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信仰人民还是信仰乌托邦?

作者:潘维 来源:共识网 2015-07-10

  这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教授2015年6月26日在某座谈会上的发言。会议主题是“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法治化水平”。潘维教授在会上质疑了流行的意见。

  潘维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信仰人民还是信仰乌托邦?

  ——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关键在于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

  就党领导经济工作,我想谈四个问题:

  第一,要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认识论?

  宣称信奉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而今流行制度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制度是生产和生活方式塑造的,而历史唯心主义认为制度塑造生产和生活方式。世界上不存在所谓“成熟的市场”和“成熟的法治”;那“普适”模式根本就是乌托邦。美国的法治成熟还是欧洲的法治成熟?美国人是否违法与其说由法律决定,还不如说由陪审团和律师的价格决定。美国的最高法院不仅司法,而且立法,比如宣布同性恋婚姻全美合法。美国的市场经济成熟还是西欧的“社会市场经济”成熟?北欧由国家主导的“福利经济”算不算成熟的市场经济?美国金融大崩溃是怎么回事?香港和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号称最“成熟”。但香港有40%的人民不生活在住房市场下,新加坡几乎没有住房市场。美国可以大玩钱生钱的货币游戏,欧洲的德国和亚洲的日本都不具备美国的条件,因为玩不起,也不想玩。各国条件不同,面临的情况不同,干预市场的方式也就不同。制度没有绝对的好坏或生熟,关键在是否适合本国变动中的具体条件。经济要素配置指的是劳力、土地、货币的配置。这三大要素从本质上就离不开政府。劳力是政府的执政基础或选票仓,所有国家都干预劳力市场。土地及自然资源不可再生,所有国家都干预土地用途甚至所有权。现代货币完全以政府信用为基础,所有国家都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货币政策。持续稳定的制度是“长”出来的,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更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改制”“立制”的朝代都短命。郡县、科举、宪政,是我国逐渐形成的重大制度。但秦强推郡县得寿14年,隋立科举得寿37年,民国勉强立宪政得寿38年,王莽“新朝”根据儒家理想力推“新政”更成为历史笑话。中国不是美国,更不是今天有、明天可能没有的城市国家。中国是独立的大型文明体,比美国更有自家逻辑。

  第二,要两分法还是三分法的大政方针?

  而今不少人高谈阔论市场和政府的“界限”,好像两者间真有个抽象、绝对的“正确”界限。这种两分法忘掉了“人民”这第三方。“三生万物”,包括了人民就是三分法。市场和政府都不是我党的目标。市场要服务于人民,政府也要服务于人民。我党执政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是满足人民不断变化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老百姓要什么,民心在哪里,才是我党需要充分讨论的问题。苏式社会主义要求耕地国有,西式资本主义要求耕地自由买卖集中。“打土豪,分田地”是什么主义,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不是。但那是实事求是,是那个时代中国百姓的民心所在,也是让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政治纲领。百姓要什么随时代而变,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亘古不变。贴个“民粹主义”标签,就可以不讲民心了?近年来广大群众和知识界正日渐与党离心离德已是公认的常识。如同我党的第二个三十年,我党的第三个三十年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但也引发了严重问题,导致了执政危机。“打左灯向右转”的政策越来越难持续了。我党每三十年都会总结经验教训,做出重大政策调整。党因为实事求是,与人民在一起,才有了强大生命力。在我党第四个三十年的开端,我们需要同以往一样,与人民在一起,总结以往三十年的历史教训,继往开来。

  第三,老百姓要什么?

  三十多年前,百姓对计划经济的弊端不满,要求打破铁饭碗,要求竞争,要求开放,甚至要求创建医疗和教育市场。三十多年后,百姓的诉求变了,重新珍视铁饭碗,迫切希望教育和医疗均等化,迫切希望有养老保障,还希望取消《准生证》,希望去政府办事不被胥吏刁难。我们北大两位政治学博士从海外学成归来,入职教书一年了,却依然落不了户,都是因为证明不了“我爸是我爸,我媳妇是我媳妇,我儿女是我儿女”。政治学者不理解为什么我国户籍警要以“法治”为借口刁难本国公民。我们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被告知说,大楼不重新装修就违法,而好不容易募集到了装修钱却发现只要动工就违法。群众要过日子,不要乌托邦。百姓的利益不是抽象的,不是过去和将来的,而是具体的、眼下的。我们中国百姓的一生分为四个阶段:被养、养小、送老、被送。所以,我们生活的核心是养小孩、送老人。而今百姓面前耸立起了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养老。我们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但生活却越来越艰难了。国家花了大量经费投入到医疗和教育领域,钱却集中到了很少的人和很少的机构里。这导致全国百姓苦苦追求几所“一流”大学,几十个“一流”医院,几百个“一流”中学,甚至追求“一流”小学和“一流”幼儿园。普通人为追“一流”动辄花几十上百万,还要贿赂,托门子。为挣下这养小送老的钱,我们日夜加班,陷入疯狂的物质主义,丧失了体育和文化,伤害了身体,扭曲了精神,全民素质迅速下降。当市场化改革让广大群众被少数人越甩越远,群众就会与党和政府越来越离心离德,社会和政治也就越来越不稳定,再“闯关”就会闯入“拉美化”的“中等收入陷阱”了,即普通欠发达国家的常态。要全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还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这是政治方向问题,是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

  第四,社会主义是什么?

  我们广大群众支持市场经济和市场竞争,让每个人发挥聪明才智,让能干的人先富裕起来,让经济兴旺发达。然而,群众还要求竞争的起点越来越公平、公正,还要求生命的终点越来越有同等的尊严。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没有普遍的健康和教育就没有整个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二战后西方国家大兴基础设施建设,而且人民组织起来迫使政府建立了均等化的教育、医疗、养老体系,使得养小送老越来越轻松,体育文艺活动越来越发达,全民素质越来越高。这不是资本主义的成功,而是社会主义的成功,也是发达国家人均收入远超欠发达国家的基本原因。但在我国,因为从打破极端平等走向极端信任市场,就有了所谓“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缺乏均等化的教育、医疗、养老,缺乏基础设施,支持少数人的现代化,社会日渐分裂,政府靠“维稳”生存,才真是缺乏效率,才是欠发达国家陷入拉美化或中等收入陷阱的主因。

  社会主义不是装点门面的空话。社会主义怎么变成了市场和政府有钱没钱的问题?社会主义就是社会至上,而非资本至上。当年我国政府没钱,但把人民组织起来了,一夜间我们有了清理百年龙须沟的奇迹,有了村村办起小学的奇迹,有了人均寿命提升二十多年的奇迹。组织起来,富帮穷,青壮年帮老年,没病的帮有病的,有知识的帮没知识的,就是我们百姓理解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举例说,我国13多亿人每人每月交100元医疗统筹,全国每年就有1.6万亿元,加上政府现在每年从财政收入里拿出的几千亿元医疗开支,我国将拥有世界上规模效益最大的非盈利医疗系统,其质量随我国人均收入共同进步。如此,不仅我国200万医生能有人均每年40-50万元的体面收入,不再向患者收不体面的钱,而且全国人民治病、吃药、住院都不用再花钱,更不用担心生病返贫。医患本来是一家,患者以命相托给医生,古今中外所有医生都曾宣誓过治病救人不分贫富贵贱。若让医患之间变成利益与生命的博弈,若让百姓的医疗统筹费之大块变成保险公司和风险投资的利润,若高官让医疗市场化却给自己留下与官位俱进的医疗特权,人民怎可能与政府同心同德?

  社会主义不是装点门面的空话社会主义怎么变成了法治问题?社会主义就是社会至上,而非资本至上。社会主义是党与群众在一起,把人民组织起来。当年,中国共产党人以至诚感动了群众,把个人和群众组织起来变成了人民,变成了“上帝”,于是“上帝”就挪走了旧中国的“三座大山”。群众没有组织就没有人民,没有人民就没有人民的权力和权利。共产党搞革命需要人民,搞建设是否不再需要人民,不需要人民的权力和权利?若只要一盘散沙的个人和群众,只要资本和资本家,只要选举和法院,那中国就不再需要共产党了,中国必然成为普通的欠发达国家。搞建设,党也依然需要以至诚把群众组织起来,推翻“新三座大山”,赢得百姓的广泛支持。世界上没有任何政府科层体系能单独治国,都需要群众组织起来自治,需要扁平化的社会组织。原因有两个。

  第一,没有任何政府有财力雇足够人手过问百姓间的“小事”,那必然会拖垮财政。第二,清官难断家务事,政府是分门别类依法治国办“大事”的机构,不擅长“办小事”。法律管“大事”,百姓的“小事”必须由百姓依照“习惯”管。国家依法治国,但也必须尊重礼俗——村规民约与风俗习惯。而今人民没有居住和工作的社区自组织了,社区组织变成了科层体系的一部分,头头都从政府领工钱。当人民变回了群众,变成了一盘散沙,没了公共生活,没有了日常生活中的公正,也就没了公德。更有甚者,没了人民的制约,政府想干啥就干啥,焉能不腐败、不胡作非为?因为没有组织起来的人民,政府就把权力用到极限,百姓连生孩子都得去政府领《准生证》,还交纳不知去向的“社会抚养费”。还有人食洋不化,空谈让政府去“培育”西方阶级和政党的基层组织“市民会社”(常误译为“市民社会”)。

  如果我党越走越孤单,早晚会被历史“封号”,数千万“僵尸粉”是靠不住的。与人民在一起,党就会强大、立于不败之地。有了组织起来的人民,资本就会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劫持人民,政府也会为人民服务而非被资本劫持。“以民为本”还是“以人为本”?这是政治方向问题。政府信仰民本主义,信仰人民,把人民当上帝,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伟大道统。

  抗战时,毛泽东给抗大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后人总结为“延安道路”,即延安抗战胜过西安抗战的原因。北京今天要胜过华盛顿,还得继承和依靠这延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不能去追求乌托邦教条,而要把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与人民在一起艰苦朴素,要灵活机动地调整战略战术以满足我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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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
潘维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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