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叩访六十年代

戴锦华 2013-10-21 浏览:

  20世纪的历史债务和遗产是每一位当代人都应该重视的。我们不要做一个陡然之间被扁平化了的、被取消和压缩了历史空间的永恒的、封闭的、现在时的囚徒,而要重获历史纵深,重访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关键点。不久前,戴锦华教授在上海大学文学院文化研究系就此作了精彩演讲。

  60年代的学潮孕育了全面改写人文社会面貌的一代理论家

  使我重新回到这段历史的,是数年前的一则新闻报道。当时我在同一张报纸上看到了两则新闻,引发了我的感慨和反思。一则消息是,皮诺切克的军政府被推翻后,他逃亡了。那则新闻说:皮诺切克总理返回了故乡,仍然依法被逮捕了,但是继而因健康原因被保外就医了,然后说法庭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决定不予起诉。其实他的罪行不光因为军事政变,更在于他上台之后全面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和虐杀。他在智利展开了拉丁美洲最著名的肮脏战争。牺牲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大家不要以为是工人,是农民,是底层人,是大批知识分子人间蒸发了。毫无疑问皮诺切克犯有戕害人类罪,但是这时候他被赦免了。那么引起我的震动和深思的是旁边一条新闻。它说海牙法庭驳回了对前红色高棉总理乔森潘因健康原因免于起诉的上诉要求,仍然决定以戕害人类罪来对他展开审判。我拒绝一种原则叫做“两恶相权取其轻”,也拒绝一种立场——由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选择而赦免某一种罪行。当我们说活着并且要记住的时候,每一个有良知的、要尝试真正地热爱人类、相信人类必须有未来的人,都意味着将承诺一份关于未来的正义。这也同时意味着我们必须记住所有的死者:白色暴力的死者,红色暴力的死者。所以我丝毫没有任何意愿要为红色高棉辩护,只是当这两桩案件并存的时候,让我再一次地意识到我们置身在后冷战的时代。这是一个胜利者主宰历史的时代,胜利者仍将赦免他们的罪犯,而毫不容情于他们敌人的罪犯。因为你失败了,你加倍地可恶,加倍地应该被审判。但是这司空见惯的胜利者的逻辑,却是在整个人类面前践踏着我们最基本的尊严。

  另外,当我们谈及20世纪60年代时,首先在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呼唤着对这个时代的全部思考、忧虑和痛苦的,是以欧美为主要舞台的学生运动。1968年“五月风暴”被称之为“无双的革命”,它被历史学家描述为“一场在革命之前就被理论家所描述的、被理论家所勾勒的、被理论所呼唤的并且实践了这个理论的运动”。当时的存在主义理论家萨特在每一场学生运动的高潮都走在队伍的前方。而且他在这场运动的高潮喊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终于,社会主义和自由手挽手前进了”,这正是20世纪留给我们最沉重的债务。对每一个不满足于把资本主义世界作为理想的世界,不满足于这个迅速将我们带入石油文明的终结、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这种终结很可能成为人类的终结)的人来说,忧思当中的一个解不开的结——如何是社会主义的,又不是剥夺自由的。这也是我今天尝试叩访60年代的重要动因之一。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60年代的学潮孕育了全面改写人文社会面貌的一代理论家,比如罗兰巴特、鲍德里亚、拉康、德里达、福柯。实际上我们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已经不可避免地被语言学转型,被解构主义、后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改变了面貌,改变了相关的基本思考路径和参数。几乎所有的后解构主义的思想者无一例外地都曾经是当年学生运动的参与者,而且无一例外地他们的思想、学术、著作都是这场运动的精神遗产,尽管经历了60年代的学潮风暴、社会动荡而成长起来的思想家很少直接指出其精神渊源(大概鲍德里亚是唯一一个例外)。如果我们阅读他们的精神著作,确实很难懂。原因有两个,一是他们自觉努力的结果。在五月风暴失败后,罗兰巴特发表了著名的宣言:“如果我们不能颠覆现实秩序,那就让我们来颠覆语言秩序吧”。透明的、流畅的、逻辑的、连贯的、耳熟能详的表述,只能负载常识,只能负载主流。一个颠覆性的语言秩序同时是一个挑战的姿态,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变革的可能。而另外一个原因,恐怕是因为我们不能分享,或者我们被剥夺了可能去分享他们试图用理论所面对的真实的问题。

  第三世界怎么去指认自己的位置

  60年代是一个更为漫长的年代。它不是一般历史断代当中的十年,它是一个悠长的60年代,一个丰富的60年代。詹明信教授在《60年代:从历史阶段论的角度看》一文中对60年代的断代作了一个清晰的描述:60年代并不开始于1960年1月1日,而是开启于1959年1月1日,这一天切·格瓦拉带着不足300名的游击队战胜了5万以上美式装备的政府军,胜利进军首都哈瓦那。按照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的观点,这是一个全世界左派都为之欢欣鼓舞的节日。60年代也并没有在1969年的12月31日落幕,而是有着一个很长的延展期,到1973年9月11日终结。这一天,美国CIA资助训练的智利军人发动军事政变,武装炮轰民选的合法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按照他的划分,60年代的开端和终结都是拉丁美洲,用当时的历史概念、政治概念、社会概念来说,都是第三世界。而如果我们真的去追问整个欧洲学生运动的起源的话,毫无疑问是由于全球范围之内第三世界的崛起,全球范围之内的解殖运动,反身对昔日的宗主国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威胁,最后引发内部爆破。因此,叩访60年代,第三世界是一个重要的参数。它和我们整个的文化研究以及21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有全新的内在关联。

  第三世界作为我们今天的参数有两个原因:一是当年第三世界在全球舞台上之所以被凸显出来,是由于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的知识分子选择了叛逆性的认同,他们认同了第三世界,高举起第三世界的反叛旗帜。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主客体的转换过程。我们作为第三世界的国民或者知识分子,怎么去指认自己的位置?我们每一次思考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时候,每一次学习中国的理论和西方的理论的时候,每一次学习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时候,每一次看待中国电影和外国电影的时候,其实都必然面临着一个自我定位。因为不论你自觉与否,你都以某种主体位置介入。当我们要建立自己的主体时,当我们要建立第三世界的表述时,我们大概要进行反转的反转的反转。只有在一个不断地自觉反省和不断地对这个位置重新设定当中,我们才能认知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够尝试去建立有创造性的关于中国与世界的表述。这两年连续比较长时间地访问美国,结果我发现在各种各样的会议上包括社会科学的和人文科学的会议,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是中国崛起和中国债主,美国的中国债主。我也非常反讽地作了另外一个描述:好像美国学者比中国学者更相信中国崛起。我自己是怀疑中国崛起这种描述的,因为中国崛起无外乎是GDP数据、外汇储量,无外乎是中国对顶级奢侈品的消费数据,无外乎是中国人参与全球顶尖级奢侈品消费和旅游的数据。其实,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上,我们只要有1%乃至0.1%的富人,就足以创造这些全球奇迹。遵循资本主义的逻辑,全球化进程的成功意味着多数人获益。所以尽管我们怀疑这个东西,今天的世界格局还是随着冷战的终结、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而改变,不再是美、苏、第三世界,而变成了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与广大的贫穷的南方国家,那么,如果中国在南方国家这个巨大的场域当中开始以所谓“金砖四国”的方式成为新兴国家的话,它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种意味对于我们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关于世界文化,关于我们的文化究竟意味着什么?近年来,我非常不喜欢一种新的革命讲述,即红色历史再一次回到电视剧中,回到电影中,回到大众文化当中。为什么红色历史重返了?因为这叫中国崛起史前史,因中国崛起而重新获得合法性。一个完全在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意义上再度获得合法性的红色历史,也就是一个被阉割的红色历史。所以对于我来说,重新叩访60年代,重新提起60年代第三世界的参数是在于参照着中国崛起,我们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当代文化、现代文化、中国文化的未来及其价值,建构新的展望,具有重要的意义。

  被遗忘的乡村世界

  第三世界的参数引申出了另外一个有趣的参数,即20世纪的革命几乎都是都市革命,是以城市的现代大学、现代都市空间、人群的聚集、高度组织、高度认同的人群的革命为主要标识的。但正是60年代的学生运动所凸显出来的、所彰显出来的第三世界的参数让我们意识到,其实60年代的革命提示着另一个被整个现代化进程所遗忘、所抹除、所抛弃的重要参数,就是乡村,所谓前现代的所在。不要忘记,中国革命的模式叫做农村包围城市,究其本质来说是一场农民革命。古巴革命叫作游击中心论,或者叫做马埃斯特拉模式,其实无外乎是农村包围城市的一种变奏形态。那么,它重新带出来一个马克思主义论述当中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及其薄弱环节可能成为其力量所在的论述。第三世界乡村,被遗忘的乡村世界,这是第二个参数.

  很多暴行就是由媒体直接执行或者建构的

  第三个参数是媒介,媒介的角色。从60年代的电视媒介开始,我们今天正面临着一个全新的、甚至有可能是全球文化乃至文明的转折点——数码媒介全面入主。2012年奥斯卡颁奖仪式上一个最重要的角色柯达公司消失了,这意味着胶片电影的时代终结,数码电影时代的到来,也意味着电影独一无二的介质被改变了,意味着数码一统天下收取了一个重要的媒介,即叙事艺术的领域。我们要去思考60年代,我们要去反省追问60年代第B52效应引发全球的反战、反美、改造这个世界、点燃朝霞的热浪。成千上万最优秀的人们前赴后继地投身于改造世界的努力。而今天,我们面对着附着在美军轰炸机上、美军导弹上的针孔镜头所拍摄的整个高度景观化的战争,我们还有没有一点可能去反身指认被炮火所摧毁的、被占领地区的人们?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反省、反转全球媒体的逻辑,去指认不仅是媒体的暴行,而且是被媒体所遮蔽了的,或者是媒体直接执行的暴行?我们不能光说媒体是暴力的,媒体是加固于强势的,很多暴行就是由媒体直接执行或者建构的。 20世纪有过一场臭名昭著的陈尸,就是对切·格瓦拉尸体的全球陈尸和展列、展示。其实,21世纪这十年间我们已经经历了三次全球性的陈尸,似乎没在整个世界引起任何的异动和反应。这三次陈尸,第一次是佛朗卡洛斯被杀,全球媒体同步报道陈尸;第二次是萨达姆被杀,苹果手机实况转播;第三次是卡扎菲在街道上被群殴致死,全程转播。对此,全世界没有任何的不同的反应——媒体以这样的方式呈现的暴行,以及这个暴行背后种种的暴行。对于我来说,通过全球媒体实况转播,对某些政治领袖的,尤其是卡扎菲这一例中的屠杀暴行,本身是极不道德的、极端暴力的行为,但是没有任何说不的声音。

  利比亚曾经是全世界公共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曾经是有最多的公共政策服务于不同的部落、原始民族的文化需求、社会需求和生存需求的。那么,卡扎菲真正的罪行是什么?是石油国有化,这损害了昔日宗主国的利益。我不想站在“阿拉伯之春”的对立面,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西方国家的命名,它把发生在不同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不同的民众运动一以贯之,完全取消了它们的差异性。至少著名的非洲学者,来自非洲的学者,关于非洲的学者告诉我们说,比如发生在利比亚和发生在埃及的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民众运动与民众抗争。请问,我们知道吗?我们曾经关心吗?我们曾经质询过吗?这才是我所说的更大的媒体暴力。曾经,我们了解在非洲、在拉丁美洲、在亚洲,在每一个地方的人民反抗,了解每一次世界性的变革,而今天,据我有限的了解,我们几乎仍可以在主流媒体上找到这些所有的消息,当然是被放在了极端不引人注目的位置,那么这是媒体的选择。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作为读者,作为接受者,作为使用者的责任:我们还有过这样的意识么?我们还有过这样的关注么?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在今天这个数码时代我们所面临的真正的权利和暴力是什么?

  “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

  最后我更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口号,也是我经常用来作为自勉的一句口号: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如果我们重新叩访60年代给我们打开的文化空间、历史空间,叩访60年代遗留给我们的历史遗产,那么可能我们要重新思考的一组命题,一是社会主义自由,二是个人与社会。我恳切地想跟大家重新提出并分享个人与社会这个命题,因为一方面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大量的社会文化空间被霸占进而被封闭,社会性和公共性被取消,而同时我们每个人似乎开始越来越具有个人的权利和个人的身份。但是,一边是个人身份的最佳模式(理想模式),即宅男和宅女,这是一个自我隔绝、自我疏离的、自我完满的模式。当然要做宅男和宅女伴随你的必然有一台电脑,一个screen或者一个IPad。所谓宅男和宅女的生活方式极大地建筑在对社会网络的信赖与依赖之上。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文明有哪一个环节断掉了,我们还能宅下去吗?这是一个我要提醒大家的问题。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一种文化恐怕会有一个必然的结果,即行动能力和交流能力的丧失。这不仅使社会化的空间被暴力截取,而且我们的主体愿望和主体能力也会丧失。也许因为我已经落伍了,不能接受和理解新生代的文化和新的生活方式,但是历史其实是非常短暂的,是在非常短暂的时间里建构出来的。我在北大讲课的时候曾说过,just google it!当你们使用每一个名词的时候,至少请你们google它,当然google永远是不够的,可是至少请你们去google它,不要相信哪些东西是亘古就有、万古长存、天经地义的,其实不过都是短暂急促、残暴血腥又激情澎拜的历史所发明和创造出来的。人类漫长的文明史告诉我们,人类是一种群居动物,人类是在公共性和社会性不断地创造与改造过程当中把人类文明推演到今天的。因此,如果我们还希望人类拥有未来,如果我们还希望用人类的想象力去创造未来的话,那么希望大家和我分享对60年代的重新叩访以及60年代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口号,“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

戴锦华
戴锦华
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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