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肯定的知青一代

值得肯定的知青一代

孙成民

“知青”是一代人的称谓，也是一个时代的历史。这一代人，几乎与新中国一同诞生；这一段历史，完全与新中国相伴而长。他们直接参与了改变新中国“一穷二白”面貌的伟大实践，也同样伴随着新中国走过了一段艰辛的道路。对这一代人以及他们的历史贡献，党和国家从未忘记过，并给予高度赞赏和肯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广大知青给予了极大关怀，对他们在农村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也对解决知青问题付出了大量心血。1978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中明确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成绩是主要的。[1]这是以中共中央文件发出的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全面评价，也是迄今为止见到的以中共中央名义对知青上山下乡作出的最后一次总体评价。

1979年3月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在国家劳动总局召开的座谈会上讲，有人说我国城里人到乡下去是“历史的倒退”，说知识青年到边疆去也是不对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说过，中国地方大，人口多，但是人口分布不均匀。许多边疆地区，有肥沃的土地，有森林，矿藏丰富，应当到那里去开垦创业。[2]

1979年8月26日，华国锋、李先念、王震、胡耀邦、余秋里、王任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部分先进下乡知青代表，并与之进行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座谈。李先念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是正确的，取得了很大成绩，效果是好的。不能因为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余秋里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有前途，大有奔头，那里是真正的广阔天地。胡耀邦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至少有四条：一是为中国青年找到了一个为祖国、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正确方向；二是促进了中国社会风气的进步；三是为发展社会主义农业贡献了巨大的力量，给人民创造了财富；四是向农村传播了知识。他强调指出：“要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要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写上一笔，用来教育我们的后代。”[3]

1986年1月28日，胡启立、李鹏、郝建秀、张劲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好儿女志在四方”赴京汇报会上，勉励在山西省工作的京津下乡知青坚定地走上山下乡的道路，继续为祖国四化建设事业作出新的贡献。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郝建秀在会上说，大城市青年志在四方，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是中国青年的光荣传统。有志青年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方向是正确的，应该充分肯定。目前有少数人提出一种说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现在既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就应该否定上山下乡”。这是很错误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化大革命”前就实行的做法，不但过去我们这样做了，今后仍然要坚持这个方向。[4]

1996年2月20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北京在延安的老知青代表座谈时说：那些回城的知青们是从延安这个大熔炉里出去的，在他们的心中，延安是不会被忘记的。你们在这里奉献了青春，还要继续为这片革命圣地贡献聪明才智。他还说，“文化大革命”中，许许多多城里的青年学生到农村插队落户。应该说，这段历史给不少人留下了痛苦的回忆，也发生过一些令人悲痛的事。对这段历史，要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一方面，要看到这个决策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广大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确得到了锻炼。你们了解了中国的国情，通过劳动和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精神境界得到提高。要全面地看待这件事，文艺作品也要全面反映这段历史。

2006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长春对知青宣传作出批示：知青一代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中的许多人和许多事都非常感人，作为媒体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来发现和宣传知青中感人的人和事，来弘扬人间的真情。

2009年8月，曾任国务院知青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顾秀莲说：知识青年从城市来到农村、边疆，从学生变成农民、军垦战士，经历了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经受了极为艰难的磨炼。“知青”二字，早已不仅仅是原来字面上的含义。它所代表的，是一个在特殊历史时期经过艰苦磨炼，既不同于前辈又区别于后人的特殊群体。那段知青生活的特殊“资历”，已经成为一笔沉甸甸的宝贵财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突出贡献，共和国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5]

2011年1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对“文革”前和“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分别进行了记述。对“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表述为：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革命理想的教育下，青年们懂得只有把自己的成长，同祖国的建设、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能发出最大的光和热。邢燕子、侯隽等优秀知识青年代表走上上山下乡之路，他们的行动激励了广大的知识青年。对“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发挥的作用概述为：上千万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接触了生产实践，增长了才干，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6]

这些年来，随着曾当过知青而成长为党和国家以及省部级领导人逐步增多，他们的“知青经历”格外瞩目，这一段为新中国奋斗的重要人生履历再次闪烁耀眼的光芒，他们对“第二故乡”念念不忘。1999年春节，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的习近平，来到曾下乡插队并担任过党支部书记的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看望父老乡亲。后来，他又在一篇《自述》中写道：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7]2002年，时任国务院体改办主任、党组书记的王岐山回到自己曾下乡插队的延安冯庄公社农村看望父老乡亲。2012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源潮，又一次回到曾下乡劳动的大丰农场探亲，并题写了：“从理想走向现实，从学生变成劳动者。大丰知青的意义。”

2012年5月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共青团成立9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代又一代青年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彪炳史册的壮丽篇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广大青年发愤图强，为改变国家一穷二白面貌勇挑重担、艰苦创业。涌现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模人物，谱写出一首首感人至深的青春凯歌。实践充分表明，广大青年确实是我国社会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一支力量，确实是值得信赖、堪当重任、大有希望的！[8]就是在这次纪念大会上，特意安排邢燕子、侯隽、董加耕、赵耘等全国知青榜样出席，并在前排与全体中央政治局常委合影。

2012年9月，经中央审定并批准正式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对知青上山下乡特别是对广大知青发挥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边疆去，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了锻炼，用自己的宝贵年华为改造祖国的农村面貌作出了贡献，在一些不发达地区起到了传播文化、普及科学知识的作用，涌现出一批英雄人物和事迹。正如胡耀邦1979年所指出的：他们是令人起敬的。[9]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选举产生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7人中，就有4人曾有过知青经历。201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说，我曾经是安徽凤阳的插队知青，很难忘那一段和乡亲们度过的艰难岁月。2014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看望群众时，与1968年下乡的北京知青热情握手，一句“咱们都是老知青”的话语表达了他对知青的浓浓情怀和对知青经历的深深记忆。2015年2月13日春节前夕，习近平带着家人再次回到曾插队7年的梁家河村。他深情地说：我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10]这发自肺腑的话语饱含了他对这片土地的时时牵挂和对父老乡亲的骨肉深情。

“知青”这一代，深深地烙着新中国的印记。他们见证了新中国的灿烂，也经历了新中国的艰辛，他们更身临其境地直接参加了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伟大实践。他们在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孜孜不倦地求索、创造、付出、感悟，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谱写出了新中国新一代艰苦拼搏、执着奋进、敢于担当、为国分忧、无私奉献的篇章。它将永远载入新中国的史册。[11]

（作者孙成民，系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曾于1969年至1978年在四川省开江县红岩公社4大队插队落户。）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中发（1978）74号，1978年12月12日。

[2] 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

[3]《你们应当受到表扬和鼓励》，1979年8月29日《人民日报》。

[4] 新华社北京消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能否定》，1986年1月28日。

[5] 靳建疆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图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党史》（第2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04、819页。

[7] 《习近平自述》，2014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微信。

[8] 胡锦涛：《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5月4日。

[9] 当代中国研究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3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

[10] 《黄土地的儿子回家了——习近平回梁家河村看望父老乡亲》，新华网延安2015年2月13日电。

[11] 孙成民著：《四川知青史》（第3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版，第527-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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