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叩访六十年代

戴锦华 2013-10-21 浏览:

  第三世界作为我们今天的参数有两个原因:一是当年第三世界在全球舞台上之所以被凸显出来,是由于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的知识分子选择了叛逆性的认同,他们认同了第三世界,高举起第三世界的反叛旗帜。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主客体的转换过程。我们作为第三世界的国民或者知识分子,怎么去指认自己的位置?我们每一次思考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时候,每一次学习中国的理论和西方的理论的时候,每一次学习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时候,每一次看待中国电影和外国电影的时候,其实都必然面临着一个自我定位。因为不论你自觉与否,你都以某种主体位置介入。当我们要建立自己的主体时,当我们要建立第三世界的表述时,我们大概要进行反转的反转的反转。只有在一个不断地自觉反省和不断地对这个位置重新设定当中,我们才能认知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够尝试去建立有创造性的关于中国与世界的表述。这两年连续比较长时间地访问美国,结果我发现在各种各样的会议上包括社会科学的和人文科学的会议,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是中国崛起和中国债主,美国的中国债主。我也非常反讽地作了另外一个描述:好像美国学者比中国学者更相信中国崛起。我自己是怀疑中国崛起这种描述的,因为中国崛起无外乎是GDP数据、外汇储量,无外乎是中国对顶级奢侈品的消费数据,无外乎是中国人参与全球顶尖级奢侈品消费和旅游的数据。其实,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上,我们只要有1%乃至0.1%的富人,就足以创造这些全球奇迹。遵循资本主义的逻辑,全球化进程的成功意味着多数人获益。所以尽管我们怀疑这个东西,今天的世界格局还是随着冷战的终结、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而改变,不再是美、苏、第三世界,而变成了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与广大的贫穷的南方国家,那么,如果中国在南方国家这个巨大的场域当中开始以所谓“金砖四国”的方式成为新兴国家的话,它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种意味对于我们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关于世界文化,关于我们的文化究竟意味着什么?近年来,我非常不喜欢一种新的革命讲述,即红色历史再一次回到电视剧中,回到电影中,回到大众文化当中。为什么红色历史重返了?因为这叫中国崛起史前史,因中国崛起而重新获得合法性。一个完全在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意义上再度获得合法性的红色历史,也就是一个被阉割的红色历史。所以对于我来说,重新叩访60年代,重新提起60年代第三世界的参数是在于参照着中国崛起,我们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当代文化、现代文化、中国文化的未来及其价值,建构新的展望,具有重要的意义。

  被遗忘的乡村世界

  第三世界的参数引申出了另外一个有趣的参数,即20世纪的革命几乎都是都市革命,是以城市的现代大学、现代都市空间、人群的聚集、高度组织、高度认同的人群的革命为主要标识的。但正是60年代的学生运动所凸显出来的、所彰显出来的第三世界的参数让我们意识到,其实60年代的革命提示着另一个被整个现代化进程所遗忘、所抹除、所抛弃的重要参数,就是乡村,所谓前现代的所在。不要忘记,中国革命的模式叫做农村包围城市,究其本质来说是一场农民革命。古巴革命叫作游击中心论,或者叫做马埃斯特拉模式,其实无外乎是农村包围城市的一种变奏形态。那么,它重新带出来一个马克思主义论述当中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及其薄弱环节可能成为其力量所在的论述。第三世界乡村,被遗忘的乡村世界,这是第二个参数.

  很多暴行就是由媒体直接执行或者建构的

  第三个参数是媒介,媒介的角色。从60年代的电视媒介开始,我们今天正面临着一个全新的、甚至有可能是全球文化乃至文明的转折点——数码媒介全面入主。2012年奥斯卡颁奖仪式上一个最重要的角色柯达公司消失了,这意味着胶片电影的时代终结,数码电影时代的到来,也意味着电影独一无二的介质被改变了,意味着数码一统天下收取了一个重要的媒介,即叙事艺术的领域。我们要去思考60年代,我们要去反省追问60年代第B52效应引发全球的反战、反美、改造这个世界、点燃朝霞的热浪。成千上万最优秀的人们前赴后继地投身于改造世界的努力。而今天,我们面对着附着在美军轰炸机上、美军导弹上的针孔镜头所拍摄的整个高度景观化的战争,我们还有没有一点可能去反身指认被炮火所摧毁的、被占领地区的人们?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反省、反转全球媒体的逻辑,去指认不仅是媒体的暴行,而且是被媒体所遮蔽了的,或者是媒体直接执行的暴行?我们不能光说媒体是暴力的,媒体是加固于强势的,很多暴行就是由媒体直接执行或者建构的。 20世纪有过一场臭名昭著的陈尸,就是对切·格瓦拉尸体的全球陈尸和展列、展示。其实,21世纪这十年间我们已经经历了三次全球性的陈尸,似乎没在整个世界引起任何的异动和反应。这三次陈尸,第一次是佛朗卡洛斯被杀,全球媒体同步报道陈尸;第二次是萨达姆被杀,苹果手机实况转播;第三次是卡扎菲在街道上被群殴致死,全程转播。对此,全世界没有任何的不同的反应——媒体以这样的方式呈现的暴行,以及这个暴行背后种种的暴行。对于我来说,通过全球媒体实况转播,对某些政治领袖的,尤其是卡扎菲这一例中的屠杀暴行,本身是极不道德的、极端暴力的行为,但是没有任何说不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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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
戴锦华
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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