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王炎:国际恐怖主义影片之喻

戴锦华 2013-12-04 浏览:

  原编者按:从“9•11”开始,国际政治进入了“反恐时代”。从“冷战”到“反恐”,西方社会的核心议题与关注焦点已然转移。而早在“9•11”恐怖袭击之前,已有诸多美国学者论及国际恐怖主义是道地的“美国制造”,准确地说,是“好莱坞出品”。那么全球恐怖主义与大众传媒时代有怎样的关系?反恐意识形态的核心究竟为何?如何追溯其来源及其最终的蜕变与堕落?从再现暴力的恐怖主义影片中,我们试图对这一复杂议题作出初步探究。

  主持:赵雅茹

  嘉宾:戴锦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王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王炎:美国政府智库兰德公司出版过现代国际恐怖主义年表,给出一个简史,说现代恐怖主义开端于1968年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PFLP)劫持以色列航空公司客机事件。“国际恐怖主义”或“反恐”的表述第一次进入官方词汇,是1972年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奥运会上以色列运动员被劫持的事件发生后,德、英、美、法相继成立反恐机构,这年便成为恐怖主义史的转折点。这中间欧、亚、美各国发生大量恐怖事件,直到“9•11”,达到恐怖主义的巅峰——其实1993年已有一起袭击世贸双子塔未遂的爆炸案。我们当今时代因此被命名为“反恐时代”。

  为何兰德公司如此定义?现代国际恐怖主义与传统暴力或恐怖有何区别?归结下来,自1968年劫机开始,现代恐怖主义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极具表演性、舞台性,追求轰动效应和世界性影响力;二是有鲜明的政治诉求,精心利用舆论压力实现政治目标;三是袭击的目标不限于本民族或国家边境之内,常为跨国联合行动,不同国籍、肤色的袭击者协同行动,也在本土袭击外国目标。三项特征最突出的是,媒体成为现代恐怖主义的盟友。暴力恐怖不再以破坏与摧毁为目的,它要求大众媒介的参与,要在媒体聚光的大舞台上表演政治秀。

  1968年劫机事件已有大批电视媒体跟踪报道,最经典的当属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那年电视已经在西方国家相当普及,但卫星转播奥运却仅有四年的历史。首次卫星直播墨西哥城夏季奥运会是在1968年,接着ABC(美国广播公司)计划继续直播下一届慕尼黑奥运会,结果被“法塔赫”下属一极端组织“黑色九月”盯上了。他们在慕尼黑劫持人质后宣称:征用奥林匹克这个大舞台搞一次亮相,以实现二十多年武装抵抗也无法达到的宣传目的。当时奥委员会很傲慢,以色列运动员被劫持在奥运村宿舍里,他们却决定运动会照常进行。结果ABC的电视节目上,出现两个不断切换的画面:一边是体育场激动人心的比赛,另一边转播劫持实况——僵持不下的谈判、枪杀人质、恐怖分子转移人质、警察狙击射杀、激烈枪战场面,直至人质全部被炸死。整个恐怖影像与比赛实况平行直播,就像惊悚“真人秀”或“真实电视”(reality TV)。数以亿计的电视观众同时观看,巴以冲突从此在大众视野中噩梦般挥之不去。

  以色列把慕尼黑事件视为“第二次犹太大屠杀”,虽然只有11名运动员罹难,但视觉冲击对心灵的创伤以及在世界各国媒体上的展示效应,足让以色列政府与巴勒斯坦人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以总理发毒誓报复,派“摩萨德”实施“上帝怒火”行动,追杀“黑色九月”首脑们。很多文学作品、电影围绕这一事件演绎故事。“9•11”之前,影片如1986年的《基甸之剑》、1977年的《雷霆行动》、1976年的《慕尼黑21小时》,基本上把恐怖事件作为个案处理,渲染其戏剧性、暴力血腥和悬疑紧张。但“9•11”之后,这类片子的风格、主题变化了。斯皮尔伯格据《基甸之剑》重拍的《慕尼黑》(2005)、斯通的《世贸中心》(2006)等,都把恐怖主义提升到冷战后西方文明困境的层面,在哲学和伦理意义上寻找根源,似乎要回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经典的例子是斯皮尔伯格式的追问,《慕尼黑》一片与原型《基甸之剑》同样是以情报局摩萨德追杀“黑色九月”的故事为主线,但加入许多思辨元素。在雅典行动一场中,摩萨德与巴勒斯坦组织被安排在同一藏身住所,主人公与巴勒斯坦人彻夜长谈、一夜未眠,辩论巴以冲突的正义性。双方为捍卫家园以暴易暴、恩怨无休,纠纷始于暴力而终于仇恨,陷入无解的恶性循环。片尾世贸中心双子塔的远景镜头,隐喻“9•11”的不可避免。而冷战时代拍摄的《基甸之剑》,还在思考什么是爱国主义——主人公真诚爱国,却不肯沦为以色列政府的杀人武器,爱国之情与官僚利益的冲突不可调和。同一情节,两片主旨的变化,恰好说明“冷战”与“反恐”两个时代,西方社会核心议题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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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
戴锦华
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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