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叩访六十年代

戴锦华 2013-10-21 浏览:

  20世纪的历史债务和遗产是每一位当代人都应该重视的。我们不要做一个陡然之间被扁平化了的、被取消和压缩了历史空间的永恒的、封闭的、现在时的囚徒,而要重获历史纵深,重访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关键点。不久前,戴锦华教授在上海大学文学院文化研究系就此作了精彩演讲。

  60年代的学潮孕育了全面改写人文社会面貌的一代理论家

  使我重新回到这段历史的,是数年前的一则新闻报道。当时我在同一张报纸上看到了两则新闻,引发了我的感慨和反思。一则消息是,皮诺切克的军政府被推翻后,他逃亡了。那则新闻说:皮诺切克总理返回了故乡,仍然依法被逮捕了,但是继而因健康原因被保外就医了,然后说法庭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决定不予起诉。其实他的罪行不光因为军事政变,更在于他上台之后全面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和虐杀。他在智利展开了拉丁美洲最著名的肮脏战争。牺牲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大家不要以为是工人,是农民,是底层人,是大批知识分子人间蒸发了。毫无疑问皮诺切克犯有戕害人类罪,但是这时候他被赦免了。那么引起我的震动和深思的是旁边一条新闻。它说海牙法庭驳回了对前红色高棉总理乔森潘因健康原因免于起诉的上诉要求,仍然决定以戕害人类罪来对他展开审判。我拒绝一种原则叫做“两恶相权取其轻”,也拒绝一种立场——由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选择而赦免某一种罪行。当我们说活着并且要记住的时候,每一个有良知的、要尝试真正地热爱人类、相信人类必须有未来的人,都意味着将承诺一份关于未来的正义。这也同时意味着我们必须记住所有的死者:白色暴力的死者,红色暴力的死者。所以我丝毫没有任何意愿要为红色高棉辩护,只是当这两桩案件并存的时候,让我再一次地意识到我们置身在后冷战的时代。这是一个胜利者主宰历史的时代,胜利者仍将赦免他们的罪犯,而毫不容情于他们敌人的罪犯。因为你失败了,你加倍地可恶,加倍地应该被审判。但是这司空见惯的胜利者的逻辑,却是在整个人类面前践踏着我们最基本的尊严。

  另外,当我们谈及20世纪60年代时,首先在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呼唤着对这个时代的全部思考、忧虑和痛苦的,是以欧美为主要舞台的学生运动。1968年“五月风暴”被称之为“无双的革命”,它被历史学家描述为“一场在革命之前就被理论家所描述的、被理论家所勾勒的、被理论所呼唤的并且实践了这个理论的运动”。当时的存在主义理论家萨特在每一场学生运动的高潮都走在队伍的前方。而且他在这场运动的高潮喊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终于,社会主义和自由手挽手前进了”,这正是20世纪留给我们最沉重的债务。对每一个不满足于把资本主义世界作为理想的世界,不满足于这个迅速将我们带入石油文明的终结、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这种终结很可能成为人类的终结)的人来说,忧思当中的一个解不开的结——如何是社会主义的,又不是剥夺自由的。这也是我今天尝试叩访60年代的重要动因之一。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60年代的学潮孕育了全面改写人文社会面貌的一代理论家,比如罗兰巴特、鲍德里亚、拉康、德里达、福柯。实际上我们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已经不可避免地被语言学转型,被解构主义、后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改变了面貌,改变了相关的基本思考路径和参数。几乎所有的后解构主义的思想者无一例外地都曾经是当年学生运动的参与者,而且无一例外地他们的思想、学术、著作都是这场运动的精神遗产,尽管经历了60年代的学潮风暴、社会动荡而成长起来的思想家很少直接指出其精神渊源(大概鲍德里亚是唯一一个例外)。如果我们阅读他们的精神著作,确实很难懂。原因有两个,一是他们自觉努力的结果。在五月风暴失败后,罗兰巴特发表了著名的宣言:“如果我们不能颠覆现实秩序,那就让我们来颠覆语言秩序吧”。透明的、流畅的、逻辑的、连贯的、耳熟能详的表述,只能负载常识,只能负载主流。一个颠覆性的语言秩序同时是一个挑战的姿态,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变革的可能。而另外一个原因,恐怕是因为我们不能分享,或者我们被剥夺了可能去分享他们试图用理论所面对的真实的问题。

  第三世界怎么去指认自己的位置

  60年代是一个更为漫长的年代。它不是一般历史断代当中的十年,它是一个悠长的60年代,一个丰富的60年代。詹明信教授在《60年代:从历史阶段论的角度看》一文中对60年代的断代作了一个清晰的描述:60年代并不开始于1960年1月1日,而是开启于1959年1月1日,这一天切·格瓦拉带着不足300名的游击队战胜了5万以上美式装备的政府军,胜利进军首都哈瓦那。按照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的观点,这是一个全世界左派都为之欢欣鼓舞的节日。60年代也并没有在1969年的12月31日落幕,而是有着一个很长的延展期,到1973年9月11日终结。这一天,美国CIA资助训练的智利军人发动军事政变,武装炮轰民选的合法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按照他的划分,60年代的开端和终结都是拉丁美洲,用当时的历史概念、政治概念、社会概念来说,都是第三世界。而如果我们真的去追问整个欧洲学生运动的起源的话,毫无疑问是由于全球范围之内第三世界的崛起,全球范围之内的解殖运动,反身对昔日的宗主国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威胁,最后引发内部爆破。因此,叩访60年代,第三世界是一个重要的参数。它和我们整个的文化研究以及21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有全新的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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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
戴锦华
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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