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伟大胜利--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而作

作者：高为学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3-05-02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伟大胜利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而作

高为学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们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伟大最壮丽的篇章。这些伟大胜利的取得，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由于我们坚持了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立国”的根本方向，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立国”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立国”的领导核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因此，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离开了它，就没有根基，没有方向，“国”是绝对“立”不好的。历史证明，新中国成立60年来所发生的历史巨变，正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伟大胜利。

“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三十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

新中国60年，粗略地说来，可以分为前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后30年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我们要正确地认识60年，就必须以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作为一根红线，把60年贯穿为一个整体，全面地辩证地把握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

邓小平在谈到国庆三十周年讲话稿的修改时指出：“还是要讲在三十年的历史上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取得的。……过去的三十年，是坚持、发扬四项基本原则同背离、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我们的斗争尽管受到这样那样的干扰、破坏，但我们终于克服了这些干扰、破坏，我们始终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三十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写这个讲话。”^（¹^）这就是说，新中国前30年的胜利，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胜利，因此“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三十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总结这30年的历史。

有人可能发问：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1979年3月第一次提出来的，怎么可以说前30年的胜利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胜利呢？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因为“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²^）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确立了这些立国治国的基本政治原则。毛泽东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强调要没收中国官僚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必须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由于受到几重敌人的压迫，得到了锻炼，具有了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资格”，能够领导中国经济建设相当快地发展。^（³^）他还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⁴^）正因为我们早就确立了这些有关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思想，所以在新中国成立30周年时作出这样的结论：“总起来看，在过去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⁵^）

那么，在前30年中，究竟取得了哪些“伟大的成就”呢？党中央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十年是光荣伟大的三十年，……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变化，并且巩固了革命变化的胜利成果。”其一，“我们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其二，“我们消灭了剥削制度，改造了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度，全面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初步实行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使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以上的中国人民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其三，“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三十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创立了可以依靠的前进阵地”；其四，“我们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必要的改造，发展了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等事业。我们在全国人民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持久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人民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原子弹、氢弹、导弹的试验成功，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和回收，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集中地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的成就”；其五，“我们战胜了外国侵略势力先后对我国进行的孤立、封锁、干涉和挑衅，巩固了国家的独立。我们的伟大祖国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愈来愈成为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巨大力量。……现在，全世界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已有一百二十个，我国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贸易关系、文化联系和友好往来正在不断发展”。因此，“三十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看不到这个伟大成就是完全错误的”。^（⁶^）这就是党中央对30年前的中国所下的结论，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客观事实。

我们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所取得的前30年的伟大成就，为新中国后30年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础、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后30年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前30年的继续和发展。但是，有些人却要大肆诋毁、否定前30年，不加分析地认为30年前的中国是“封闭落后”、“贫穷僵化”的中国。甚至有人公开反对党中央关于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代”的论断，而把前30年贬称为“旧时代”，鼓吹要“摆脱旧时代”，“突破旧时代”，“同旧时代分道扬镳”，“煽动对旧时代的不满和愤怒”，“给予旧时代以致命的打击”。他们疯狂地否定前30年，就是要否定在前30年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论和实践。这是同邓小平的认识完全背道而驰的。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⁷^）他在国庆三十周年时更加具体地指出：建国三十年来，“我们还是建立了一个相当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不行。有了这个基础，才可能搞四个现代化。因为有这个基础，人家才看到中国提出四个现代化并不是随便讲大话。……尽管我们害了十年的病，但是在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等方面还是有了一个基础。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希望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总之，三十年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面貌一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变了，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比过去更多了。所以，这三十年是值得我们回顾的，值得我们总结的。”^（⁸^）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就是对那些诋毁、否定前30年的谬论的有力回击。他告诉我们，前30年确实是后30年发展的基础，没有前30年，就没有后30年。前30年是值得“回顾”和“总结”的，绝不能随意诋毁、否定。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邓小平关于“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总结历史经验的指导原则，同样也适用于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总结十几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⁹^）党的十七大报告也强调“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此后，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又进一步阐述了这条宝贵经验，强调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这就表明，我国的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反对资本主义方向。

我们要深刻领会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内在联系，就必须以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为指导。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基本适应的非对抗性矛盾，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主要特征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主要内容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能够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这些反映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特征和根本优越性的四项基本原则。毛泽东在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基本适应的、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还认为它们之间又存在着不适应的某些方面和环节，必须通过改革来逐步解决。这种改革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统一的，它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在我国不改革不行，改革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更不行，不管改革怎么深化，也不能突破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底线。否则，就不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改革，而是改掉社会主义制度的资本主义改革。

长期以来，一直有人不是“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而是把它们完全对立起来。在这个问题上，赵紫阳可以说是祖师爷。他说：“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是有矛盾的，使改革深入不下去。”在他的心目中，“改革开放就是高举民主旗帜，要实行民主政治，结束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私有化，补资本主义课，这就是改革理论”；“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搞社会主义公有制与一党专政”；“应该放弃公有制、公有制为主体这个框框”。其结论是：“中国社会的发展，无疑总会转向社会民主党主导的方向”；“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¹⁰^）可见，他所谓的“改革开放”，就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以发展资本主义为目的资本主义改革开放。赵紫阳的这些话虽然是在下台后讲出来的，但是他早就存在这些问题。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讲：“赵紫阳同志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实际上是背离和放弃四项基本原则，怂恿和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酿成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这就从反面惊醒了我们。这个用鲜血换来的深刻教训，我们一定要永远记取。”^（¹¹^）这个“深刻教训”，今天仍然要“永远记取”。

改革开放必须以解放思想为先导，而解放思想又不能偏离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说：“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¹²^）可见，只有把解放思想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结合起来，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思想解放，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极少数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把党的错误加以极端的夸大，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共产党内部，极少数人在党揭露和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时，思想发生动摇。他们不但不承认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接受中央委托，在1979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要在继续批“左”的同时，“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¹³^）

1980年12月，邓小平又针对有些人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会妨碍解放思想”的混乱思想，指出：“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¹⁴^）后来，由于对党关于思想战线的正确方针执行不力，致使理论界、文艺界产生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郑重地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¹⁵^）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开展的反对精神污染，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由于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消极对待，使之半途而废，没有达到预期成果。

正因为没有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引发了1986年的学潮。邓小平针对这个问题指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¹⁶^）根据这个精神，在1987年初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又由于赵紫阳的消极对待，没有坚持进行下去，使一度收敛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从新泛滥起来，这就成为1989年政治风波的重要内因。在这次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分析了它的性质和教训，指出：“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¹⁷^）同年11月6日，他在会见金日成时进一步指出：“总结历史经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分重要，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绝不能放松，否则，我们非垮台不可。”^（¹⁸^）这里把话已经讲到底了。

事实上，不仅在政治领域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样，在经济领域也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人们都知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何在呢？就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¹⁹^）邓小平的论述，充分说明了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辩证关系，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市场经济才真正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否则就会出大问题，就会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有力地批驳了有些人认为“市场经济只有一种，不存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只讲市场经济，不要社会主义，搞什么完全“市场化”等错误观点。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由于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力地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但几年之后，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开始复苏，并且顽强地发展蔓延。有的公开鼓吹“全盘西化”，在政治上宣扬取消、削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张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有的在经济上宣扬私有化，主张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有的在思想文化上提出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有的歪曲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诋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煽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有的公然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鸣冤叫屈，为1989年政治风波翻案；等等。其矛头都是指向四项基本原则的。可见，在改革开放30年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有全面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取得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胜利。而改革开放中的问题，有许多正是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包括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等）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干扰。如果我们只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而忽视甚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那就会犯不可挽回的政治错误。邓小平曾多次讲过，胡耀邦、赵紫阳两个总书记犯错误，都不是在经济问题上，而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²⁰^）因此，他要求第三代领导“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²¹^）党章也规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照此办理，才能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成绩，战胜前进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

“我们要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叶剑英曾指出：“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要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样，我们的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²²^）在我们今天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同样也要牢记这个历史的经验教训，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如此，就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首先，必须全面坚持党的指导思想。党章和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都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可是，有些人却把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不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像《辞海》这样重大思想文化工程建设，按照今年5月10日的《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报纸的报道，其2009年版的“编纂修订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而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包括在指导思想之内。这就背离了党章和宪法的有关规定，不能全面坚持党的指导思想了。我们都知道，“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一项，更是这个“成套设备”的灵魂，是绝对缺少不得的。邓小平曾指出：“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²³^）这是何等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啊！

有人可能认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不等于把它排除掉、否定掉。这种解释，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也是不符合我们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态度的。毛泽东认为，“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²⁴^）1971年上半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起草《汇报提纲》时，周恩来不同意“要突出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指示：“要全面，前面加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要写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强调说：“水有源，树有根，毛泽东思想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是根，不能割断嘛！”毛泽东当时完全同意经周恩来亲自修改的会议文件，表明他是不赞成丢开马列主义来“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邓小平也指出：“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²⁵^）可见，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是“水”和“源”、“树”和“根”、“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如果“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就无源，树就无根，学生就丢弃了先生，是绝对不可以的。同样的道理，今天光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不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然也是不妥当的。

不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做法，也是违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主张的。邓小平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²⁶^）“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²⁷^）胡锦涛也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²⁸^）既然如此，我们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要“永远高举”、“始终高举”，决不能干出丢弃“老祖宗”的事。只有这样，才能凝聚人心，避免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造成思想政治上的混乱，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其次，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基于对基本国情的正确分析，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要正确理解和贯彻基本路线，就必须正确认识基本国情。按照江泽民的分析，我国的基本国情的主要之点有三，即我国存在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和社会基本矛盾。可是，现在有些人在讲基本国情时，往往不够全面，只讲第一、第三个矛盾，而不讲第二个矛盾。他们承认“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还存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逐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承认阶级矛盾，不准讲阶级斗争。这就不能正确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也就不能了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客观依据。那么，江泽民在谈基本国情时是怎样分析“阶级矛盾”的呢？他说：“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它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种斗争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斗争的核心依然是政权问题。这种斗争同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们之间的渗透和反渗透、颠覆和反颠覆、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密切联系、相互交织。”^（²⁹^）这里全面分析了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的状况，认为它不仅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还有可能激化，其斗争的核心依然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权问题”。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有其特殊重要意义。

对于这些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竟被有的人诬蔑为“林彪的思维方式”，“是在呼唤‘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认为，“宣传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必然是“企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内外反动势力”。他们如此惧怕讲阶级斗争，憎恨揭露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斗争的实质，并把矛头直指党中央，实在令人震惊！对此，江泽民曾作了如下回答：“我们纠正过去一度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不等于阶级斗争已经不存在了。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这种观点和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同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³⁰^）现在，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以及“宪政改革”思潮的斗争，从来没有停熄过，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认清其反动实质，进行坚决的斗争。

再次，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³¹^）因此，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首先要搞好党的建设，始终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我们党是一贯坚持党的这一性质的。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时就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³²^）邓小平说：“党应该是一个战斗的队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³³^）江泽民也曾指出：“我们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如果让不愿放弃剥削、依靠剥削生活的人入党，究竟要建成一个什么党？”^（³⁴^）可见，对于党的这种性质，一直是非常明确的，是毫无争议的。

当党的十六大党章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之后，有些人认为“两个先锋队”都是党的性质，“是我们党对自身性质认识的一个飞跃”。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模糊了党的性质。对于这个问题，钟言（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闻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的《论〈江泽民文选〉的重大意义》一文，作出了正确的回答：“马克思主义政党要立于不败之地，首先必须明确和坚持自己的性质，为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奠定坚实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确定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工人阶级始终是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无论党的地位、环境和历史任务如何变化，党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能改变，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不能动摇。”而“中国共产党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则是指“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忠诚地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奋斗。这是中国共产党最为深厚的群众基础、最为深厚的力量源泉。”^（³⁵^）这就表明，“两个先锋队”虽然紧密相联，但却是内涵不同的两个范畴，前者是讲党的性质，即党的阶级性质和阶级基础问题；后者不是讲党的性质，而是讲党的历史作用和群众基础问题。正由于有了前者的性质，才有后者的作用。如果把两者混同起来、并列起来，都称之为党的性质，就会误认为我们党是“全民党”，那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我们在党的性质这个根本问题上出了问题，把它搞乱了、搞错了，那将是最为要害的问题。因此，我们一定要守住我们党的性质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底线，党才能真正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目标变成现实！

（2009年6月8日完稿）

注释：

（1）（8）《邓小平年谱》（上），第552、561页。

（2）（7）（12）（13）（14）（23）（27）（3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5、167、279、166、364、173、172、268页。

（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1431、1436、1430页。

（4）（24）《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59、261、260页。

（5）（6）（2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14、210-214、222页。

（9）（15）（16）（17）（20）（21）（2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39-40、194、305、324、299、369页。

（10）参见《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香港开放出版社2007年版。

（11）（29）《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60、151-152页。

（18）（19）（31）《邓小平年谱》（下），第1295、1363、1363页。

（25）《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83、2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