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新年：超越民族主义，创造普世价值——回眸“五四”

超越民族主义，创造普世价值

——回眸“五四”

旷新年
原载《绿叶》

    摘要：“五四”运动既是一个抵抗西方的运动，同时又是一个学习西方的运动。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但“五四”的中国不是简单地“接轨”西方，因此民族主义在成为中国现代的历史主题的同时，并没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历史赋予中国的使命是如何在追求现代的过程中超越和克服现代，21世纪中国崛起的过程必然是一个不断克服西方带给我们的民族主义疾病的过程，从中可创造出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普世价值。

一

    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说：“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因为五四运动是对内的，对外只限于输入。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就连大陆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格）所谓民族回忆这样的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基了现代中国，并成为现代中国的新传统。
    从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对五四运动自然有不同的看法。对于西方来说，五四运动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运动。对于中国来说，五四运动并不是一个排外运动，相反却是一个大规模输入现代西方先进文化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在1915年的《留学日记》里把留学生比作传教士，使命是在中国传播现代西方文明。五四以后，胡适甚至明确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曾经有人认为，中西接触以来，中国对于西方的回应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期名之曰船坚炮利时代。第二期名之曰变法维新时代。第三期名之曰立宪革命时代。第四期名之曰‘个人’‘社会’时代。”1也就是从物质的觉醒到制度的觉醒，最后到文化价值的觉醒。1916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胡适借用尼采的话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推动了对于传统思想文化的激进批判。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激进的文化批判称为“全盘性的反传统”。当时，黄远庸在《新旧思想之冲突》中描述思想文化界的冲突说：“自西方文化输入以来，新旧之冲突，莫甚于今日……未有如今日笃旧者高揭复古之帜，进化者力张进化之军，色彩鲜明，而不相下也。且其争点，又复愈晰愈精，愈恢愈广，盖在昔日，仅有制造或政法制度之争者，而在今日，已成为思想上之争，此犹两军相攻，渐逼本垒，最后胜负，旦夕昭布。”2在这场新旧思想和文化的冲突中，在民族危机的巨大压力下，在进化论的支援下，新思想和新文化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胡适将五四运动限定在新文化运动的范围里，把学生爱国运动看作是一个意外悲剧，抱怨其干扰和中断了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一书中，周策纵将五四运动定义为对1915年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和1919年《凡尔赛和约》的反应的反帝爱国运动。“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学生和新知识分子领导人掀起了一场反日活动和一个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试图通过思想和社会改革建设一个新中国。”3狭义上的五四运动指发生在五月四日的学生爱国运动，称为“五四事件”；广义上的五四运动指发生在1917－1921年间的新文化运动，称为“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在新知识分子领导下彻底革新中国传统文明的一个自觉的运动，它产生了个人的觉醒和民族的觉醒。与胡适将五四事件看作是新文化运动的歧途和悲剧这种看法相反，周策纵认为，这两个运动是联系在一起的，不仅新文化运动所引起的思想觉醒导致了学生的爱国行动，而且学生爱国运动构成了五四运动的高潮。
    费正清在其有关中国的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模式。他将中国的现代化和现代中国的转变看作是对西方入侵的反应。中国现代历史是一种巨大的创伤记忆。中国的现代化是被动的，是一个充满屈辱的自我否定和被迫转向西方的过程。学衡派等保守主义对于新文化运动和现代西方文明充满不满和愤怒。梅光迪认为，新文化运动并非像其领袖所宣称的那样，是进行“中国的复兴”，而是铸成“中国的自取灭亡”。他在《西方在觉醒吗？》一文中说：“在西方的胁迫下，中国只得以自己的方式来对抗它。”在他看来，“它只不过是一种无法避免的邪恶而已”。因此，“恰当的问法不应是‘中国在觉醒吗？’而是‘西方在觉醒吗？’”4

二

    若干年前，曾有海上精英诟病五四有两个“病灶”：一是“民族主义”；一是“民粹主义”。但是，民族和民主（用精英的词汇来说是民粹，用人民的话来说是民主）这两个病都是西方的传染病。当然，我并不认为西方的都是好东西，也并不认为西方的都是坏东西。我也并不认为西方的东西就只能是西方的东西，不能转化为世界的东西，不能变成普遍的东西。换句话说，并不意味着西方的价值就不能转变为“普世价值”。就好比梅毒本来是西方的东西，现在已经变成了普遍的东西；大麻本来是印第安人的东西，现在已经全球化了；科举考试本来是中国的制度，现在已经世界化了。
    民族和民主本来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一种普遍的、日常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西方的生活是以民族为基本单位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和现代民族国家、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相联系在一起的。市场经济其实等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交换价值和等价交换，只认钱不认人，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交换的人格化，这也是现代文明自由、平等这些修辞的真实内涵。我们通常只注意到《新青年》杂志对于传统文化价值的猛烈破坏，而忽视了陈独秀对私有财产权在现代文明中的重要意义的强调。市场是一个伟大的破坏者，也是一个伟大的解放者。市场没有任何内在的偏见，它是彻底的形式主义平等。市场上的每一个购买者都是平等的，因此市场经济有力地摧毁了封建主义的身份等级制度。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谁有人民币，谁就是人民。对于现代西方来说，民族生活和民主生活是饭，是日用饮食；对于中国来说，民族和民主却是病和药，并且至今仍然还是病和药。民主尤其是一种病，不少人一再警告，如果民主的病一发作，中国就会崩溃。但是，不论民族和民主是日用饮食，还是仅仅是病和药，都已经成为了我们无法拒绝的。我们都被卷入了现代之中，都不得不面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民族利益的格局和民主的价值理想。五四运动既是一个抵抗西方的运动，同时又是一个学习西方的运动。在抵抗西方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在西方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五四在当时就被神话化了。这个令人热血沸腾的神话激荡起了20世纪中国的政治浪漫主义。中国没有产生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样的浪漫主义诗歌和音乐，没有产生史诗和交响乐，而是产生了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运动。今天，五四的理想还没有转变成为中国的现实。对于今天中国来说，现代性仍然像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

三

    进入21世纪，世界历史又到了一个重要的时刻：紧接着美国“帝国”的想象之后，中国“大国崛起”舆论甚嚣尘上。“大国”，换成五四的词语，就是“列强”。经过一个世纪的奋斗，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作别亚洲的恶友”，“脱亚入欧”，走上了一条和中国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在《三笠公园》中，张承志检讨了日本“脱亚入欧”跻身资本主义列强和遭受毁灭的历史。对于“大国崛起”的话语，张承志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由于失败的历史，新潮的大国梦变成了包围的众论，在一个世纪后一浪一浪地涌来。它崇洋的媚态，它专制的出身，它隐现的他者歧视，让我感觉紧张。”《大国崛起》过分地修饰了西方崛起的历史。
    哈贝马斯坚称，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然而，现代性内部早已发生分裂，充满了矛盾和紧张。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的时候，斯宾格勒已经喊出了“西方的没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梁启超惊呼“西方文明破产了”。当胡适主张“一心一意的现代化”和“充分世界化”的时候，西方现代性已经出现了深刻的裂痕，西方世界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分裂，西方文明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动摇。从晚清开始，章太炎在《国家论》、《四惑论》、《五无论》等文中猛烈抨击严复刚刚构建的公理世界观。王国维推出德国新人文派。在新文化运动前，鲁迅在《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中倡导“新神思宗”，批评洋务派对于以功利、效率、侵伐为特点的现代化的追求。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指示了后发现代化国家不同的政治选择和替代的现代化方案。马克思所构想的共产主义，本来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到最后使全世界简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矛盾导致共产主义。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方案，列宁的一国社会主义是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最终化为一个资本主义的怪胎。它企图规避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它并没有减少资本主义的罪恶，相反，它被许多人看作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一种可怕的诅咒。
    从五四一开始，反思现代性和批判现代性的思想就被带入了中国现代性知识运动的内部。近30年来，“新启蒙主义”的蜕变和所谓“自由派”与“新左派”的论争，既反映了1990年代“从追求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的知识转换过程，同时，其问题本身却在五四的时候就已经凸现出来和缠绕在一起。汪晖的反思现代性是从鲁迅研究出发的。1980年代，他在《预言与危机》中就指出，五四的同一性不是“思想的同一性”而是“态度的同一性”。因此，这种分歧并不是1989年之后才发生的，而是其思想资源本身的差异，正如鲁迅和胡适他们的思想资源的选择一开始就是不同的一样。他们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运动内部的不同脉络。当1990年代自由主义提出“胡适还是鲁迅”的抉择的时候，本身就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尽管对于“公理战胜强权”的期待失望了，尽管中国在政治上无比混乱和黑暗，但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仍然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大亚洲主义”、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新亚洲主义”以及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都昂扬着理想主义精神。

四

    在“大国崛起”的背景下，2009年春，《中国不高兴》一书出版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本表态的书，因此毫不意外地引起了激烈的反应。我们承认，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的蓝衣社不乏理想主义者，但是他们最终都成为了悲剧人物。我们不知道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会不会重蹈蓝衣社覆辙。思想的道路是曲折的，蔡元培、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最终走上了国家主义道路，而闻一多却由国家主义者转变成为了民主主义者。中国现代面对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多种政治选择，但是，中国最终走上了另类的现代化道路。
    一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是由于欧洲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相互厮杀，中国资本主义因此获得了喘息和发展的机会。当前“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契机，是世界制造业向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中国大陆转移，中国大陆成了以血汗工厂为特征的“世界工厂”。
    当提倡民族主义的时候，所谓“民族”实质上意味着资产阶级国家，意味着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当民族主义将资产阶级的利益奉为全民族的利益的时候，必然压抑和无视民族内部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和冲突。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合谋最终会被历史碰得头破血流。
    在科索沃战争中，欧洲提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概念。它标志着后现代欧洲国家已经超越了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最早诞生于欧洲，它也最先在此安乐死。相对于民族主义来说，“人权高于主权”这个概念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当然，这个概念的提出本身同时蕴含了巨大的历史污垢，正像民族主义包含了巨大的历史污垢一样。在历史上，民族主义也曾经是一个进步的概念，它以人民主权取代了封建王权。正如汪精卫在《民报》中所论述的“国民的国家”，民族的思想包含了人民主权的概念，现代民族国家必然内涵民主政治和普遍人权。我们是否可以想象，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帝国最终取代民族国家。帝国和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民族主义屈从于丛林法则，而帝国，按照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帝国》中的说法，“将伦理与法律的契合性和普遍性推到了极致”。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达，政治上层建筑立在经济基础之上。欧洲共同体转变成了欧盟，而欧洲共同体的前身是欧洲煤钢共同体(又名欧洲煤钢联营)。在不久的将来，东亚各民族主权也可能将消融于东亚共同体和亚洲共同体之中。然而，今天，当欧洲已经超越了现代目标的时候，东亚的中国、日本、朝鲜三个国家却仍然没有完成现代的目标，仍然在向着现代的目的进发。民族主义是中国现代的历史主题，但是，民族主义从来没有成为意识形态的表达。在五四的时候，鲁迅曾经说，“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5。20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一直是防御性的，而非进攻性的。21世纪中国崛起的过程也必然是一个不断克服西方带给我们的民族主义疾病的过程。五四的中国不是简单的“接轨”。历史赋予中国的使命是如何在追求现代的过程中超越和克服现代。中国的崛起必须具有高瞻远瞩的思想战略，富于理想精神和足够的政治智慧，超越民族主义的思想视野，创造出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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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旷新年，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1 百里：《新思潮之来源与背景》，《改造》3卷1号（9，1920）。

2 黄远庸：《新旧思想之冲突》，《远生遗著》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3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4 梅光迪：《西方在觉醒吗？》，《梅光迪文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页。

5 鲁迅：《<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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