主启蒙教育家们却蓄意视而不见，不作介绍，因此绝大部分国人从没听说过这个词。

　　“选后分赃制”并非笔者杜撰的名称，英语有其专有名词spoil system，由美国第7任总统杰克逊在1829年官方确认。二百年来，“分赃制”成为美国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其特点是获得选举胜利的候选人，把政府官职奖赏给那些助选有功人士，而不论他们的品格和能力如何。

　　共和党人小布什，在2000年的总统竞选中，授予241名替他筹款达到10万美元以上的积极分子为“布什先锋”的荣誉称号，他们中有19人，小布什2001年上台后即奖赏了大使职位。

　　民主党人，不徨相让。现任民主党籍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1月上任，到当年11月，已任命了24个助他竞选的捐款和筹款大户为驻外大使，其中绝大多数人完全没有外交经验。中外媒体曾报道，西雅图一位没有任何外交经验的女商人辛西娅•斯特罗姆(Cynthia Stroum)，因为她本人和拉来的捐款为奥巴马竞选总部贡献了50万美元的选举资金，奥巴马总统回报她美国驻卢森堡大使一职。然而她上任后对下属极其苛刻，任意侮辱谩骂，不到一年就搞得使馆里怨声载道，不仅大使馆所有的工作都没有达到预期功能，甚至国务院还需要派遣医疗小组到卢森堡，为使馆雇员诊疗精神创伤问题。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算计再好的规章制度，也能被活人找到空子可钻。打个比方，微软的视窗系统，从出生以来，从不曾停止打补丁，而常常为堵一个漏洞设计出的补丁，产生了几个新漏洞，结果补丁加补丁，漏洞越补越多。迷信法治万能，就同微软补丁一样，法规套法规，层层叠叠，结果什么样的损公利己之事，最后都变成有法可依，依法贪污。

　　治理国家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以偏概全，在建设和完善制度的同时，一定要重视社会道德和文化观念的建树。法律规章是必要的，但是法律不可能巨细无遗，面面俱到。约束和规范人们行为的根本之道，应该是道德。而社会的道德文化是上层建筑，需要由上而下引导。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和美国的基督教文化，曾在历史上对于各自国家的稳定起了很大作用。然而中国的现代历史，或者提倡精神万能，或者迷信法规万能，造成对自己的文化破而没立。而美国的基督教文化，现代也日渐式微。于是乎，两国的社会观念由赞赏“知耻者近乎勇”，转型为信奉“不知耻者为勇”、“无耻者无敌”。道德观念整体下沉，是社会乱象之源。

　　中国最近20多年出现的一些老百姓痛恨的社会问题，在美国的社经政策下都不能得到解决，只是合法化了。请看看，美国债台高筑，走向破产崩溃，绝大部分人的收入水平过去30年原地踏步，甚至倒退，可这时期极小部分人的财富却急剧膨胀，但是政府很“廉洁”，居然会“没有”一个腐败贪官。

　　美国过去二、三十年的历史，证明美国模式不可行。民意调查也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走向迷茫、不认同。中国的改革不能以美国模式为蓝图，不能步美国的后尘，在反腐败问题上，也一定要有超越美国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