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不杀蒋介石是毛主席和中共的重大失误吗？

作者：鹿野来源：察网 2019-08-08

鹿野

西安事变不杀蒋介石是毛主席和中共的重大失误吗？

笔者近日看到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时没有杀掉蒋介石是一次重大的失误，如果杀了蒋介石中国革命的进程会顺利很多。其实，这种观点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左派和民主人士当中很多人便持这种观点，最出名的便是国民党元老柳亚子。笔者想在此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并对其做一点辨析。

一

柳亚子是著名的国民党元老，南社发起人之一，辛亥革命时期文坛的领袖。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主席与他唱和的一些诗词也被广泛流传。像《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从50年代到80年代一直是语文课本的必修内容，“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也非常有名，还曾经被作为《人民日报》谈论中美贸易战的题目。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柳亚子虽然是和毛泽东主席有着良好的个人友谊，但是也曾经在解放战争发生转折时期的1947年针对郭沫若提出当前“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左派应该做共产党的尾巴”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其强调，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也犯有严重的错误，即如果说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时有机会杀蒋介石而没有杀是陈独秀的责任，那么在西安事变再度放过蒋介石则是毛泽东主席无法推脱的责任。这种做法不仅导致了日本侵华屡屡得手，而且最终导致抗日战争之后，蒋介石通过《中美商约》中国彻底沦为了美国的殖民地，还远不如汪伪政权统治的时代：

【对于中共呢?做他的朋友，我举双手赞成，但要我做他的尾巴，我是不来的。老实讲，我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举一个例吧：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那一年五月，我到了广州，那时候中山舰案已经发生，高语罕走了，老汪不知躲在哪儿?老胡则新从苏联还来，在中央党部慷慨激昂演说了一番以后，明天就不见，据说是又被遣送出国去了。我见夫己氏(当时他还不配称独裁者呢!所以我宁用《左传》上的成语)逆谋渐露，认为此獠必反无疑，非用紧急手段处置不兴。

……

后来，果然不幸而言中，从“四·一二”而“五·三”，从“五·三”而“九·一八”，以至于“一·二八”“七·七”“八·一三”，来了一连串的悲痛纪念日。

……

当然，当时中共的领导者是亡友陈仲甫，他应该负错误的责任，不能把它写在毛先生的帐上。然而，“缚虎容易放虎难”，连秦桧的老婆都懂得的事情，而毛先生却不懂，那末，西安事变，养痈贻患的，又是哪一位呢?毛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并非存心攻击他，“人非圣人，谁能无过?”他只是太忠厚一点吧了。

……

独裁者把中国领土领海出卖给美国，使中国永久沦为美国殖民地来换取他变相帝皇的地位，这比袁世凯的二十一条、汪兆铭的卖国条约，还要无耻地超过他们一千倍、一万倍呢!

中国革命博物馆，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磨剑室文录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2,第1543页】

这固然仅仅是柳亚子的一家之言，但是当时国民党左派和民主人士也没什么人反驳，特别是没有一个认为西安事变不该杀蒋介石的，应该说也可以代表很大一部分“中间势力”的看法。

二

应该如何看待柳亚子的这种看法呢？

笔者个人认为，这种看法本身首先就暴露了共产党与国民党二者之间眼光的差距。国民党总是崇尚英雄史观，鼓吹个人英雄主义，认为国家搞坏了的责任只在一两个人身上，只要通过暗杀等手段把这一两个人解决，国家与社会自然而然也就变好了。即使在国民党最进步的时代，如辛亥革命当中；以及国民党后期不愿意与蒋介石反动集团同流合污的左派人士，如柳亚子一类，同样免不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局限性。

而毛泽东主席与中国共产党人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群众史观，认为旧中国之所以搞得一塌糊涂，并不是蒋介石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三个阶级的责任，因此应该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这三座大山在中国的统治，而不是简单的通过暗杀，干掉某一个人来解决问题。如果不推翻三座大山，即使干掉了一个蒋介石，还会出来其他的人。

这两种看法究竟谁高谁下，我想不需要太高的政治水平也是可以一目了然的。

更为重要的是，柳亚子的这种看法暴露了国民党喜欢推脱责任，自己干不了的事却希望别人去干的作风，包括像他这样进步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也未能免俗。比如说，柳亚子先生强调自己两次建议中国共产党杀掉蒋介石都没有被中国共产党接受。问题是，既然你认为蒋介石是中国陷入一切灾难的根源，那么你自己为什么不去杀呢？如果要是你真的杀了蒋介石，让中国变好了，那么就不仅不用做中共的尾巴了，完全可以让中国共产党做自己的尾巴，服从国民党左派领袖柳亚子的领导嘛！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柳亚子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根本没有这个能力。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难道想杀蒋介石就能杀得了吗？中山舰事件爆发后，掌握部分军队有生力量的中国共产党确实有机会杀掉蒋介石。不过毛泽东主席虽然没有主张杀掉蒋介石，但是也批判了陈独秀在这一事件当中的右倾妥协退让。可是西安事变的情况则是完全不同的，除了我们一般所说的在当时杀了蒋介石很可能引发内战，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当时的蒋介石并不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而是在张学良的手里。张学良并不想杀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总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就撕毁和张学良的协议，与其开战吧？所以逼蒋抗日，已经是在当时情景之下最佳的处理方式了。

因此，国民党元老柳亚子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批评，本身就暴露了国民党左派与民主人士身上的种种弱点。也从侧面反映了他们所主张的“第三条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只有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三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重温柳亚子这位国民党元老的相关论断，也的确可以澄清当下所流行的很多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帮助我们正确的了解那一段历史。

比如说，现在流行的一个观点就是蒋介石为抗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甚至宣称其是“抗战领袖”。但是我们从柳亚子的讲话当中可以看出，当时不光是共产党人，即使是国民党左派和民主人士也认为蒋介石对于抗战没有什么功绩可言，甚至很大程度上是抗战的阻力。应该说，这种说法的确是不无道理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经常打着抗战的名义与日本人勾勾搭搭，不仅占据了大部分资源，而且还和日本形成了联合围剿八路军新四军的局面。正如毛泽东主席在《论联合政府》当中所指出的：

【数达八十万以上的伪军（包括伪正规军和伪地方武装在内），大部分是国民党将领率部投敌，或由国民党投敌军官所组成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事先即供给这些伪军以所谓“曲线救国”的叛国谬论，事后又在精神上和组织上支持他们，使他们配合日本侵略者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区。此外，则动员大批军队封锁和进攻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其数量达到了七十九万七千人之多。这种严重情形，在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政策下，很多的中国人外国人都无法知道。】

甚至日本方面也正是因为担心消灭蒋介石政府后失去了牵制的中共会迅速壮大，才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放弃了进军大西南，最终占领整个中国的计划：

【当时，日军大本营酝酿的四川的作战计划,也因有人顾虑中共势力会乘机扩大而加以反对,只好搁置一边。当时,日军参谋部第一部部长田中新一中将在其《业务日志》中写道:“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二卷大战的全面展开,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08月第1版,第680页】

因此，虽然在西安事变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逼蒋抗日是有利于团结全民族的最佳处理方式，但是现在有一些人无限的拔高西安事变的作用，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蒋介石抗日战争就会失败，同样是毫无道理的。

但是，这并不代表西安事变没有杀掉蒋介石是一个错误。因为一方面，如果要是蒋介石死了，国民党中掌握军权的顽固派分子主持国民党大局，而这些人的反动性决定了他们很可能投降日本，这也意味着杀掉蒋介石以后，中共要同时面对日军、伪军以及顽固派领导的国民党三股势力，这无疑大大增加了抗战的艰巨性。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会让日本扩大侵略，给人民群众带来灾难。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与民主人士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很少考虑自身的私利，而是始终把减少人民大众的苦难放在第一位。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对事物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像抗战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在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中愿意承认蒋介石集团的主导地位，在遵循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基础上搞多党派参政议政的联合政府，如果蒋介石集团接受了，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恐怕就会推迟很多年。能不能说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做法错了，应该在抗战后立即和国民党开战呢？显然不能，因为当时大多数人还没有清晰的认识蒋介石的面目，也不愿意再打仗。如果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后立即主动和国民党开战，解放战争恐怕很难像后来一样顺利。

毛泽东主席在西安事变时曾表示，对蒋介石的处理有上、中、下三策：“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是上策。中央决定的方针是“放”，这是联蒋抗日的上策。但是也要做好蒋介石被杀，亲日派进攻陕北的准备。应该说，这种处理方式是实事求是的。

四

同样，今天不少人无限的拔高抗日战争的作用，宣称所谓“抗战救国论”，认为抗日战争彻底改变了中国近代以来备受欺凌的境遇，也是错误的。从柳亚子的讲话当中可以看出，当时不光是共产党人，即使国民党左派和广大民主人士等等被视为第三方势力的人士也普遍认为，抗战后国统区的形势还不如抗战时的汪伪政府，中国差不多彻底沦为了美国的殖民地。

能不能说这种说法是当时的亲历者毫无依据的造谣呢？恐怕不能。《中美商约》签订以后，《解放日报》便对比了其和之前的二十一条和日汪密约，结果发现不算蒋介石签订其他不平等条约，单单《中美商约》的规定的外国特权已经明显超过了二十一条和日汪密约：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这是最大、最残酷苛刻的一个卖国条约。就拿三十年前的二十一条和八年前的日汪密约上有关经济的条款来相比吧,日本帝国主义所取得的,前者是着重在山东及满蒙的特张权利;后者范围广了,但也还是着重在华北、内蒙、上海的经济特权以及沿海和扬子江的水运。而蒋美商约却远远地超过了那些,在范围上包括了“中国领土全境”,内容上包括了中国人民在本国领土万难享受的各种权利。为袁世凯、汪精卫所不敢作的,蒋介石为了取得内战的赌本,现在都悍然地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