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教材编写是不是需要进一步规范化?

孙锡良 2020-09-05 浏览:

教材编写是不是需要进一步规范化?

孙锡良

孙锡良:教材编写是不是需要进一步规范化?

  前些天,我从“地瓜熊老六”的微博中得知,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大学语文》第二版竟然选了方方的文章,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方方,备受争议不是今日,也不是因为疫情期间的《日记》,她一直处于争议之中,她是一个从左极端走向右极端的文人,文人圈争议,获奖争议,《软埋》挑起的新中国制度争议,别墅疑案,官司疑云,等等。象这样饱受争议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她的作品都不应当成为青年大学生学习的对象,总不能说她的作品已经好到无法取代的地步吧?

  大中小学教材的问题,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自科类教材倒不是很明显,文史政法经等学科的教材问题就已经特别突出了。中小学教材在慢慢改,但方向感仍不强,知识分子界仍然迷恋于“教材自由”这个所谓的新思维,公知们仍然排斥政府干预教材内容的选取。

  我不知道欧美文史类教材是不是可以自由编写并自由使用,但我有个常识认知,无论哪个国家,要实现文化传承和历史传承,不会没有规矩,不会无限自由,原则性的东西应该是有界限的。

  2018年,教育部某部门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搞了个“新三科教材座谈会”,本人有幸参加并发了言。说句心里话,本人当时是很失落的,请了那么多人去提建议,参加的领导也多,真能提建议提到实处的人可怜得很,都是套话大话,有且仅有特别无知的我认认真真地做调研并写出详实报告,会上时间讲长了点,领导还嫌烦。

  这样的会,其实是没有多大作用的。一年之后,我从两方面了解情况,想要新编教材,看看有没有重要进展,结果当然是被拒绝。现在回想起来,开会,就是个形式,怎么做,那还是按老砖家的套路来。我还问了不少中小学老师,确实改了不少,但换汤未换药,引导性选材侧重点也没变。

  大学教材,那就更乱了,没有统编,更没有统审,出版社愿意出版,大学就敢用。(暂不细评)

  现在,我几乎有点绝望,看不到教材编写能迎来具有法律意义的规范性操作,再写更多的建议可能也是废话,没有人真能听进去,更没有人会采纳我的废话。

  教材,是教育的源头,太重要了,太关键了。

  下面,我想把当年有关教材改革的“建议稿”呈现一下(写得比较具体,针对原教材,就事论事),希望大家能多多讨论,希望大家能帮我调研一下新教材有哪些改动,希望有更多人来关心教材建设,希望教育管理者和接受教育者都来关心教育的源头。百年树人,用什么样的营养来滋养树苗是极为重要的。

《对中小学新编三科教材的看法》

  总的原则建议

  1、语文教材中的文学名著要缩小西方名著的占比。

  语文教材要有“文化对等”的自信思维,一部好著作,宣传多了,读者多了,便是名著,欧洲“名著”的广泛流传,既与作品本身有紧密关系,也与欧洲几百年的侵略史和文化传播史密切相关。中国和东方诸国并非缺少同等质量的好著作,而是缺少足够力度地推广。在新时代,中国文化自信要从语文教材的内容对等开始着手,可以阅读并学习外国名著,但出现的篇数要减少,课文后面的延伸阅读书目可适当拓展增加,外国的课文尽量不作为必考。

  2、要规避负面新闻风险和立场争论风险。

  语文课本的选材建议不选取当代作家(仍健在)的文章,当今时代,很多作家到处演说,其立场选择经常会引起群体对立及政治纷争,把控不好,就容易引起制度之争。建议不把健在的明星(无论哪一类)纳入教材中,因为明星有可能出现负面事件。任何人,一旦陷入撕裂的舆论漩涡中,他(她)本人或作品再出现在影响深远的教材中,对个人、对社会和对国家都是不利的。

  3、历史教材应增设延伸阅读书目。

  教材是知识纲领性组合体,只能供学生粗线条学习,不是让学生做深入研究。纲要性的结论特别容易引起误读,相关结论的产生需要提供延伸阅读资料,不要给造谣者以把柄,某些人说共产党的教材有意隐瞒历史,隐瞒错误,其实是抓住了教材资料不完整又找不到佐证材料的缺陷,新教材应该增加篇后阅读书目推荐。

  4、新中国历史应强调整体和集体性。

  新中国的成功是整体性成功,要强调承前启后,尽可能少出现“特别是”这样的写法。新中国的曲折也应以“集体责任”的形式出现,若强调具体责任,应扩大责任范围,腐败、黄赌毒及道德滑坡的曲折也要写进去,避免时代对立。

  5、在讨论介绍新中国历史重大事件时建议设置“附录”。

  历史事件,既要简单介绍,又要有重要会议、重要项目、重大成就、重要讲话、重要数据的详细阅读,作为拓展证明材料,不作考试内容。例如新中国有哪些开创性的第一,有哪些影响世界的成就,等。

  6、坚持“史有出处”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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