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唐文借题发挥大肆散布反毛谣言——彻底批判反毛谣言《真相》及其传播者们（之二）

作者：奚兆永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3-05-02

《炎黄》唐文借题发挥大肆散布反毛谣言

——彻底批判反毛谣言《真相》及其传播者们（之二）

《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上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宝林写的《官越做越小的吴亮平》一文。该刊刊登此文表面上是宣传吴亮平，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是要在纸面媒体上扩大反毛谣言《〈毛选〉真相》的影响，同时散布其他反毛谣言的影响。这是一篇典型的明知故犯，借题发挥，散布反毛谣言的文章，对这样的文章当然不能轻轻放过，而应该给以坚决的批判和驳斥。

一、从《炎黄春秋》唐宝林文章的标题里的“官越做越小”说起

唐文的题目叫《官越做越小的吴亮平》。在我看来，在一个号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报刊上公开地从“做官”的大小这个角度，以“官越做越小”这样一个庸俗不堪的题目来评论一个已故革命家和理论家，这本身就反映了执政党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已经达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人们要问：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为什么要写《共产党宣言》？为什么要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他们是为了“做官”吗？是为了“升官发财”“做大官”吗？

否！他们揭起“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旗帜，连想也没有想到过“做官”，更没有想到过通过“升官”和“做大官”来“发财”！他们所确立的使命是要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而“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第一次尝试。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和教训。他写道，“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和国家官吏，公社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君主制已不复存在。……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8页）恩格斯在1891年为《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再一次强调：“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这种现象至今所有的国家中收拾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反毛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支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委托书，也能可靠地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同上，第12-13页）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些论述里，还有一点共产党人要“做官”、要“升官发财”、要“做大官”这些传统观念的影子吗？没有，一点也没有。

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对于“升官发财”、“做大官”这样一些陈腐的旧观念也是深恶痛绝的。人们都知道，孙中山有一句名言，叫做“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这是他在1912年辞去大总统之职以后在北上时对同盟会高密县分部负责人侯芝庭说的勉励的话，同时也是针对袁世凯只想做大总统而不做大事的暗含的否定。四年之后，即1916年8月17日，他在杭州发表演说时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凡职业无论大小，官阶无论高地，若不能立志，虽做皇帝，做总统，亦无事可做；若能立志，这虽座椅小官，做一工人，亦足以成大事。”（《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2页）又过了七年多，即1923年12月21日，他对岭南大学的学生发表演说，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立志是读书人最要紧的一件事。中国人读书的思想，都以为士为四民之首，比农工商贾几种人都要高一些。二三十年前的学生，他们有一种立志，就是在闭户自读的时候，总想入学、中举、点翰林。以后还要做大官。我今天希望诸君的，不是那种旧思想的立志，是比那种入学、中举、点翰林、做大官的志还要更大。中国几千年以来，有志的人并不少，但是他们那种立志的旧思想，专注重发达个人，为个人谋幸福，和近代的思想大不相合。近代人类立志的思想，是注重发达人群，为大家谋幸福。”接着他又说到“做大事”，他说，“无论哪一件事，只要从头至尾，彻底做成功，便是大事。”并且强调，“学生立志，注重之点，万不可需要达到什么地位，必须想要做成一件什么事。因为地位是关系于个人的。达到了什么地位，只能为个人谋幸福。事业是关系于群众的，做成了什么事，便能为大家谋幸福。近代人类的思想，是注重谋大家的幸福。”（《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4-536页）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恩格斯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这些论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都是反复学习和经常宣传的。他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他还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

可以说，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是按照这些革命前贤的教导行事的。虽然旧的思想观念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扫除干净，新的思想不是一下子就能建立起来，但是由于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重视世界观的改造这个根本，重视经常的政治思想教育，特别是像整风、思想改造、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些大规模政治运动的教育，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批判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批判了封资修的“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论”、“入党做官轮”等错误思想，不能说这些思想已经绝迹，但是，就整个社会来说出现了完全不同于旧社会的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清新的社会风气。即使在社会上乃至在共产党内部还有这样一些消极的东西存在，他们也只能在私下偷偷地议论，而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地议论了，更不可能在报刊上明目张胆地进行公开议论了。这无疑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好现象。

可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就不同了。由于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放在一边，根本不提世界观的改造，也不认真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更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和群众运动，相反，把个人利益摆在了突出的地位，把金钱、名利、地位和待遇等作为鼓励人们“前进”的动力，宣扬 “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宣扬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样一些剥削阶级的腐朽没落的思想垃圾，于是社会上各种丑恶现象又沉渣泛起、死灰复燃。在工作中不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而是迷信“金钱挂帅”、“金钱万能”那一套。过去科学攻关靠人的无私奉献和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现在是靠高额奖金，金钱挂帅；过去对于罪犯不仅靠专门机关，还要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进行排查，现在是金钱挂帅，靠贴告示用重金悬赏。对于个人主义的名利地位思想不仅不加批判，还宣扬什么拿破仑的“名言”——“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的士兵”一类鼓吹个人奋斗、向上爬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学习不是为了将来报效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发展自己的兴趣，实现伟大的理想，而是为了个人的“钱途”。成绩优秀的学生不是报考自己所喜爱的有兴趣的专业，而是冲着所谓“钱途”打转，以致于丁肇中都感到中国送到他那里去的学生水平在下降！实际上，中国现在在科技领域投入的资金虽然大大高于过去，但是真正属于高精尖的成果，比之于60-70年代不是更多了，反而更少了！钱学森为什么会发出“钱学森之问”？实际上也可以从这里找到解答。在我看来，就是一句话：人们都忙于奔“官阶”和“钱途”去了，至于社会发展、国家前途和人类理想，总之，一切在毛泽东时代被认为崇高的东西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人变得越来越自私、越来越贪婪、越来越庸俗、越来越虚伪、越来越缺乏道德、越来越低级趣味。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

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热衷于“做官”、“升官发财”和“做大官”？还不就是因为做官工资高、福利好、工作清闲、享受多多，更不用说，还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得到旁人所没法得到的“好处”。一句话，做官有“钱途”，“升官”可以“发财”，“做大官”可以“发大财！一旦与“官”字挂上钩，就可以“钱途无量”了。于是，有“要官”的，有“跑官”的，还有“买官”的，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至于每年“报考‘公务员’”人数之多，更是当今社会的一大奇观。这些准备“做官”或“升官”的人冲着“钱途”而来，是为私而来，他们想到的是个人的“幸福”，而不是公众的幸福，他们能够像革命前辈所说的那样，使政府成为“廉价政府”吗？而“公务员”这个称号能真正成为“社会的公仆”，“为大家谋幸福”的“人民的勤务员”，而不是高高在上凌驾于工农大众之上的“社会的主人”，不是为一己之私成天想着“升官发财”、“做大官”“谋个人幸福”的官老爷吗？

面对今天赤裸裸的追逐官位、追逐金钱的事实，不能不让人想起革命先烈方志敏的《清贫》一文。文章不长，不妨抄录如下：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的。这在有些人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身边有没有一些积蓄，那我可以告诉你一桩趣事。

“就在我被俘的那一天——一个最不幸的日子，有两个兵士，在树林中发现了我，而且猜到我是什么人的时候，他们满肚子热望在我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或者搜出一些金镯金戒指一类的东西，发个意外之财。哪知道从我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怀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他们于是激怒起来了，猜疑我是把钱藏在哪里，不肯拿出来。他们之中有一个，左手拿着一个木柄榴弹，右手拉出榴弹中的引线，双脚拉开一步，做出要抛掷的姿势，用凶恶的眼光盯住我，威吓地吼道：

“‘赶快将钱拿出来，不然就是一炸弹，把你炸死去！’

“‘哼！你不要做出那难看的样子来吧！我确实一个铜板都没有；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想错了。’我微笑着淡淡地说。

“‘你骗谁！像你当大官的人会没有钱！’拿榴弹的兵士坚决不相信“‘绝不会没有钱的，一定是藏在哪里，我是老出门的，骗不得我。’另一个兵士一面说，一面弓着背重来一次，将我的衣角裤裆过细地捏，总企望着有新的发现。

“‘你们要相信我的话，不要瞎忙吧！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的，个个都有钱。我今天确实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啦！’我再向他们解释。

“等他们确知在我身上搜不出什么的时候，也就停手不搜了，又在我藏躲地方的周围低头注目搜寻了一番，也毫无所得。他们是多么的失望呵！那个持弹欲放的兵士，也将拉着的引线仍旧塞进榴弹的木柄里，转过来抢夺我的表和水笔。然后彼此说定表和笔卖出钱来平分，才算无话。他们用怀疑而又惊异的目光，对我自上而下地望了几遍，就同声命令地说：‘走吧！’
“是不是还要问问我家里有没有一些财产？请等一下，让我想一想，啊，记起来了，有的有的,但不算多。去年暑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已交给我的妻子放在深山坞里保藏——怕国军进攻时，被人抢了去，准备今年暑天拿出来再穿。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财产了。但我说出那几件‘传家宝’来，岂不要叫那些富翁们齿冷三天！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看看革命先烈当年的感人的事迹，再对照对照今天一些人为“做官”为“钱途”而“奋不顾身”的种种言行，我们不能不感叹：今天的一些所谓的“共产党人”已远不是昔日那些真正的共产党人所能相比了，共产党的性质也正在发生变化，真可谓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啊！

二、关于所谓吴亮平“官越做越小”的历史真相

唐文是怎样“论述”吴亮平“官越做越小”的呢？他以斯诺的一段话开始了他的论述，他写道，斯诺在后来写的《红色中华散记》中说：

“吴亮平在我会见他时年方26岁（此处斯诺所说有误，吴亮平生于1908年，1936年时应是28岁——奚注），是位……才思敏捷的知识分子，可已是有一定声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对他颇为赏识，政治局其他委员也都如此。”可是“我不知道他现在的职务，对他（显然）没有跃居高位始终感到不解。”（《红色中华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唐文还说，“吴在被解除中宣部副部长后，就被毛泽东及对毛搞个人崇拜的干部边缘化了，到地方上逐步降级。所以1939年斯诺再次访问陕北时自然‘不知道他现在的职务’，并且‘显然没有在中央跃居高位’”。

我们知道，斯诺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正直的自由派的资产阶级记者。他于1936年第一次访问红色地区，写了《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1939年，他第二次去延安时发现吴亮平似乎不像第一次访问时那样重要了。他不了解共产党党内还有斗争，不知道王明对吴亮平的打压，而只看到一些表面现象说发表的议论本来也不奇怪。可是，对于党史专业科班出身、又长期从事党史研究工作的唐宝林先生来说，这些当然不应该是一个问题。人们都知道，王明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就与吴亮平有矛盾。吴于1929年回国后曾在中央宣传部工作，负责编辑《环球》周刊，并且参与中央文委的领导工作，推动了“左翼作家联盟”和“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成立。1930年，王明回国任中央宣传部的秘书，他当然看不惯吴亮平，于是撤了他的职，让他下去“锻炼”。此时，吴通过讲课、写文章、搞翻译做了大量有益于党、有益于革命的工作。特别是，他用了三个月时间翻译出了恩格斯的名著《反杜林论》。这是他对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一个极其巨大贡献，毛泽东后来说他“功不在禹下”，指的就是这件事。（邓力群：《功不在禹下》，载《吴亮平文集》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后来他因为被过去的熟人发现而入狱，经受了两年牢狱的锻炼与考验。出狱后他到了中央苏区，先在红军学校任政治部宣传部长，后任中央苏区政府粮食局局长、国民经济部副部长、代部长和部长。在这期间，他从毛泽东那里学习做实际工作，学习搞调查研究，毛泽东也常和他在一起探讨理论问题，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长征到陕北后，他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主编《解放》周刊，并且撰写了许多理论文章。斯诺采访毛泽东，毛请他做翻译。他与毛泽东继续保持着过去的交往。1937年11月，王明与康生从苏联回到延安，看到吴亮平任中宣部副部长，心中很是不快，后来即以吴有“托派嫌疑”撤了他在中宣部的职。此时毛泽东虽然已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但是，共产国际要求毛要与王明等搞好团结，何况王明此时也是中央领导人之一，毛自然也不能对他的工作过多干涉。而在当时情况下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审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假以时日。实际上，此事直到1941年才审查清楚，中央由任弼时向吴亮平宣布取消怀疑，并且向共产国际报告了此事，而吴亮平也被选为七大代表。在这期间，吴亮平仍然继续编辑《解放》周刊，并且在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从事马列主义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应该说，毛泽东対吴亮平一直是很尊重和爱护的，两人的关系页是融洽的。这从1938年6月15日写给吴亮平的信里可以看出来，同样，从吴亮平写的纪念艾思奇的文章里也可以看出来。他写道，“在延安那阵子，条件是很艰苦的。可是，我们工作得很努力，心情也很愉快。……我和思奇同志写点文章在报上发表，有为数不多的稿费收入。这在当时，已算是‘富翁’了。有一次，王若飞同志见了我就说，‘亮平，又该你请客了。’我当然照例高兴地答应了。他又去请毛主席和吴玉章同志。毛主席一听，即高高兴兴赴约，和大家坐在一起，有说有笑，领袖和一般同志之间那么融洽，气氛好极了。”（《吴亮平文集》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430-431页）怎么可以张冠李戴，把王明干的坏事栽到毛泽东的头上去呢？应该说，王明撤去吴亮平在中宣部的工作对吴的刺激很大，他坚决要求离开中央到地方去工作。毛泽东在1942年9月15日写信给时任中宣部代理部长的何凯丰，其中就谈到：“整风完后，中央需设一个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这件事，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还讲过一次。对此事，邓力群同志认为，当时，毛泽东曾与他谈话，请他当编译局局长，而他一再表示，希望下去做实际工作。后来他去了晋西北，以后又去了东北、华东。（邓力群：《功不在禹下》，载《吴亮平文集》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对此事，他自己在晚年接受访谈时的说法则有所不同。他说“我当时没有见到这封信，也没有人给我传达，所以后来我还是去了晋西北。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遗憾。”（《访吴亮平：学唐三藏，实是功德无量》，载《说不尽的毛泽东》上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我分析，吴亮平不愿留在中央做翻译工作，可能与在整风运动中一些搞翻译工作、理论工作的人曾经被批评为是教条主义者有关，以致一些搞翻译、搞理论工作的人不愿再做这些工作。当时有这种想法的人也不只是吴亮平一人，像曾经翻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法兰西阶级斗争》等经典著作的柯柏年，也曾被批评为“教条主义的典型“，而柯柏年所在的延安中央研究院则被批评为“教条主义大本营”。这种错误的批评极大地伤害了这些翻译家和理论家。后来，毛泽东见到柯柏年，鼓励他说，“柏年，你以后还是要翻译呀！”当然，吴亮平要求到地方去工作也可能是因为毛泽东在整风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8-819页）应该说，毛泽东的这番话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的，对于具体人还要做具体分析。比如像吴亮平和柯柏年这样的人来说，还是应该发挥他们既有理论又懂外文的专长，搞好翻译工作，因为当时未译成中文的马列著作的数量还很大，还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学习马列著作的需要。毛泽东也正是这样考虑的，他不仅在给何凯丰的信里讲过这个问题，在七大时又再一次讲到这个问题。他说，“教条主义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从马、恩、列、斯哪里来的？不是的。他们经常在著作里提醒我们，说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条。人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我们能责备他们吗？许多人不重视理论工作，似乎这个工作不要紧。对理论工作的动摇是不对的。我们对搞翻译工作的，写理论文章的人要看得起，应多和他们谈谈。没有搞翻译工作的我们就看不懂外国的书，他们翻译外国的书，很有功劳，即使一生一世只翻译了一本书，也是有功劳的。别人不重视这个工作的思想，是不好的；做这个工作的同志自己对这个工作的认识也有动摇，这同样是不好的。有的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改行，说做这个工作吃不开，要求做别的工作。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他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鲁迅全集》开卷第一页，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其中有几句写得不错。他说鲁迅是一个既博览有很谦虚的人，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家的作品，翻译的作品占了他的全集的一半。所以，轻视这个工作和对这个工作的动摇都是不对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8-419页）毛泽东一再将这样的话，真可谓苦口婆心、语重心长，但是吴亮平还是没有听进去。这当然不能怪毛泽东，而只能怪他自己。实际上，列宁早在1905年写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里就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过，“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3页）列宁的话说得很重，有些地方几乎是骂人，这表明他对写作事业或理论工作的党性原则是多么的重视。而毛泽东也早在1939年12月21日写的《纪念白求恩》一文里批评过一些人鄙薄技术工作的错误。他在讲了白求恩“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之后说，“这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0页）毛泽东传七大的批评当然不是针对吴亮平一个人说的，但是毫无疑问，它包含着对吴亮平的批评。吴亮平在晚年对此似乎也已有所认识。前面已经提到，他在80年代接受访谈时曾说，“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遗憾。”

但是，唐文竟然把这一切——王明对吴亮平的打击和吴亮平自己的一些错误认识都记到了毛泽东的名下，这除了说明他的别有用心之外又能说明什么呢？

至于吴亮平到东北以后为什么工作不是很顺利，这更与毛泽东毫无关系，倒是与他自己的一些重大错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这里，雍桂良等编撰的《吴亮平传》为我们提供了他的两件事或两个错误：

其第一件事或第一个错误发生在1945年12月。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1945年12月，毛泽东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吴亮平积极要求去东北工作。他担任抚顺市委书记，在抚顺地区做了组织工会和农民群众组织的工作，积极发展党的组织，进行反奸清算的斗争等新区的开辟工作。当月，国民党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矿业专家张莘夫率7名工程人员到抚顺接收抚顺煤矿，在回沈阳途中被劫杀害。吴亮平在文革中介绍当时的情况说，“12月间，国民党派张莘夫来接收抚顺矿务局和抚顺煤矿。那时我们的方针是对接收进行抵制。他们未能实现接收。不多功夫，他们就走了。我们派人送他们出去。到了半路，来了电话说苏联红军要搞他们。我当时在电话上听了，摸不清情况。当时苏联红军部队驻抚顺，实行军管，红军的事，我们无权管，（我）听了就说，让他们搞去，没有提出反对，这是政策上犯了大错误。苏联红军指挥我们的部队，说他们是坏人，把他们几个人杀了。此事件国民党利用作为进行反共宣传的一个口实，使当时的政治影响遭受了损失，迄今念及此事很为痛心。这一事件的重要责任，是作为地方党委书记的我，应当负责的。为此政策上的大错误，我受到东北局给的撤销工作处分，我做了检讨，并于1月底离开了抚顺的工作。2月份，东北局（和我）谈话批评了我的错误后，分配我到北满东安地区任党委书记。”（雍桂良等：《吴亮平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120页）

应该说，在1945年，当共产党刚刚进入像抚顺这样大的工业城市时候，任命吴亮平担任市委书记，对他是充分信任的，也是抱有很大期望的。但是，他在知道苏联红军对国民党接收人员要采取极端错误的行动时竟然不闻不问、听之任之，自己既不反对，也不及时向上级报告，在这样重大的事情上，完全丧失了原则，听任苏军故作非为，结果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局把他从抚顺市委书记这个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是严肃党纪、坚持原则的表现，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这样，共产党在新区还能立足吗？不过，严格地说，这个处理还是偏轻了，因为在撤了抚顺市委书记以后，随即又安排他到北满东安地区任党委书记。这样一种安排，实际上是换了一个地方又官复原职。显然，这对于犯错误的人是绝对没有好处的。现在处理干部，也常有这种情况。一个人在此地犯了错误，表面上也进行了处理，但是一转眼，就调到另一个地方继续做官不误。他从这样的处理中能够真正吸取教训吗？看来很难。实际上，吴亮平后来又犯错误，显然和这一次处理不当分不开的。

另一个事件或错误发生在两年后的1947年。当时，“为精简机构，东北局决定牡丹江与东安合并成立牡丹江省。当时东北局决定吴亮平带工作团到南满新区工作，在工作交接过程中，吴亮平在处理地委小家底时把少量钢笔、表和一部分日用品分给了原东安地区的干部（自己未分）有同志告到东北局，东北局派曾传六、刘琦等同志来调查，9月间吴亮平同志向东北局说明了情况，检讨了指望东安地区的经费能多分一些以就解决新建省的困难。但是大部分经费依东北局意见划拨给了航空学校。来接交的省委负责人对此很不满意。他们 ‘到处找干部谈话’，并且主持各县主要领导会议以‘集体舞弊’，‘本位主义’的错误，对吴亮平进行批评，会议进行很激烈，有人建议‘停止党籍’，还有人组织‘捆起来反省’。后经东北局派人审查9个月，批评吴亮平所谓的‘本位主义’错误，没有结论处分。1948年4月，东北局分配吴亮平到松江省宾县当县委书记。这些委屈和误解都没有影响吴亮平对党的忠诚和热情。”（同上，第127页）

这一事件或错误同样不是一个小问题，但是，人们看到，《吴亮平传》的作者在叙述这个事件时竟称吴亮平的本位主义错误为“所谓的‘本位主义’错误”，并称东北局派人审查9个月“没有结论处分”，“东北局分配吴亮平到松江省宾县当县委书记”。这明显是为吴亮平的这一错误时进行粉饰和开脱，是很不应该的。“本位主义”，又称“小团体主义”，毛泽东早在1929年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里就很严厉地批评过这种思想，说它 “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了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本位主义”或“小团体主义 ”，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单位，为了集体，而实质上，是一种放大了的个人主义。它与集体主义有根本的不同，集体主义从整体利益出发，而本位主义或小团体主义却置整体利益于不顾，有着极自私的盘算；集体主义的核心是一个“公”字，而本位主义或小团体主义的核心却是一个“私”字，二者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本位主义或小团体主义是根本违背革命的宗旨的，也是根本违背的纪律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一切缴获要归功”，而吴亮平却公开建立起“小家底”，甚至在单位合并时也拒不移交，这不仅违背给革命的宗旨，也违背了“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的革命纪律。错误是明显的。人们批评他是“集体舞弊”、“本位主义”并不错，要求进行处理也不错，为什么要加上“所谓”二字而加以否定呢？传记作者居然把人们正当的的批评和要求说成是对吴亮平的“委屈”，还表扬他对党的忠诚，这更是对是非的颠倒。应该看到，“本位主义”的腐蚀作用极大。人们记得，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曾经处决了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事情。他们最初也是从私建“小金库”、搞所谓“机关生产”开始的，私欲一旦膨胀起来，就会不可收拾。给革命造成巨大危害。改革开放以来，各单位大搞创收，私建小金库，公私不分成了普遍现象，并成为一些人贪污腐败的温床，极大地影响了干部队伍的纯洁，造成了整个社会风气的恶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恶劣的风气也湖大堤影响了党政领导机关和国有企业，党政机关应该姓“公”，国有企业应该姓“国”，他们本应从整体利益出发，从国家和全民的利益出发，但是，实际上却是从“私”出发，从个人或一部分人的利益出发，让“公务员”、“国企高管”和私营企业主等从所谓政策中大得好处，至于其他人会因此而受到损害，则可以不闻不问，或者仅仅给一点小恩小惠，做做表面文章。几年来，一些有识之士一再批评，广大群众一再反对，而那些既得利益者却熟视无睹、充耳不闻，依然我行我素，并且硬着头皮抵制人民群众的声音。明明改革开放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已经产生新资产阶级，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或如邓小平所说已经“走到邪路上去了”，但却讳疾忌医，说什么“宁要微词，不要危机”，仍要继续“深化改革”，“加大改革力度”，说什么“不搞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甚至还引来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到中国来参与决策，让这种人由幕后跳到前台进行私有化的说教，对中国的未来指手画脚。这种状况是建党、建国以来所从未有过的，是共产党和新中国正在急剧地走向反面的一个突出表现，其为害之烈，可谓莫此为甚。他们看不到自己已经成为历史的罪人，如果再这样下去，必将被人民所唾弃而遗臭万年，莫谓言之不预也。值得注意的是，有一部分所谓精英也已经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丧失了良知，只要有利可图，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就以《吴亮平传》一书的传记作者来说，居然宣传什么当时东北局“没有结论处分”，为吴的这一错误进行辩护。本来，对这种错误给予处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而实际上，分配吴亮平到宾县当县委书记这本身就带有某种处分的成分，为什么还要强调“没有结论处分”呢？很明显，这表面上是为吴亮平辩护，而实际上是为当前这一类不知比吴亮平当时严重多少倍的社会丑恶现象进行辩护。我真为中国一些精英的这种表现感到可悲。

当然，《吴亮平传》的作者还能够提到了这两件事或两个错误，而唐文对这两个错误连提也不提，似乎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两相比较，唐先生离客观的历史就更远了，更是一种堕落的表现。

或许有人说，私分一些钢笔、手表和日用品能够有多少钱？不值得如此小题大做。如前所说，这不是小题，而是一个大题目。这也不是一件多少钱的事，而是一件关系到共产党向何处去的事，岂可掉以轻心？！有人认为，这些东西在今天看数目不大，不值多少钱，似乎不该看得那么重。但是在当时，却绝不是一个小数目。我们知道，旧中国经济十分落后。在30年代之前，中国甚至还不会制造钢笔，更不用说制造手表了，只是到了1931年，上海才有了第一家制造自来水笔的工厂，至于造手表，旧中国根本连想都不要想，只是到了解放后1958年代大跃进时，中国才先后在上海、天津和南京有了自己的手表厂，造出了自己的手表。因此，这类东西在当时都还是奢侈品。读《陈云传》，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陈云于1938年与于若木结婚，当时连一支钢笔也没有，以致当于若木在1939年给其在英国的大哥写信告诉他她与陈云结婚一事时竟要求他送一支钢笔给陈云，而理由就是陈还没有一支钢笔。还有一件事，更能够说明问题：毛泽东直到1945年到重庆谈判时都还没有手表。当时他用的还是一个旧怀表。郭沫若见此情况，把自己用的手表摘下来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很珍视这个手表，修了许多次，还一直在用。可见钢笔、手表这类东西在当时还是非常珍贵的东西。当然，吴亮平自己没有拿这些东西，但是他把这些东西不作移交而私自分给原单位的人，这本身就是一大错误，说“本位主义”、“集体舞弊”有什么错？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其价值的高低，而是公私不分和私分公物这种不光彩的行为。这难道不是错误？不应该处理？如不注意防微杜渐，共产党就必然会走向反面，就是说，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了。对于这一点，人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看得更加清楚和明白。再不敲响警钟，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948年11月，经过辽沈战役，东北全境解放，东北局抽调八万干部随军南下，吴亮平担任一个干部大队的大队长，到江西省开辟新区工作。而在这期间，即1949年5月27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解放，迫切需要大量接管城市的干部，吴亮平奉调来到上海，被任命为沪西区委书记。沪西是上海最大的工业区，也是上海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区，吴亮平20年代就读的大夏大学就在这里，他曾经参加的五卅运动也发生在这里。他对这里怀有深厚的感情，也决心在这里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奉献自己的力量。当时，张闻天、陆定一、舒同等曾来看望他，劝他到中央做宣传工作，他不为所动，坚持继续在地方工作。有人说他当区委书记，官又做小了。其实这是只看名而不看实。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而沪西又是上海工业最集中的地方，这个区的区委书记绝不是普通县下面所辖的一个区的区委书记，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岗位。上海是一个直辖市，其地位不在一般省之下，当时的上海市长是陈毅，显然比一般的省级干部要高，而上海的一个区委书记也应该不会低于通常的地委书记。本来，这都不是问题，却偏有人要把它说成是什么“官越做越小”，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唐文还说，“1949年全国解放后，党内出现了急于过度和阶级斗争极端化的左倾路线与重点发展国民经济的稳妥路线的斗争。吴亮平拥护后者。他首先在1953年‘高饶反党事件’中，调到北京挂起来，停职一段时间。后来刘少奇过问，才出任化工部副部长。”这个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关于1949年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所实行的路线，应该说，早在他1939年写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时就是非常明确的。在那里，已经明确无误地指出，“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的阶段。”（《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后来，在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决议里也是很清楚的，在那里强调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在共同纲领的经济政策部分也写明了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条款。只是后来刘少奇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并反对农村互助合作运动才引起了争论。至于吴亮平的态度显然也并不如唐文所说，他其实是积极拥护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这一点他在1953年12月写成并在1954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一书就是证明。1953年3月他调到北京，恰恰说明毛泽东和党中央是很重视吴亮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作用的，让他到中财委和中央办公厅工作，就是为了让他进行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有关的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我们知道，1953年，中财委领导人薄一波在税制问题上曾经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错误主张，引起了极大的混乱，也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泽东强调指出了七届二中全会的许多理论和政策主张，并且在这这个过程中，更加明确和全面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显然，这正是吴亮平那时进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研究的动因。吴亮平的研究成果——《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一书就是对于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理论阐述，也是对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极好宣传。看来，唐先生在写吴亮平并没有看过吴亮平的这本，如果唐先生读过那本书，就不会认为他是站在反对毛泽东的路线那边了。吴亮平的这本书是他1940年在延安写作的《论民族民主革命》一书的继续与完成。他在延安写《论民族民主革命》，是因为毛泽东在1939年底和1940年初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吴亮平的书运用各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和列宁有关“两种策略”等书的论述，对毛泽东这两本书里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进行了比较广泛而深入的阐述。

值得一提的是，在40年代初，人们还很少引证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他在该书就引用了毛泽东在《论新阶段》里讲的一大段话。他写道：“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见吴黎平：《论民主革命》，香港鸡鸣书店1941年版，第7-8页；附带说一下，吴亮平原名叫吴良平，参加革命后改为吴亮平，结识毛泽东后，毛建议改为吴黎平，后来他的著作都用吴黎平这个名字）到了1953年，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于是他又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实际上是对毛泽东过渡时期总路线所作的阐述。这一点，在他写的《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序言里讲得很清楚。他非常明确地说，“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之下，我们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伟大的中国的人民民主革命已经顺利完成，并且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起，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新时期。”（吴黎平：《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页）在这里，吴亮平已明白无误地把中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作为过渡时期的开始，这和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一致，怎么说他拥护“重点发展国民经济的稳妥路线”？关于过渡时期的长短，该书说，“这是要看全国人民的努力如何，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对手工业及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成就如何来决定的。努力大、方法对、工作好、成就多，那么时间就会比较短些，反之就会比较长些。”（同上，第265页）其态度显然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至于对待阶级斗争的态度，他显然也是持肯定态度的，如该书中讲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说，“要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工人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巩固工农联盟，加紧教育农民认清社会主义发展的光明道路，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害处，克服农民本身所表现的资本主义倾向，同时必须向城乡资本主义分子，以及从农民中间所分泌出来的资本主义成分，进行必要的斗争。”（同上，第303页）而在1957年8月出版的《论我国人民内部矛盾》一书中，在论述“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部分更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绝不可以采取温情、怜悯的态度。右派分子阴谋使我国人民、国家脱离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倒退到过去受压迫、首剥削的黑暗境地去，我们每一个人民决不能在这样有关我们国家人民命运的根本问题上表示丝毫的动摇、让步或宽容，因为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温情，就是对广大人民的无情，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情。”（吴黎平：《论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25页）这些都是吴亮平站在毛泽东革命路线一边而不是唐文所说的 “拥护”与之相反的否定阶级斗争的所谓“稳妥路线”的铁证。历史就是历史，不是有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改变的。

实际上，他在沪西区委书记的岗位上也只做了一年半时间（1949年9月至1951年3月），1951年3月，他就被任命为中共华东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副书记。没有两年，1953年3月，他又奉碉北京，先后在中财委任组长，同时在中央办公厅从事调研工作，主要是从事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和政策问题的研究。他于1953年12月写成《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一书，此书于1954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间，还曾于1954年夏率中央办公厅调研组到哈尔滨调研（见吴良璞：《大哥吴亮平是我革命的引路人》，载《吴亮平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14页）。唐文把1954年发生的“高饶反党事件”说成是1953年发生的事件也明显是错误的。毛泽东注意高饶的问题是在1953年下半年，不可能在事情还未发生的1953年3月就把与此事没有关系的吴亮平调到北京来，更不可能因此事把他“挂起来，停职一段时间”。实际上，吴亮平调到北京，是因为1953年要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集中力量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决定撤销东北、华东、西北、西南、中南五个中央局，以加强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这样，五个中央局的书记高岗、饶漱石、习仲勋、邓小平、邓子恢被调到北京，被人称为“五马进京”。由于中央机构的增加和扩大，原五个中央局的工作人员被调往北京本来也是很正常的事。至于高饶结成联盟，阴谋篡党夺权，那是后来发生的事。揭发这件事的是陈云和邓小平，而毛泽东下决心解决高饶问题则是在1953年12月苏联公布了“贝利亚事件”以后。1954年1月4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到杭州向毛泽东通报了“贝利亚事件”的审判情况，“毛泽东认为揭露贝利亚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具有很大的意义。在谈到中共的形势时，毛泽东指出，近来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这些现象虽然不是很普遍，但已经影响到中央委员会成员，因此不能掉以轻心。”（见网上所载尤金之笔记）在这里，毛泽东已经表露出了要解决高饶事件的的意向，而真正处理“高饶反党联盟”则是在1954年2月举行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显然，吴亮平之调到北京工作与所谓“高饶反党事件”是毫无联系的。中央要吴亮平到中财委和中央办公厅工作，让他研究与过渡时期有关的理论与政策问题，不仅让他进行写作，还让他到率领调研组去搞调研，如果他与高饶事件有牵连，这可能吗？在这之后，他他还对《反杜林论》进行了校订，于1956年2月出版了《反杜林论》的新版；并且在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写了《论我国人民的内部矛盾》一书，于1957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用吴亮平在该书“前记”的话说，“这一小册子是我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著作的部分的、初步体会”。1957年4月，吴调至新成立的化工部任副部长，先后主管化工生产和化工企业的基本建设工作，并于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发表了《高速度发展化学工业的道路》一文，载于《辉煌的十年》一书。该书于1959年12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作者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各部委的第一把手，还包括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可以说，他们差不多都是开国元勋，国家栋梁，这也说明，吴亮平并没有因庐山会议上出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问题受到牵连而被边缘化，他依然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并没有如唐文所说“被边缘化”。

总之，吴亮平无论是在中央工作，还是在地方工作，无论是做理论工作，还是做实际工作，也无论是职位高低，他所做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在工作中当然也有挫折，但是这些挫折，有些是来自王明的打压，有些则是由于他自己的错误造成的。还有一些属于正常的工作变动，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就完全可以弄清真相。

三、唐文是写吴亮平的，为何大谈张闻天，为张的“总书记”鸣不平？

唐文是写吴亮平的，但是，读着读着使人觉得文章好像又是写张闻天的。原来，唐文无论是写吴还是写张都不是目的，该文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否定和反对毛泽东。看得出来，作者从何方所著的《何方谈史忆人》一书里充分吸收了“营养”，两人许多观点都是相同的。就此而言，何著更有代表性，而唐的一些观点从源头上来说实际上来自何著，因此，在这里，我们也就把讨论和批评的重点暂时从唐文转向何著《何方谈史忆人》一书，对该书的有关观点进行一番评说。

何著用很大篇幅讲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以后又如何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党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转变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一个关键性人物。在作者看来，张闻天既是总书记，就是党内最大的官，他的贡献当然也最大；至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既不是总书记，又不是军委主席，而只不过是周恩来的“帮助者”，怎么可以说他“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呢？在他看来，《遵义会议文献》、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中有关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的历史地位的评价统统都错了。

人们要问：这种只重官位而不看基本的历史事实，把官阶的高低、官职的大小作为评人论事的依据的观点是正确的吗？它符合历史的真实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毛泽东是一个立志做大事，而不想做大官的人。在历史上，他曾经多次从领导岗位上被撤换下来，比如1929年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从红四军前委书记的岗位上被“选”了下来，又如，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被被临时中央撤掉了红军第一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以致在长征时失去了军事指挥权。对于这些，他也进行过抗争，但是，他不是为了官位进行抗争，而是因为失去为革命奉献自己才智的机会与条件而抗争。在长征途中，他看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而自己被排斥在一边，不能参与军事指挥，只能干着急。于是，他做了争取张闻天和王稼祥的工作，据张闻天自己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给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当然，毛泽东与王稼祥的往来还要早一些。王稼祥转变后也做了张闻天、聂荣臻等人的工作。王稼祥从这次错误路线分离出来后主张，应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他在促成遵义会议召开方面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至于周恩来，他曾经是最高三人团（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组成）的一个成员，后来周恩来也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也为遵义会议的举行创造了条件。在遵义会议上，最急迫的问题当然是军事指挥问题，至于整个政治路线和一些组织问题，那在战争环境下还不可能解决。事实上，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与此同时，会议决定取消“最高三人团”，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而毛泽东在常委分工中虽然很低调，但是他实际上取得了军事的指挥权。这本身就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它使人们看到了前途，看到了希望，人们肯定遵义会议，说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有什么错？只要比较一下遵义会议前红军总是被动挨打、损失惨重的情况和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指挥下积极主动、生龙活虎牵着蒋介石鼻子走并且最终甩掉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的情形，谁又能否定毛泽东所起的伟大作用？在这方面，周恩来在谈到遵义会议时说，“事实经过是：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那时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成员，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中央的好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中的伟大转折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了全党全军的欢呼。”（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在这里，周恩来把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和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在党史、红军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但是，何方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在他看来，毛泽东是不是在遵义会议上成了全党、全军的领导，是不是成了革命的领袖，关键就在于他是不是成了“总书记”？不客气地说，这样的看法实在是太幼稚了。其实，党的领袖并不在于是谁当了“总书记”。党的领导是否正确地领导，关键是执行什么路线：是继续执行左倾错误路线，还是转到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上来了?按照这种观点看问题，就会充分肯定遵义会议的伟大作用，就会把它看成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就会充分肯定毛泽东所起的伟大历史作用。而如果像何方那样斤斤计较于谁担任的职务高，谁当的官大，那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来。就此而言，甚至何方非常推崇的张闻天自己，对于遵义会议和毛泽东的历史作用的看法也是跟他大相径庭的。1937年11月王明康生和陈云从共产国际回到延安，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12月举行了政治局会议，决定扩大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康生、陈云五人组成，实行集体领导。1938年2月12日，《救亡日报》记者洛基访问张闻天，后来写了一篇访谈《张闻天论抗战诸问题》，文章称张闻天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发表于《救亡日报》1938年3月27日第一版。张闻天见后感觉不妥，于4月9日致电长江局（在汉口）的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郑重其事地写了一个《张闻天（洛甫）启事》：“（甲）谈话发表未经本人允许，谈话记录未经本人看过，因此对发表的谈话本人不能负任何责任。（乙）中共中央有几个书记，向无所谓总书记。”（《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54-555页）4月12日，长江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在第一版右上角即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这个启事，文字略有修改。该《启事》称：“广州《救亡日报》3月27日载有署名洛基所写的《张闻天论抗战诸问题》，洛基君指此稿为他在2月12日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先生之谈话’；本人特郑重声明：（一）该谈话发表未经本人允许，记录内容未经本人看过，因此本人对该讲话不负任何责任；（二）中共中央设有由少数同志组成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新华日报》中华民国27年4月12日第一版）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正式的对外界的宣告，虽然用的是个人的名义，但代表的却是中共中央乃至共产国际的意见。如果《救亡日报》的文章不存在什么重大问题，是不会发表这个《启事》的。但是，《张闻天年谱》在1938年4月9日的条目的编者注里仍然认为，“张闻天这篇在特定条件下发表的声明并不表明记者报道的内容完全不符合事实，而实际上所报道的张闻天谈话记录是基本上符合他当思想的，因此本书于前面1938年3月26日条谱中摘录了这篇记录。”（《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55页）这里存在几个问题：第一，《年谱》说张闻天接受《救国日报》记者采访的时间是2月22日，而张闻天在汉口《新华日报》所登之《启事》里说的采访时间是2月12日，两说采访的时间相差10天；第二，《年谱》说《救亡日报》发表访谈记录《张闻天论抗战诸问题》的时间是“三月二十六日”，而《新华日报》所登之《启事》则说是“三月二十七日”，也相差一天；第三，《年谱》说，“本书于前面1938年3月26日条谱中摘录了这篇记录”，而事实上，《年谱》在三月二十六日这天只是记录了“中央书记处向北分局发出《关于北方局领导人员分工的决定》”的有关内容。根本没有张闻天与《救亡日报》记者谈话的内容（实际上，这个访谈的摘要放在了《年谱》2月22日条目里了）；第四，《救亡日报》是一份抗日的进步的报纸，其领导人是郭沫若，胡愈之、夏衍等共产党人在该报都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而张闻天的谈话内容是抗日，何以采取如此决绝的态度发表此一《启事》？第五，也是最重要的，张闻天的《启事》明确讲到“本人对该讲话不负任何责任”，而《新华日报》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加以刊登，明显代表着中央的意见，《年谱》怎么可以自说自话地将其置于不顾呢？第六，在张闻天的《启事》电文里，我们看到，他认为“向无所谓总书记”，这话对于中共中央来说固然不对，所以在《新华日报》发表时此话已被改为“并无所谓总书记”。《年谱》对于这么多的问题似乎都没有引起重视，让人感到这本《年谱》是不是编得太粗率了？在我看来，上述问题都有进一步加以研究的价值。作为“中共中央党史也就是张闻天选集传记组”是一个专门研究张闻天的机构，有责任把这些问题——当然不仅仅是这些问题弄清楚。在我看来，只要以严肃认真地做这件事，这些问题也是不难弄清楚的。我是因为在南京没有找到当年的《救亡日报》，所以有关事实这次没有能够弄清楚，相信这个问题对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来说，应该说是小事一桩，是很容易解决的。当然有些问题还要花功夫进行研究。比如张闻天在1938年4月9日电报里说的 “向无所谓总书记”一说就很值得人们研究。中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当然有过总书记，但是，对于张闻天本人来说此话却是对的。实际上，对于遵义会议后的所谓“总书记”，共产国际一开始就没有同意，后来经博古向共产国际解释，这才有“负总责”之说。1937年的“十二月会议”强调的是五个书记“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而在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更明确地提出“以毛泽东为首”都说明了这一点。就是说，共产国际对于张闻天当总书记是有保留的，从陈云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起，都说“负总责”而不说“总书记”可能即与此有关。后来张国焘拥兵自重想当“总书记”，而张闻天也曾想让出这个位置（毛泽东未同意这一意见，后作罢）可能也与此有关。我国当时界至今还有关于张闻天是否曾任“总书记”一职的争论。有人说，“自遵义会议以来，在党中央内部，张闻天奉毛泽东为红军与全党领袖，毛泽东尊重张闻天在党中央“负总责”的地位，他们互相合作，直到六届六中全会。”（见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480-481页）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后来，也是可以为人们就接受的。在整风中，张闻天曾在1943年12月16日写的整风笔记里说：“遵义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败，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攻击，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对于我个人来说，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我有很大的益处。

“……

“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打击，而且我批评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这个特殊的顺利的环境，使我在长久时期内不能彻底了解到自己的严重错误。”（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9-80页）

应该说，张闻天的这个笔记写得很诚恳，是真实可靠的。但是，在何方笔下，许多事情都被歪曲了。如他在其所著《谈史忆人》一书里说，遵义会议选的是张闻天当总书记，而不是毛泽东，因此不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也不能说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这种说法显然不符事实。其实，遵义会议并没有选举张闻天担任总书记。谁任总书记这个问题属于政治局常委的分工问题，而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不决定谁担任总书记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后来由常委分工决定的。遵义会议开过以后，于2月5日在川云贵交界的鸡鸣三省村，政治局常委开会进行了分工，原有常委（除博古外）的工作基本不变，周恩来仍然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作为新常委参与军事指挥，同时推张闻天接替博古当“总书记”或“负总责”，主持日常工作。张开始坚辞不就，毛泽东则说他参加军事指挥较好，最后张还是接受了下来。张为什么开始坚辞不就，杨尚昆说是因为他谦虚，实际上并不是什么谦虚，而是他很清楚，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他自己原来也是站在错误路线一边的，只是由于毛泽东做了他的工作，他才站到正确的一边来，很明显，担任总书记或“负总责”的应该是毛泽东，而不应是张闻天。而毛泽东之所以不急于全盘解决左倾路线的问题，正如曾经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给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在其回忆中所说的，“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智慧。他在会议上，只批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相反还在决议中对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说了几句肯定的话。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英明决策。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同志机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伍修权：《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星火燎原》丛刊，1982年第1辑，此处引自《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

对于“总书记”一事，何方显然把它看得太重了。按照列宁关于领袖的定义，“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说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版，第151页）这里提到了四个“最”——“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毛泽东哪条不具备，哪条不比张闻天强？再说，列宁强调领袖并不是一个人，更不是专指一个总书记，而是一个“比较稳定的集团”，怎么能以谁当“总书记”谁就是领袖呢？在中共的历史上，向忠发不是担任过总书记么？难道他就是领袖？但是，人们都知道，他不过是一个傀儡，实际处于领袖地位的并不是他，而是李立三。后来，胡耀邦、赵紫阳不是也当过总书记么？但是，人们也很清楚，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领导人物并不是他们，而是邓小平。在遵义会议上，只有毛泽东一人被补选为政治局常委这一最重要职务，成为党的领导核心成员，而分工参与军事指挥这一当时头等重要的大事，难道不是因为他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所使然？特别是他的军事路线在遵义会议上得到了普遍的肯定和支持，这些都说明，他当时已经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领袖人物了。

何著说，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只是在遵义会议以后两三年（又说“三四年”），甚至是在延安整风以后才确定下来的。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在这里，有必要提一提斯诺在1936年7月在保安采访时对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的评价。他说，“毛泽东在中国的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影响，今天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在几乎所有组织里，他都是一个委员——如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财政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以及其他等等。他的实际影响是通过在政治局的支配地位发挥出来的，因为政治具有着决定党、政、军政策的大权。不过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头上老是叨念着‘我们的伟大领袖’。我没有听到过有人把毛泽东的名字当做中国人民的同义语，但是，我却也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不喜欢‘主席’——个个人都这样叫他——或不尊敬他的人。他个人在运动中的作用，显然是很大的。”（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4-65页）他还谈了他当时对于毛泽东的“印像”，他说，“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兴趣的事。”（同上，第65页）在这里，斯诺说到毛泽东的“天生精明”、“有演说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精力过人”，还说他是一个“颇有天才”和“最有才干”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这些都是斯诺在1936年7月通过观察、采访所获得的他本人和众多的被采访者对于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应该说，这些认识和评价早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其客观性和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它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当时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的领袖地位，而绝不如何方说的只是在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才形成的，更不是在整风以后才形成的。特别是，在这里还提到日本人的议论，这说明，毛泽东当时不仅在国内有很大影响，在国际上，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这一点，我在前一篇文章里曾经引用过共产国际在1930因为误传毛泽东已经病死于肺结核而发的“讣告”，其中对毛泽东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是“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而张闻天在“负总责 ”以后，共产国际甚至还表示了不同意见，只是后来博古进行了解释之后才认可了他的这一新职。

还有一点可以说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就是斯诺在《西行漫记》里称毛泽东为“苏维埃掌权人物”和“共产党领袖”。他说，“我在这里（指保安）终于找到了南京同他打了十年仗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用最近采用的正式头衔，就是‘中华人民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他还说，“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我第二次见到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人在一起走。”（《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1页）这说明，不仅是斯诺，南京的蒋介石政府也是把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来看待的，蒋介石是不是对张闻天的脑袋有悬赏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有也绝对不会有那么高的赏格。他们两人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是一清二楚的。

值得一提的是，斯诺在《西行漫记》里在大大宣传毛泽东的同时，并没有讲到洛甫或张闻天如何如何。虽然他在保安也采访了张闻天，而且也知道他是总书记，而张闻天也向他提供了自己的传记材料，但是斯诺并没有把张闻天的这些材料写进《西行漫记》。后来，斯诺在《红色中华散记》一书里谈到此事时说，“洛甫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自1934年（此说不对，应是1935年2月5日——引者）在江西（此说也不对，应是贵州毕节的一个名为“鸡鸣三省”的村子，因为在那里举行的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了张闻天任“负总责”的总书记，“鸡鸣三省”的“三省”是指川云贵三省，因毕节的这个村在这三省交界的地方，早晨鸡鸣，三省都能听闻，故名‘鸡鸣三省’。——引者）担任此职至今。洛甫给我讲了自传，由于篇幅所限，我未能收进《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后来在尼姆•威尔斯的《红色中国内幕》一书中发表了。”（斯诺：《红色中华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4页）这一鲜明对照很能说明问题。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尽管张闻天担任了总书记一职，但在斯诺看来，其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地位和影响根本不能与毛泽东相比：毛的自传材料很长，却没有因为“篇幅有限”而未收进《西行漫记》，而总书记的自传材料虽短，但却因为“篇幅有限”而未被收进，二者的地位和影响孰轻孰重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

当然，斯诺如此重视毛泽东也与当时张闻天的态度有关。斯诺在《红色中华散记》里也谈到了这点。他写道：“洛甫（张闻天）从1935年起到1945年名义上担任政治局只能给书记（1945年这一职位被取消），但1936年笔者在保安同他会谈时，他却拔毛说成党的主要权威发言人。”（《红色中华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页）从这里也可看出，张自己就是把毛看成是比他高的“党的主要权威发言人”的，这样一来，人们（包括斯诺在内）把张看成是“名义上政治局总书记”也就毫不奇怪了。

其实，“总书记”也就是“总秘书”或“秘书长”，是负责中央和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并不等于是最高领袖。实际上，无论是“书记”还是“秘书”，无论是“总书记”还是“秘书长”，都是指日常的事务工作，尤其是指与文字有关的工作。毛泽东在八大前夕举行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就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邓小平：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赞成，就顺了。”（《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应该指出的是，何方之所以要突出张闻天曾经当过总书记，是为了贬低毛泽东，当然也是为了说明他后来的官职是大不如前——被“贬谪”和“外放”了。诚然，自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按照共产国际的意见，应该是以毛泽东为首而张不再是“负总责”的“总书记”了，但是，毛泽东还是没有接受总书记这个职务。他认为，重要的是把政治路线问题，组织问题是第二位的。尽管这以后开会的地点由这问题的窑洞改到毛泽东的窑洞，但是，名义依然没有变化。不过张也很清楚，他的工作应该逐步向毛泽东移交了，而他自己的主要工作岗位也确实向宣传工作（中宣部）和干部教育工作（马列学院）方面转移了。这以后他也没有再做过那么高的官。在七大，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他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在八大他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他又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应该说，他在1959年之前，还是一个“官”——外交部的常务副部长，若论职位大小，当然是没有提升，而是下降了。在何著里大谈张闻天任职的变化，自然是为了说明他受到了毛泽东的打击，但是，他这样说究竟有什么根据呢？

事实上，人们通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的检验，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正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内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真正的领袖。“实至名归”，共产国际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应该以毛泽东为首。但是，甚至在1938年举行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也没有在名义上接受“总书记”一职，不过在实际上已经居于“为首”的领导地位位。不过，人们对于张闻天也没有全盘否定。他仍然是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并且还在宣传教育方面担任着重要工作：他是中宣部部长，同时还是马列学院院长。毛泽东并没有打压他。至于后来的整风运动，应该说所有的人都应该根据整风所规定的文献进行自我批评。张闻天自然不能例外。他在左倾错误统治时也犯有不少错误，当然也应该在整风运动中进行检讨。1943年，他主动地写了《反省笔记》，并拿去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并在看后立即把笔记送还给张闻天，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后来在七大时，张闻天又做了一个带有自我批评性质的长篇发言，毛泽东也给予了热情的肯定。毛泽东在大会上说，“有些同志作了很好的自我批评，这些自我批评，我们大会同志都一致欢迎。”（转引自刘英《我与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129页）在这里，人们丝毫看不到毛泽东有什么为难张闻天的地方。实际上，张闻天在七大仍然被选为中央委员，而在七届一中全会上，他还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倒是王稼祥的中央委员没有选上，为此，毛泽东还出面为他做工作，其中也对张闻天作了肯定。他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决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425页）经过毛泽东的工作，七大主席团特别把王稼祥放在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的第一名，希望大家选他。结果王稼祥的候补中央委员在七大获得了全票当选。这件事说明，毛泽东办事是很公道的。人们之所以都很拥护他，这恐怕也是一个原因。何著说毛泽东对张闻天“埋没和抹杀”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这里还要说一下张闻天后来到东北工作以及建国以后从事外交工作的事。在何方看来，这些事都是毛泽东对张闻天的打压，他把这些事称是“贬谪”和“外放”。他这样说也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

先说到东北工作一事。本来，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毛泽东在七大时就强调了建立巩固北根据地的重要。他甚至说，“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不要以为很巩固了。为什么不巩固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所以，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同志当选才好。”（《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 426页）后来，在抗日战争将要取得胜利的前夕。党中央派了很多精兵强将到东北工作，首批包括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等人，组成了中共东北局，由彭真任书记。后来，又决定派罗荣桓、李富春、林彪、高岗、张闻天等去东北工作。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一共77人，其中派往东北的就有21人，政治局一共13人，去东北工作的就有4人，可见中央对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视程度。问题还在于，张闻天是主动要求去东北工作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干部，他在苏联呆了5年，缺乏地方和基层工作的锻炼，但是，由于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华带有宗派主义色彩的安排，回国后一下子就进入中央高层工作，他先在中央当宣传部长，后来很快成为政治局委员和排名仅次于博古的政治局书记，并且取代毛泽东当上了中央苏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苏联的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而让毛泽东只任中央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实际上是架空毛泽东，使其边缘化。当然，他后来与博古也有矛盾。据他自己整风时学的检查里说，“博古有一次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见，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是说，我们内部不应该闹摩擦。当时，我没有重视这句话，想再想起来，倒是跟有意思的。”（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页）这也说明，张闻天之走上高位，是与教条宗派有密切关系的。实际上，第三次左倾错误他也负有相当责任，特别是在反对罗明路线上，他是有重大错误的。应该说，后来他离开中央做地方工作，这不仅对革命事业有利，对他个人也有好处。就此而言，他从中央高层岗位上退出后要求到下面去工作也是很正常的。但是，从何著为张闻天“抱不平”来看，张对于自己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在东北只是在一个小省（先是在合江，后来在辽东）当省委委书记；后来在东北局，也只是一个常委兼组织部长，而李富春只是一个中央委员，却担任了东北局的副书记，是感到不满的。如果事情真像何著所说的那样，张闻天这样计较就不正确了。事实上，张要求到东北去工作时，毛泽东并不在延安，而是到重庆谈判去了。张是向刘少奇提出这个请求的，而刘也是通过电报向毛泽东作了请示并且得到了毛的同意的。张闻天一行到东北后，与陈云、高岗一道提出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他们按照中央提出的“让出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确定在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大城市和乡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至于他担任合江省委书记，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他自己要当的。根据刘英的回忆，在陈云与张闻天研究工作安排时，张闻天指着地图说，佳木斯这一片，像一把沙发椅，背靠苏联，一边是朝鲜，是很好的战略后方。陈云就说，那你就到那里去吧。于是就报东北局并中央任命张闻天当合江省委书记。（刘英：《为了建设巩固的战略后方》，载《张闻天在合江》，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40页）后来李富春当了东北局副书记，而张闻天做了组织部长，何著对此不以为然。应该说，他们两人各有所长，两人虽然同年，但在资历和贡献方面李并不亚于张。我们知道，李富春早年曾经赴法勤工俭学，做过钳工和火车司机，1921年就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之一。他在法国，深入社会进行调查，了解法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还向工人宣传过《资本论》。回国后，正遇上国共合作，他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在北伐战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改造旧军队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为后来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湘南起义在兵员上提供了基础。他在长征中也曾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在王稼祥负伤后任主任。而在延安时期，他曾任中组部副部长，并且协助陈云从事财经工作，他到东北也主要是协助陈云从事财经工作。至于张闻天，他曾在南京河海专科学习水利，后曾去过日本并留学美国，不久又回国。后来又热衷于进行小说和剧本写作，并在重庆女子师范担任任英语教师。他于1925年加入共产党，然后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后又到红色教授学院深造，是所谓“28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他在苏联呆了五年，于1931年初回国。回国后，即任中央宣传部部长，1933年到中央苏区后又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他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而能一步登天，显然与当时共产国际和王明的宗派主义有关。这样的背景后来又使他成为中央苏区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在这期间，他积极奉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所谓“罗明路线”。虽然后来在毛泽东的帮助下有所觉悟，站到了毛泽东一边，在遵义会议上起了重要作用。当时的战争环境又使他担任了“负总责”的工作。很显然，他是不适合在这样的高位上长期继续工作下去的。后来他由“负总责”的政治局常委位置上下来，又从政治局委员变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是毫不奇怪的。显然，这样高的位置只是一定条件下的产物，是不可能长久下去的。比较起来，李富春的资历和实际工作经验毫不亚于张闻天，而且，两人都是常委，一个是副书记，一个是组织部长，只不过是分工不同，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何方把张曾经当过“总书记”和当时还是“政治局委员”这样的“大官”当成了他个人的“资本”，似乎只能上而不能下，显然这不是从革命工作需要出发，而是从个人名誉地位出发，在官职大小问题上斤斤计较，这样的思想显然是一种庸俗的旧观念，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再说做外交工作一事。1950年，中央决定张闻天做外交方面的工作。这在当时，显然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而适合于做这一工作的人却是不多的。我们知道，新中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是由周恩来总理兼任的，而且兼任了九年之久。新中国派往国外的第一个大使是王稼祥。当时中央提出了两个工作请他考虑：一个是中宣部长，一个是驻苏联大使，他选择了驻苏大使一职。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对于王稼祥是很器重的，让他做中宣部长和做驻苏联大使是放在同等地位上考虑的，并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从事外交工作显然和封建社会的“贬谪”、“外放”沾不上边。后来毛泽东访问苏联，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向毛泽东建议，为了开除蒋介石的代表在联合国的席位并取而代之，新中国应该派一个代表团常驻联合国。毛泽东接受了他的建议，电刘少奇物色人选。刘少奇提出由章汉夫任此职。章曾经留学美国，后又曾去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回国后曾在重庆《新华日报》任总编辑，是一个很适合于从事外交工作的人才。但毛泽东认为章汉夫的资望不够，而认为张闻天更为适合，在与周恩来商量后就定了下来。由于此事也是一场与美蒋的严重的斗争，为了争取时间，未及与张本人商量就在电台广播和报纸上公布了。应该说，这正是对张闻天看重和信任的表现，哪里是什么“贬谪”和“外放”？不过张闻天却有自己的想法，他曾向刘少奇提出换人。由于名单已经公布而没有获准。应该说，毛泽东一贯重视外交工作。早在1945年，联合国制定宪章，当时蒋介石派宋子文当首席代表，共产党方面最初也曾想派张闻天作为代表团的成员参加，后来考虑董必武岁数大、资格老、声望高，曾是前请秀才、同盟会员，还留学日本学过法律，并且是共产党一大代表，还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又是中共七大后选出的十三个政治局委员之一，同时还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国民党那边也有影响，遂由董必武参加代表团，而由章汉夫作董必武的秘书。可见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外交工作的重视。这次成立的以张闻天为首的代表团的成员有李一氓、耿飚、孟用潜、冀朝鼎、刘贯一、钱三强、王铁崖等三四十人。都是一些重量级的人物，可谓极一时之盛。何方一方面说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高规格代表团”，一方面又把此事说成是“贬谪”和“外放”。他这样说不仅自相矛盾，也是完全错误的。应该说，这个团规格虽然很高，但是也绝没有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当时，就有由毛泽东亲自率领的、成员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国代表团正在访苏，因此说不上是“空前”；而之后，又有1957年11月由毛泽东为团长、宋庆龄为副团长、成员包括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这样一些重要人物在内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因此也说不上是“绝后”。不过那个代表团的规格确实也是很高的了，由他当这些重量级人物的头，怎么能说是“贬谪”和“外放”呢？虽然后来因为朝鲜战争，美国拼凑联合国军参加这场战争，这个具有很高规格的代表团最后没有去成。同时，由于王稼祥身体不好不能支撑驻苏联大使的工作，中央决定张闻天去任大使，以代替王稼祥。这次也是提出两项工作供张选择，除大使一职外，另一个供其考虑的职务是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张选择了出任驻苏大使一职。两项工作任选，这本身就是对张的尊重和照顾。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给斯大林写信，请求允许张闻天了解联共中央的经验，从而争取到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而何方竟用封建社会官场上的“贬谪”、“外放”相比喻，这一点，就是张闻天本人也决不会赞成。程中原写的《张闻天传》里就曾说，驻苏大使馆在50年代就有些人说怪话，称使馆工作“好像流放在远离祖国的孤岛上”一般，感到寂寞。张闻天曾严厉地批判了这个所谓“孤岛”思想，解决了对驻在国的基本认识与基本方针问题，进行了思想整顿。（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657页）何著是以张闻天的旧部下和崇拜者的身份来写张闻天的，但是其思想却与张闻天大相径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不值得深自反思吗？

何著还说什么，张闻天是一个政治局委员，以一个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而去出任大使，这在社会主义各国都没有先例。他这样说也是为了证明毛泽东对张闻天的打压。其实这也是毫无道理的。张闻天出任的是驻苏联大使，而我们当时的外交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方针，这样，出任驻苏大使就有了特殊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50年代初，我们要进行抗美援朝，要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还要帮助亚洲一些国家进行革命，都需要苏联的帮助，怎么能够小看驻苏大使这一工作呢？说什么政治局委员不能当大使，连何自己也承认当时保加利亚驻苏大使也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再说，斯大林当时为了帮助毛泽东出版《毛选》俄文版，派了尤金来中国，后来有继续担任了驻中国大使，尤金不仅是苏联的一个得过国家奖的哲学权威，是苏联科学院的院士，名气很大，而且还是一个被斯大林相当看重的外交人才，他到中国后与毛泽东结下了友谊。既然尤金能够来中国工作，张闻天就不能去苏联工作吗？更不必说，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前，各国共产党常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差不多都是一些在中国共产党内担任很重要工作的领导人，像李大钊、瞿秋白、邓中夏、张国焘、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王若飞、陈云、王明、康生、王稼祥、任弼时等都曾经担任过常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代表，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像这样极端重要的工作，有谁会认为他们是被贬了呢？同样，张闻天到苏联去做大使，代表的是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也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做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工作，怎么会是被贬了呢？这显然说不通嘛！

在何著里还说什么毛泽东“随着他权力的上升和对张闻天需要的减弱，在同张的关系上就显得越来越不耐烦了。而且这种厌烦情绪竟保持了一辈子。其次，他同张的作风、性格、爱好等也相差甚远，造成看不惯也谈不来。……而从张闻天这边看，他通过长期实践固然越来越佩服毛泽东的领导和军事才能，但同时也觉得实在不好相处，”（《何方谈史忆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页）在这方面，何著说了三点：“一是感到毛这个人容易猜疑和记怨，而且很厉害在一起共事得处处留神（小心谨慎）。二是可能对毛的不大谈马列和新文化（特别是世界文明），而是言必中国‘故纸堆’，有点不以为然。三是正像黄克诚所说，毛喜欢顺着来的人，他却不屑于此，也学不会，同毛合作有点处于相忍为党，因而被毛批评为清高。”（《何方谈史忆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 51页）但是，这里没有一句是张的原话，这个“觉得实在不好相处”究竟是张闻天自己“觉得”毛不好相处，还是何方“觉得”毛不好相处就大成问题了。问题在于，何方与毛泽东并无直接接触，他的所谓“觉得”也无从谈起。至于这三点说法，在我看来，这三点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

实际上，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关系并不像何著所说说的那样。张闻天夫人刘英写的回忆录里说，“从中央苏区后期开始，闻天和毛主席一直配合合作得很好。……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张闻天都是支持毛主席的，大事都同毛主席商量，听毛主席的意见，然后开会讨论。毛主席的主张、方针、策略，在闻天这里通行无阻，能够及时得到贯彻。处理日常工作，也是两个人商量，然后写文件发电报。”（刘英：《我与张命运与共的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19页）即使在私人交往方面，他们的关系也是很融洽的。在长征途中，毛泽东经常和张闻天、刘英两人开玩笑。他们二人的结合当然本来就就有基础，而毛泽东的促成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两人在瓦窑堡结婚，没有请酒举办婚礼，毛泽东当时在直罗镇打仗，不在瓦窑堡，但是，当他到瓦窑堡后还是来窑洞闹了一闹，补了“闹新房”一课。应该说，毛泽东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当然，他同时也是一个很有原则并且精明干练的人，如果要在他面前耍花招而不被发现恐怕也不容易。何方说张闻天感到毛泽东“不大谈马列和新文化（特别是世界文明）”，那就离事实更远了。毛泽东关于马列谈的还少吗？关于新文化谈的还少吗？他对于世界上的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也具有极其丰富的知识。这一点，连斯诺都很佩服，说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还说他“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说他“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说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6-68页）他批评张闻天“言必称希腊（马列）”，那是批评他食洋不化，不善于联系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毛泽东常联系中国古代的东西也绝不是‘钻故纸堆’，而是为了‘古为今用’。这些正是毛泽东的长处，而为张闻天所欠缺的。至于所谓“毛喜欢顺着来的人”，那是因为他站在工农大众的立场上看问题，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一些自以为有了一点知识就翘尾巴的知识分子，却喜欢用一种贵族老爷式的态度来看待群众，给他们泼冷水，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张在做外交工作岗位上给毛写过不少信，还要求过改做经济工作，毛对他提出这一要求是不满意的，当然也没有满足他的要求。这正是毛坚持原则的表现。应该说，毛泽东对张闻天是有所期待的。何著里曾谈到张闻天1958年4月到上海、杭州参观访问后于6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对大跃进给予了肯定，却没有指出问题和缺点；同时引述了毛泽东在1958年5月8日给张的回信，说明毛泽东有“报喜不报忧”和“帝王”思想，并以此说明两人“已毫无平等可言”。而在我看来，毛的这封信，正好说明他对张闻天的真诚和对他仍然抱有期待，表现了真正的同志之间的感情。信不长，特将其转录如下：

“你这个人通了，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时曾对你有五个字的批评（何著曾引用陈毅的话，说毛泽东对张有“五个字的指责”，即“狭、高、空、怯、私”，见于何著《何方谈史忆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页），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陈云、恩来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记得也对你也当面说过。今天看这报告，引起我对你欢迎。

“可能对你估计过高，即书生气，大少爷气，还没有完全去掉，还没有完全实际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紧，你继续进步就是了。但你过去能写出现在的报告吗？能有这样的无产阶级感情吗？能有这样感人的气氛吗？在我看来，没有，现在有了，通了，群众化了，因此向你祝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页）

何著在引用这封信时在“大少爷”后加了一个注，谓：“说张闻天有‘大少爷气’，可谓是无根据地信手拈来。”其实，毛泽东说张闻天“大少爷气”并非没有根据。我在网上看到一则张闻天的传记材料说，一次，刘英到张闻天那里去，张正在床边写东西。赣南的蚊子多，他好像没有感觉似的。刘英奇怪地问：“你怎么不挂蚊帐？”一边说，一边帮他把蚊帐放下了。张闻天回答：“我没有老婆嘛。”刘英马上顶了他一句：“放帐子还要老婆？”试问，这不是“大少爷气”是什么？

当然，我们对张闻天也应该有公正的、客观的评价。毛泽东一再说，“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转引自程中原著：《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480页）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品格，毛泽东一再讲他的这个优点，也说明毛泽东有“乐道人之善”的好品格。他们两人这些好品格都是值得人们很好学习的。

最近在网上还看到一件事，也可以说明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福建省光泽县一中有一位名叫兰福森的政治老师，他1969年12岁时在老家闽西上杭县庐丰畲族乡丰济村租屋的屋顶上发现了一个用油伞纸包着的包裹，里面竟是一本已经残缺不全并且已经开始受到白蚁侵蚀的《毛泽东自传》，他如获至宝，一直珍藏至今，并且不时打开阅读，从中得到很大教益。据说，这是他的祖父母在解放前经常上山给红军游击队送粮送菜得到的。从这里可以看到那时老区人民对于毛泽东、对于共产党和红军的鱼水深情，不禁令人感慨系之。本世纪初，各地先后发现一些的三十年代出版的同名的书，引起藏书界的极大兴趣。因为此书就是斯诺根据毛泽东的口述撰写的《红星照耀的中国》（又名《西行漫记》）的第四章《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翻译出版的。他知道后也跃跃欲试，复印了100份，投寄给各报刊，由于现在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忽视，许多青年编辑在这方面的知识水平都很欠缺，竟然不知道这本斯诺著作早期译本的价值，投稿100处几乎全军覆没，有人甚至把他当做骗子。但他毫不灰心，于是找到有关党史部门和研究毛泽东早期著作的专家，才知道这是一本由张洛甫即张闻天翻译的延安书局在1937年10月出版的一个极其珍贵版本。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著作、传记、年谱组甚至认为有99%的把握加以肯定，但是因为过于慎重，他们问了张闻天夫人刘英，刘说不知道，同时又提出“张洛甫”的名字未见在别处使用，这样事情就被搁置了下来。但是兰福森并不气馁，继续寻找证据，结果在辽宁省的档案里找到了1949年辽宁省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名单里“张洛甫（张闻天）”的名字。他继续努力，又给当时曾任省委书记的郭峰写信请教此事，结果也得到证实，说当时张闻天正是用的“张洛甫”这个姓名。有了物证，又有了人证，问题终于得到解决。据说，《张闻天年谱》和《张闻天传》在再版时都要将这件事补充进去。由这件事也可看到，张闻天当时虽然担任着“总负责”的重任，但是仍然亲自翻译毛泽东口授、斯诺撰写的这本《毛泽东自传》，这表现了他对于毛泽东的尊重和两人之间的友谊，更不用说，翻译和传播这样一本宣传毛泽东的著作对于教育中国革命青年和广大群众的意义了。兰福森的祖父母在解放前冒极大的危险保存了《毛泽东自传》一书，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兰福森在几十年后读到这本书所宣传的毛泽东的刻苦好学的精神，以及毛泽东后来提倡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曾给了他很大的教育。兰福森曾经失学，做过小工，后来上了大专，当了老师；他还接受领导安排，兼做学校的保卫工作，多年被公安部门评为先进工作者。他还涉足中医中药，在一些刊物上撰写用中草药治病的文章，治好了许多人的病。应该说，张闻天当年翻译此书的举动和功劳，人们也是不应该忘记的。

何著以“官”字为中心，大谈什么“贬谪”、“外放”，目的是为了说明毛泽东对张闻天的所谓打压，他这样做似乎是为了替张闻天“打抱不平”，帮张闻天讲话，但是，其结果却给人留下了张闻天是一个斤斤计较官位高低的印象，恰恰损坏了张闻天在公众中的形象。

同样，唐文说吴亮平“官越做越小”，也把矛头指向毛泽东，其手法和何著可说是如出一辙。这一点，不仅从唐文的论述内容可以看得出来，而且从唐文的引证也可以看得出来。对此，我们还将作进一步的进一步的分析和批判。看来，无论是对吴亮平还是对张闻天来说，所谓“官越做越小”问题，其实都不过是人为制造的一个伪问题罢了。

四、借机大肆传播各种反毛谣言乃是《炎黄》唐文的真正目的

唐宝林作为中国社科院的党史研究专家，不去研究具体的历史事实，却根据自己的主观臆测，把吴亮平和张闻天的一切问题都说成是由于“毛泽东与吴亮平关系”，是“毛泽东的许多弱点”造成的。事实上，在唐文里，这个问题占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唐文谈这个问题的部分是全文中篇幅最大的部分。可以说，这个问题才是唐文的真正中心所在，目的所在。准确地说，唐写《官越做越小的吴亮平》一文，《炎黄春秋》发表此文，并不是为了纪念吴亮平，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为了借题发挥，借机散布谣言攻击毛泽东。但是，在这方面，他当然不可能拿出什么像样的材料来作根据，他拿出来的所谓材料，差不多都经不起推敲，其中不少根本就是谣言，包括去年刚刚被中央有关部门辟谣的那个《〈毛泽东选集〉真相》在内。这一点，正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

唐文说，吴亮平与毛泽东“后来接触多了，特别是延安整风和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后，也了解到毛泽东的许多弱点，正如他在‘文革’后党中央1979年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说：‘从毛泽东个人来说，他犯错误的根源有三：一是帝王思想，二是小农意识，三是骄横专断。’（摘自高小山、吴菲菲：《吴亮平传》，第323页）按照唐文的说法，“这是没有与毛泽东近距离接触多年的人是无法概括的。但这又是吴亮平难以接受的。……他与毛二人的关系，自然也不再融冾。”唐文还进一步发挥说，“吴亮平心情复杂，一方面，他必须从党和革命的利益的大局出发，将竭力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和威望，另一方面，又有一种‘伴君如伴虎’的心态，又不远曲意奉迎，对毛搞个人崇拜和迷信，因此也逐渐感到不相适应。特别从毛泽东对张闻天的关系中，他看透了，决不能长久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

唐文的这些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吴亮平与毛泽东接触较多的时期是在中央苏区工作的那两年。到中央苏区后，吴亮平先在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那时他与毛泽东还没有见过面。有一天，开群众大会，毛泽东也来到会场，学校政治部主任欧阳钦就把吴亮平介绍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他读过吴写的反对蒋介石的文章，称赞那篇文章写得不错，并说他译的《反杜林论》，以后有时间再一起谈谈。这样就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往来。后来，吴亮平先后担任了粮食局长，又当了国民经济部的副部长何部长。由于吴常去张闻天那里，而毛泽东与张闻天住得很近，因此也常到毛泽东那边去向毛泽东请教，因此接触也就多了起来。到陕北以后这样的接触仍然保持着，不过，毛泽东只是在有事时才去找他，如与斯诺谈话请其做翻译，给美国友人写回信等，而在他担任中宣部副部长时也会被邀请参加政治局的扩大会议。当然，这些都是基于工作的需要，至于个人之间的交往，从吴亮平在 80年代写的一些回忆文章里也有记述。如前面曾经提到的一件事就很能说明问题。他说，“有一次，王若飞同志见了我就说，‘亮平，又该你请客了。’我当然照例高兴地答应了。他又去请毛主席和吴玉章同志。毛主席一听，即高高兴兴赴约，和大家坐在一起，有说有笑，领袖和一般同志之间那么融洽，气氛好极了。”在这里，是真正很融洽的同志式的关系，哪里有什么如唐文所说的“伴君如伴虎”那样令人毛骨悚然的关系？至于整风后他到晋西北和抗战胜利后到东北地区工作，毛泽东实际上是一再挽留的，但是，毛泽东也从来没有勉强他，还是很尊重、很照顾他本人的意愿而没有丝毫的强迫命令。毛泽东做到这一步，可谓仁至义尽，还要怎样呢？文革中，吴亮平遇到了一些麻烦，据他的侄子吴延飞在一篇文章里讲到毛泽东曾发话：“吴亮平与王明不是同路人，他不是什么‘二十八个半’中的，三十八个半也没有他。他对革命的立场是坚定的，对党是忠诚的，工作是积极的。”“我党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翻译家不多了，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功不在禹下，有大禹治水之功啊!”这样，吴亮平也就没有进“牛棚”。这些都说明，毛泽东是有恩于吴亮平的。唐文在毛泽东与吴亮平的关系问题上说三道四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唐文还说什么与毛泽东接触多了就知道他的弱点了，关系就不好处理了。要论接触多，那毛泽东的警卫员和秘书显然接触更多，而作为毛泽东的同事和战友，像朱德、陈毅、周恩来等与毛泽东的接触肯定也远远多于吴亮平，他们也都没有对毛泽东的所谓弱点作出过什么概括，怎么偏偏吴亮平会做出什么概括，这就不能不使人对于此说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产生极大的怀疑。

这里有必要谈谈唐文所引用的马小山和吴菲菲写的一篇题为《追忆亮平大伯》的文章。马小山和吴菲菲是何许人也？从网上搜索了一下，不得其详。不过从文章题目里对吴亮平的称谓可以知道，两人应该是吴亮平的侄儿、侄女之辈。他们是作为“亲属”写这篇追记文章的。不过“亲属”二字在法律上是有严格的界定的，作为一个法律概念，“亲属是基于婚姻、血缘和法律拟制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我国法律所调整的亲属关系包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孙子女和外孙子女、儿媳和公婆、女婿和岳父母、以及其他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如伯、叔、姑、舅、姨、侄子女、甥子女、堂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等。”吴菲菲当是吴亮平的侄女，属于“旁系亲属”，而马小山恐怕只能算是“沾亲带故”。本来，在吴亮平1986年去世时，他的直系亲属的兄弟、夫人、子女都还在，在这方面，我们见到了一篇他三弟吴良璞写的文章，但却没有见到他的夫人及子女写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也轮不到马小山和吴菲菲来写这样的文章。是不是马小山和吴菲菲与吴亮平特别亲近因而对他有特别多的了解呢？看来也不是。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在《追忆》里曾向读者介绍吴亮平为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做翻译一事，说“那次采访历时十几天，自始至终由大伯担任翻译。每次采访完毕后，斯诺把记录稿送大伯，由大伯译成中文后送毛泽东审阅，经毛泽东阅改后再译成英文。采访结束后，全部英文稿又由大伯全部审校。经过审校的全文，成为《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西行漫记》）的第四章《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马小山、吴菲菲：《追忆亮平大伯》，载《吴亮平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页）这里的所谓“追忆”从很本上来说就不能成立，因为1936年当吴亮平给毛泽东和斯诺做翻译时，他们恐怕都还没有出生，又怎么可能有这事的“追忆”？实际上，他们的说法都来自斯诺的另一著作即《红色中华散记》一书的附录《人物小传》，对于这个“人物小传”，中译本译者曾特别加按语声明，“人物小传（一）（二），系斯诺根据当时所收集到的资料写成。由于资料的局限性，有些并不准确，同事实他有出入。……此处按原文译出，仅供参考。”事实也正是这样。关于吴亮平替毛泽东和斯诺当翻译的情况，1979年8月，吴亮平本人就在《1936年的谈话》的《前言》里作了订正。他写道：“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我只做了简要记录供口译之用。当时在场的虽还有与斯诺同来的马海德医生，但他只是在一边旁听，没有实际参加谈话；也没有其他人做速记或做记录，毛泽东是按照司农所提的问题，凭记忆而谈，没有写成成篇文字。斯诺按照我的口译做了笔记，关于毛泽东个人革命经历部分，斯诺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整理成文，尤黄华译成中文，经毛泽东仔细审阅后做了少数修改，叫黄华照改后推给斯诺。”（《毛泽东自述》增订本，1996年版，第8页）吴亮平的这一说法在斯诺的《红色中华散记》的正文部分也得到了印证。那里说，“我在保安最初同毛泽东会谈以及采访别人时，都是吴亮平担任译员。我到保安之后，经征得毛泽东同意，我要燕京大学派王汝梅（黄华）赶来给我当翻译。王汝梅及时赶到前线同我会合，以后一路上给我当了翻译。”（斯诺：《红色中华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在这方面，曾经采访过吴亮平的《解放日报》的理论部编辑编辑司徒伟智在《吴亮平谈“西行漫记”及其他》一文里也用吴亮平的话指出，“谈话时，我把毛主席的话，做了简单记录，并译成英文，斯诺随听随记，谈话后，斯诺据此写成文章，交毛主席审阅，毛主席作了几点改动，经黄华同志照改后送还斯诺。斯诺书中说，是我把中文稿在译成英文稿，这不对了。你想想看，原先已经有英文稿了嘛，没有必要再译嘛。”（载《吴亮平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91页）显然，马小山和吴菲菲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也说明，他们对吴亮平不仅缺乏直接的了解，也缺乏间接的了解，这样的人写出的东西又怎么可能如他们自己所说“就记忆所及，提供一些片段材料供史界和读者参与（？）”呢？

但是，偏偏有那么一些“史界”人士对于这么一篇并无史料价值的东西颇感兴趣，竟然将其收进了《吴亮平传》。在这方面编者的粗率和疏漏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同一本书里两篇相隔不远的文章对同一件事所提供的事实竟然是完全相反的，怎么可以让它们“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呢？更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唐先生这位在社科院近代史所当研究员、一生以史为业的“史界”人士者竟然还积极参考这样的低水平的文章，把它所提供的材料作为自己文章的论据加以引用，这是不是有点滑稽呢？

唐文引用的材料前面已经提到，即：“正如他在‘文革’后党中央1979年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说：‘从毛泽东个人来说，他犯错误的根源有三：一是帝王思想，二是小农意识，三是骄横专断。’”人们看到，唐文引用的这个材料与《追忆》的原文显然有所不同。原文说，“那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而唐文说的则是“1979年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唐文在引用时已经把1978年改为1979年，把三中全会之前改为三中全会之后。应该说这个改动是正确的，问题是，这两个时间的背景是很不一样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主要是批“四人帮”，批“两个凡是”，但但并没总体上有从否定毛泽东；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出现了一股反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个思潮在社会上表现是“西单墙”，国内外的敌人互相勾结，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这个是超在革命队伍内部也有明显的表现，而其目的，就是想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在1979年1月18日倒月8日展开“理论工作务虚会”。邓小平在3月30日做了《坚持实现基本原则》的讲话。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作为中央党校的顾问，作为一直敬佩毛泽东并且与毛泽东曾有过许多交往的吴亮平怎么会否定毛泽东，说他有“帝王思想”、“小农意识”和“骄横专断”呢？须知，就在参加务虚会之前，他刚刚在1979年1月1日出版的《红旗》第一期上发表了《永远铭记毛主席关于战斗唯物主义的教导》一文，此文被置于这期《红旗》的第一篇，看来是为配合务虚会而发表的。在这篇文章里，他是这样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作用的，他说：“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缔造者，他的丰功伟绩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他的光辉思想将照耀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旗帜，是我党我国人民的无上责任，也是我党我国人民的光荣权利。半个多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斗争，他老人家在个别问题上出现一时的缺点、错误是难免的。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理解。这同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勋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的，丝毫无损于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光辉的形象。”（载《吴亮平文集》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330页）不可能想象，刚刚对毛泽东作了如此高的评价的吴良平，到了务虚会上就大讲什么毛泽东有“帝王思想”、“小农意识”和“骄横专断”！而在参加了务虚会后，他满腔热情地积极投入到整理斯诺等采访毛泽东的文稿、编辑《毛泽东自述》一书的工作。他在1979年8月写的《前言》里以饱满的热情，充分肯定毛泽东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光辉典范。他写道：“早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即1936年7月，毛泽东以马列主义的真知卓识。科学地深刻地分析了行将到来的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开展国内、国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指出了持久战的战略，和中国必胜的根据。后来抗战发展的进程，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见的正确性。这是马列主义科学分析的深邃的洞察力和预见力的典范，是毛泽东半个多世纪领导我和革命缔造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确的革命路线的光辉范例之一。”他还说，“1936年10月间，斯诺从前线部队回来，多次请求毛泽东谈谈他自己的革命经历，他考虑很久才同意了。他谈了自己的成长过程和红军长征的经过。毛泽东的这次叙述，不仅是无比的珍贵，而且是如何对个人成长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光辉典范。他没有任何的矫饰，辩证唯物主义地阐述了自己如何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黑暗旧社会中斗争过来，如何从一个早期的不可避免地受到旧社会旧思想的某些影响的少年成长起来的过程。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光辉灿烂的发展进程。”（吴亮平：《前言》，载《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在这里，哪里看得到什么“帝王思想”、“小农意识”和“骄横专断”的影子？

实际上，吴亮平并没有说毛泽东有“帝王思想”，此话是蒋介石强加于毛泽东的。我们知道，毛泽东传重庆谈判期间，柳亚子向毛泽东要诗，毛泽东以1936年写的《沁园春•雪》词一首相赠，此词在报上刊登后，在山城重庆引起了轰动。蒋介石没有这个本领，写不出这样的作品，他的那些部属同样也没有这个本领，写不出这样的作品，于是就放暗箭，说毛泽东的这一首词体现了他的帝王思想。这完全是是一种恶意攻击。现在一些人捡拾蒋介石的余唾来攻击毛泽东完全是徒然的，因为毛泽东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是最最平民化的一位领导人。有一件事许多人都知道，因为毛泽东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里曾经讲过。他说，“1941年边区老百姓出20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哎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征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8页)这样的话如果是出现在封建社会给帝王知道了，那还了得？不仅说此话的人要掉脑袋，恐怕还要株连九族。但是，毛泽东通过调查，不仅不怪罪老百姓，反而积极改进政策：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试问，这样的事，封建帝王能够做得到吗？关键在于，毛泽东和封建帝王有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在封建帝王看来，“朕即天下”，而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一个是帝王至上，一个是人民至上，可谓冰火两重天，怎么说毛泽东是“帝王思想”呢？

至于说毛泽东有“小农意识”，同样是没有根据的。不错，毛泽东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但是并不是出身于农民家庭的人就一定有所谓“小农意识”的。如果对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稍有了解，就会知道，毛泽东对他那个家庭，特别是对他的父亲，实际上是叛逆的。他对斯诺说，“我13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开始在地里进行长时间的劳动，给雇工们当助手，白天干一个整劳力的活，晚上还要替父亲记账。”（《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实际上，毛泽东是他父亲的一个小长工。他认为“父慈子孝”,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为父而不慈，甚至虐待剥削子女，又怎么能够要求子女对他孝顺呢？实际上，他跟他父亲的关系很不好，常常发生对抗。参加革命后，他站在广大贫苦农民一边与封建地主和土豪劣绅进行斗争，当然是受到马列主义的影响，但与他少年时的经历也不无关系。毛泽东很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但是，他对所谓“小农意识”有深刻的认识。他说，“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限于永远的穷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页）他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巩固的社会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页）我们知道，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在中央苏区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又号召“组织起来”，积极组织农民办“变工队”、“扎工队”等农业两的互助合作组织。解放后的情况就更不必说了。令人奇怪的是，一些人一方面造谣说毛泽东“有小农意识”，一方面却坚持搞小农经济，反对农业社会化，力图使小农经济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永久化。究竟是谁有“小农意识”，不是清楚而又清楚的了吗？

还有说毛泽东“骄横专断”，不知究竟有什么根据？毛泽东办事都注意从调查研究入手，从实际情况出发，重大问题都是通过会议作出决定，怎么能说他“骄横专断”呢？我们看到，那些曾经与毛泽东有近距离接触的人，他们都肯定毛泽东虚怀若谷、平易近人、作风民主。吴亮平的中央苏区后，毛泽东主动与吴亮平谈话，艾思奇到延安后，毛泽东主动去看他，差不多所有知名的文化人到延安，毛泽东都亲自会面，与他们长谈。世界上像这样的领导人有几个？不仅如此，毛泽东虽然已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但是仍虚心阅读一些哲学家的著作，还用心写下了两万字左右的读书笔记。世界上有多少这样虚心好学的领导人？

写到这里，不能不让人怀疑：马小山和吴菲菲怎么能够看到吴亮平在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他们既不是务虚会的参加者，也不是党史研究的专门家，有什么权利去查阅中央理论务虚会的会议档案？再说，1979年的档案材料还没有到解密的时候，还属于保密的档案，马吴二人又有什么资格“发布”还在保密之中的档案？而且从马吴二人文章的思想政治政治倾向看，有极大可能是一个为了一定目的而制造的谣言！而唐文则充当了其传谣者的角色。

我说唐文“拿不出像样的材料”，还包括该文所引的毛毛的话：“毛泽东是一个伟人，但同时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他记怨又记恩，看人和处理人不免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毛毛只是邓小平的女儿，与毛泽东并没有什么接触，她的这个评价究竟有多大意义呢？当然，邓小平与毛泽东是有较多接触的，但是，这话并没有说是邓小平讲的，而她自己也并不是毛泽东的研究者，唐先生作为历史研究者为什么要引用这样的话呢？无非这样的话对于他诋毁毛泽东有用。因此，在这里，我也想来谈谈对于这句话的看法。

人当然是有感情的，仅仅根据个人感情而不很据大局理智地处理人和事的人，就难免甚至必然要发生错误，这样的人是不能做大事的。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来说，都应该以革命的原则来考虑问题，而绝不能以个人的恩怨来处理问题，如果一个人自己的个人的恩怨，心胸狭窄，不能从大处着眼，这样的人还能成为伟大领袖吗？这一点人还能够领导革命获得成功吗？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里有几句话是这样说的：“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诬蔑的人。……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者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995年版，第777-778页）毛泽东也是这样的人。他作为一个革命领导人，在处理人和事上总是从“公”字出发，而决不考虑一己之“私”。这在历史上是有许多事情可以证明的。我们知道，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仅牺牲了许多战友和同志，还牺牲了多位亲人——包括妻子杨开慧，两个弟弟，一个堂妹，一个侄子，还有一个儿子，甚至连毛家祖坟都被挖了。毛泽东恨不恨？当然恨。但是，他并没有感情用事。抗战时，他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和平方式解决了西安事变，并且和蒋介石达成了再次合作共同抗战的协议，就是一例。同样，解放后对蒋家的旧居和祖坟还进行了很好的保护，也是出于公心。此外，“三反”时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也是一个典型。刘、张二人跟自己革命出生入死，屡建战功，知道与他们有没有感情？当然有，但是他非常清楚，如果任其贪污腐败而不严肃处理就会丧失共产党和新中国在老百姓中的拥护和支持，其后果就会不堪设想，毛泽东从大局考虑，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处决的决定。把毛泽东说成是只记个人恩怨的人，是对毛泽东的肆意诋毁。

唐文“拿不出像样的材料”，还表现在它引述李锐的话：毛泽东后来“谈到王明路线和洛甫任总书记时说，‘你当权不如我当权’”。（《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页）尽管李锐这人名声不好，说话不负责任，单位了准确批驳他的谣言和谬论，我还是想把他的原话重新引用一下。他是这样说的：“（毛泽东L越来越迷信自己，安于搞个人崇拜。谈到王明路线和洛甫任。总书记时，说‘你当权不如我当权’，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从领导一元化发展到‘大权独揽’，这就从制度上形成个人独断专行了。”（同上）

李锐的这些话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人们要问，毛泽东在什么帝国讲过这句话？李锐在该书引述毛泽东的话从来不注明出处，好像毛泽东都是对他一个人说的，这可能吗？他自然有一点本钱，就是1958年春节做过毛泽东的所谓“兼职秘书”或“通讯秘书”。其实这是一个虚职，是指连虚职都说不上，而只不过是毛泽东的一种幽默或戏称，究其实不过是要他不时向毛泽东写信反映一点情况或提出一点意见罢了（为了广泛了解情况，毛泽东也曾要他的警卫战士在回乡时这样做过），而绝不是让他在毛泽东身边做秘书，而且时间仅仅一年而已，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之后李的这个“头衔”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他哪里会听到毛泽东讲那么多话？

问题还在于，说毛泽东曾说“你当权不如我当权”这话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说它不符合事实，是因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实际上已经当了权，而在六届六中全会开会前共产国际已经明确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地位，但是，毛泽东并不急于担任最高领导的职位，而总是劝洛甫继续“负总责”，并且在王明回国后让他担任书记，负责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怎么会说出“你当权不如我当权”这样的话来呢？实际上，毛泽东很注意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前面提到，共产国际也一再要求中共领导有一个团结的氛围，毛泽东是不可能说那样的话的。说它不符合逻辑，是因为这个话是加了引号的直接引用，而且用的是第二人称，是直接对王明和张闻天说的，李锐在当时不可能在场，他怎么会知道呢？再说，如果毛泽东确曾讲过这样的话，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书里还能不大做文章？同样，张闻天也是一个自视很高的人，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说法。

至于毛泽东说“大权独揽”，那是毛泽东在他1958年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讲的，但是这根本不是指他个人，而指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党委领导集体。原话是这样说的：

（二十八）在省、地、县三级或者在省、地、县、乡四级的干部会议上，讨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讨论一下这些原则是否正确:‘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几句话里，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由它首先作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大权独揽”是一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指的是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句话，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难道大权可以分揽吗?这八句歌诀，产生于一九五三年，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而想出来的。所谓‘各方去办’，不是说由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中、在企业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对不妥当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方才去办。第三句话里所说的‘原则’，指的是: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党委和第一书记的统一)，中央和上级的决议。”（《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356页）

在以上一段话里，毛泽东关于“大权独揽”是指他个人还是指各级党委，说得清清楚楚，李锐居然把它说成所谓“这就从制度上形成个人独断专行了”，歪曲毛泽东思想到这种程度，只有反毛的人才做的出来，而唐文居然也不能认识李锐其人其文，实在也是很可悲的。

唐文所引用的最大的谣言莫过于引用了当时刚刚被中央有关单位刚刚辟谣不久的那个由浙大教授叶航传播出来的谣言——《“毛泽东选集”真相》。唐文说，“张闻天写的一些党内文件和文章，如张闻天与周恩来起草的《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张、周和林伯渠等起草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都成了《毛泽东选集》的“伟大篇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的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中央档案馆藏。该《意见》称，经过中共有关部门的审核、考证，发现在《毛泽东选集》四卷的160余篇著作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12篇，经毛泽东修改的有13篇，其余诸篇垒是由中共其他领导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

唐文和《炎黄春秋》杂志这样做，其真正的用意，是把已经遭到中央有关部门否定、被确定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谣言，再次搬上纸面媒体，以扩大其政治影响。虽然他们很清楚，这样做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为了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不惜明知故犯，仍然顽固地这样做了。他们信奉戈培尔“谎言只要重复一百遍就会变为真理”的信条，以为这样做对于诋毁毛泽东一定会产生巨大的效果。但是这么一来，却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和肮脏的灵魂。事实毕竟是事实，而谎言终究是谎言。中央档案馆馆员齐德平同志的文章和笔者的上一篇文章都用铁一般的事实揭露了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的谎言。在这篇文章里，我想还要用更多的事实作进一步的揭露，使这类谎言无处无处藏身。

显然，唐文根据上述谣言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说成是“张闻天和周恩来起草的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知道，毛泽东在1936年12月写的这一著作，是对第二次锅内战争争论的总结。毛泽东参加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全过程，而张闻天和周恩来都是自二次国内各目种种后期才到苏区去的，特别是张闻天，出来都只是一个“文官”，没有指挥过战争，周恩来虽然领导过南昌起义，但是也缺乏在根据地领导战争的实际经验，由他们来起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不可想象的。而毛泽东，早在1927年就领导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他从战争学习战争，逐步掌握了战争的规律，，由他来写这样一本书，应该是是最适合不过。再说，毛泽东的这一著作最初是他在红军大学讲课的讲稿，不可能想象一个人讲课却要让别人给他写讲稿，这样的课能够讲好吗？如果再读一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看看他的语言，也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来。书中说：“我们的战争是从1927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部队，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有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成熟出来了，那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中央是承认了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页）应该说，像这样的话只有毛泽东会说，也只有毛泽东能说，无论是张闻天，还是周恩来，衙门都不会这样说，也不能这样说。此书是毛泽东所著难道还是一个问题吗？

至于《论持久战》，前几年有人说是蒋百里（蒋方震）首先提出的，现在又有人说是张闻天、周恩来和林伯渠起草的。我曾经在批驳赵于平的文章和上一篇批驳《“毛选”真相》的文章里强调指出，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基本思想，早在抗战爆发前一年即1936年7月16日与斯诺的谈话里就已经相当明确地讲过了。后来他又在《论持久战》一书的开头用三页多的篇幅引述了他的这个谈话。我很怀疑，这些一再否定毛泽东是《论持久战》一书的原创者是毛泽东的人是不是读过毛泽东的这一著作？如果读过的话，这三页多的引文就是最好的证据，为什么还视而不见要提出该书是别人原创或是别人起草的这样的问题呢？在这里，我想提一提此事的两个见证人：一个是唐文所非常崇拜的吴亮平，还有一位是毛泽东当年的警卫员翟作军。先说吴亮平，他在1979年8月为1936年7月毛泽东与斯诺那次谈话写的《前言》里说道，“毛泽东在1938年写《论持久战》这篇著作时曾经引用了他同斯诺谈话的几个段落。他根据抗战10个月的经验，对于谈话中所作的论述作了进一步的有系统的发挥，写成了《论持久战》这不直到抗战直到完全胜利的光辉名著。这一著作的主要论点，毛泽东早在两年前同斯诺的谈话中，就已经指明了。”（吴亮平：《前言》，载《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另一个见证人是抗战初期担任毛泽东警卫员的翟作军，他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的全过程。在《〈论持久战〉的诞生》一文里，他记述了毛泽东一个多星期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写作此书的情况，还记述了他送毛泽东手稿到解放社付印和毛泽东校阅清样、进行修改以及送书给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征求意见的情况。（翟作军：《〈论持久战〉的诞生》，载《我眼中的毛泽东》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106页）常言道，“眼见为实”，他们都是亲眼所见，难道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唐文还根据《“毛泽东选集”真相》的谣言说什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也是张闻天、周恩来和林伯渠写的，这同样是一个极大的谎言。实际上，早在1937年10月25日，即早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七个月，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里就指出，“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这和我们过去在国内战争时采用的战法，基本原则是相同的，的是由一些区别。”他还说，“军事工作的第一要务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的呆板的战法。如果大量采用运动战，而八路军则用游击战以辅助之，这胜利之券，必操我手。”（《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8-379页）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原则。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战略原则，这是和他过去就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所积累的经验分不开的，也是与他认真学习军事著作（包括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分不开的。相比之下，张、周、林等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和未曾钻研过军事问题是很难提出这一套战略来的。在1938年2月27日到3月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我认为过去中国抗战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只是死守一处，结果还是失手。”。“正规军分为作战兵团与守备兵团。共产党组织赤卫队及游击队有丰富经验，要告诉全国。”他还说，“战争的具体形势，内线和外线的作战是互相交错的。日本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本。”（转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12页）这些战略思想后来都构成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的基本框架。显然，毛泽东不是在1938年5月才有这些思想，而是早就有这些思想了，难道还要张闻天、周恩来、林伯渠来起草文章吗？当然，其他人在贯彻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方面也做过不少工作，但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这一战略思想的提出者。如《周恩来传1898-1949》里就说，“毛泽东很早就预见到这个形势的到来，提出过许多战略性的意见。周恩来到山西后，对布置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游击战争抓得很紧。”（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83页）

唐文还说什么“西安事变时，毛泽东主张审蒋被张闻天纠正”，这同样也是毫无根据的弥天大谎。由于西安事变发生之前，中共中央并不知晓，事件发生后，张学良曾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才知此事。十三日，政治局开会研究此事。毛泽东首先作报告，他说，“对蒋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把握。张学良向蒋说了与红军联合，杨虎城亦讲了，都碰了钉子。然而蒋不一定是是始终不变的。根据情况的变迁，有可能逼他走与我们联合。现在与南京妥协的范围缩小到怎样处理红军的问题，焦点是在这里。”周恩来接着发言说，“毛主席的报告，我完全同意。”他着重分析了南京政府内部各派系和各地方军阀对事变采取的态度，也分析了国际上各种力量的动向。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应该采取的对策。（1936年 12月13日会议记录，转引自《周恩来传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25页）张国焘在会上也作了发言。他说，“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问题。”“因此，打到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张闻天不同意这个意见，说：“我们不采取与南京政府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最后，毛泽东在作结论时说，“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对立。”（1936年12月13日会议记录，转引自《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16-417页）唐文说什么毛主张“审蒋”，其实从从以上所引的材料看，此说是毫无根据的。实际上，张闻天的发言并不是针对毛泽东的，而是针对张国焘的，而毛泽东的结论也是针对张国焘的，在毛泽东与张闻天的主张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对立，更谈不上什么张“纠正”毛的问题。包括唐宝林在内的一些人想人为地制造这种对立，这是造谣，其目的是为了扬张抑毛，抬高张闻天，抹黑毛泽东，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在他们看来，这些谣言只要经他在报刊上一宣传，人们就会信以为真，变成真理了，天下哪里有这样的事？！随着谣言的被揭露，必定是造谣者和传谣者名声的破产。有人不信这一条，总想碰碰运气，结果只能是碰得头破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