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映西: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

卢映西 2013-05-02 浏览: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  

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  

   

卢映西(参编教材部分内容)  

   

   

    长期是对当前事务的误导。要说长期,我们都会死。如果在暴风雨的季节,有人只能告诉我们,暴风雨在长期中会过去,海洋必将回归平静,那么经济学家给自己的任务就太过于容易而无用了。  

                                                  ——凯恩斯  

   

   

第一节 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实现形式  

   

所有制与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在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的关系,它包括了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支配、使用和收益分配等诸方面的经济关系。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是这些经济关系借以实现的具体形式,主要是指资产或资本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同一种所有制可以采取不同的实现形式,不同的所有制也可以采取同一种实现形式。  

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主要表现为近、现代企业制度。马克思将资本主义企业理解为一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市场经济运行主体:从生产力和技术关系看,企业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内部具有分工协作关系的生产经营团队;从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看,企业是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形式平等而实质不平等的契约关系为基础把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结合起来的经济组织,这种组织的本质和意义在于通过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和控制能够给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  

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企业形式也不断发展和丰富。可是,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激化的背景下,在利润率下降规律的直接压力下,不论企业的形式如何花样翻新――甚至由政府直接插手企业的经营管理――以适应新的更为恶劣的市场环境,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苟延残喘,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  

   

  一、生产资料所有制实现形式之一:个人企业  

个人企业是由单个资本家出资,完全归个人所有和控制的企业。这种企业一般来说生产规模都比较小,生产经营结构单一,在发展初期一般都以小工场、小作坊、小商店形式从事生产经营。个人企业在经营管理上的突出特点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企业内部管理结构比较简单,资本家亲自指挥生产、组织销售并对工人和生产过程实行监督。  

个人企业萌芽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和机器大工业初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大企业出现之前,个人企业一直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企业形式。  

在个人企业出现之前,传统家庭中经济、生产、消费与家庭生活等职能混为一体。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这种状况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要求,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需要通过一种与家庭生产单位不同的独立的生产经营组织实现,以便生产经营的规模、再生产过程的组织以及内部管理能够突破血缘关系和家庭组织的限制,于是个人企业就应运而生了。  

正因为个人企业脱胎于家庭,所以它不可避免地带上一些与生俱来的缺陷:一是企业的信用和资金来源有限,主要依靠企业自身资本的积累进行扩大再生产,因而发展速度和规模难免受到局限。二是企业要承担无限的清偿责任,不管投入企业的资本占全部家庭财产的份额是多少,只要企业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形,就可能需要动用企业之外的家庭财产承担责任,所以经营个人企业风险较大。三是企业的寿命有限,企业往往随着业主退出经营或死亡且家族中无人继承而中止,缺乏连续经营、永久存在的基础。因此,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发展还要继续寻找更多的实现形式。  

专栏 8-1  

早期的工厂  

资本主义――作为财富生产和分配的一种模式,或者作为关于经济关系的一系列假定――早在16世纪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到18世纪中叶之后,随着它的技术和任务更加精练、在工业事务中运用得更广泛,它成为了一种更有决定意义的模式。在我们考察的这个时期,尽管它还没有遍及整个社会,但它的基础已经存在了。研究现代早期阶段的企业,就是要检验现代资本主义的背景。这里的企业家的作用预示着他们在后一时期的基本功能。  

当生产过程需要专有的知识和技术能力时,企业家便有可能将生产的各个不同环节集中在一个屋檐下来进行,于是便创造了工厂。这种趋势早在中世纪时期的佛罗伦萨的佛兰德斯就出现过萌芽,进入1500年以后日益为人们所熟知。一个著名的例子是,16世纪初期英格兰人约翰·温斯考比在纽贝里建立的工厂,(据说)在那里雇用了200名妇女梳理羊毛,150名儿童分拣,200名女童纺纱,200名工人织布,200名男童转动织机的转轴,80名工人梳理产品,50名工人整理,40名工人干燥,20名工人漂洗。  

像这样的生产集中在当时还只是个别的,行会的传统和政府政策对工厂这一新兴的组织形式均持不欢迎的立场。直到1750年以后,它才慢慢地成长起来,而其最主要的作用是协调生产进程中各个环节的进度。最初,这一新的组织形式出现在遍布英格兰、尼德兰、法国、加泰罗尼亚、德国、意大利北部和东欧等地的纺织工业领域,但各地所采用的具体形式有所不同。从17世纪到18世纪初,最大的工厂几乎都有柯尔贝尔的支持。由冯·罗贝斯在阿布维利建立的精纺工厂中,有数千男女工人在那里做工,他们中的许多人居住在由“围墙和水沟”包围着的集体宿舍中。纺纱过程也包括在工厂之内。织布则在同一城市的其他类似的厂房内进行,每一座厂房内都有30名以上的工人一起工作,他们的劳动也受到技术的监督。然而,在17世纪,要想找到拥有120台织机的丝绸工厂还是十分困难的。  

通常,工人们往往被集中在孤儿院、贫民院或感化院中做工。新教徒的伦理和当时的经济理论相结合,形成了如下的观念:未就业者应当被安排从事有益的工作。在汉堡、柏林和哥本哈根,人们都可以发现这种被称为“工厂”的社会福利机构。  

纺织工业中的一些工艺流程显然明显地适合工厂这种新的组织形式。以棉纺厂为例,17世纪末出现在兰斯的一家创立于1665年的花边纺织厂,在很短的时期内就雇用了120名女工。1729年,莫斯科的一家帆布工厂雇工人数达1162人。工厂制度并不仅仅局限在纺织工业中,在其他许多领域,均可以找到这种制度,如进入18世纪后的冶金、烟草及瓷器制造业等。1700年以后,工厂化生产逐步扩大到了其他工业领域。  

――来源:《剑桥欧洲经济史》第5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二、生产资料所有制实现形式之二:合伙企业  

当个人企业无法独力应对更复杂的经营环境或更大的生产规模时,合伙企业就产生和发展起来了。合伙企业是由两个以上的自然人共同投资、共同所有、共同经营、共同承担风险和分享利润的企业。合伙企业不但整合了各合伙人投入的资本,而且整合了各合伙人的知识、技术、经验、能力和社会关系等多种资源,因此在所有合伙人同心协力搞企业时,其市场竞争力显然比个人企业强。  

合伙企业的特点是:  

第一,每个合伙人都要承担无限的连带责任,即合伙企业的债权人有权要求任何一个合伙人清偿企业所欠债务(不管是否超过该合伙人投入的资本额,也不管是否超过整个企业的资本总额),该合伙人还清这笔债务后,再自行要求其他合伙人分摊他们应该承担的份额。这种连带责任的安排显然有利于债权人,使合伙人承担的经营风险远大于个人企业的业主,因此不利于合伙人数的增多和企业规模的扩大。  

第二,合伙企业不仅是各合伙人资本的集中,而且是具有鲜明人格特征的多种资源的集中,各合伙人良好的合作关系对企业的成败至关重要,所以合伙企业也叫“人合企业”。如果遇到任何一个合伙人死亡或退出,合伙企业就可能自动解体,或者是必须重新组伙。缺乏稳定性也是合伙企业难以扩张和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专栏 8-2  

内讧――合伙关系的特有风险  

  1994年,两位刚刚20出头的广东小伙子蔡达标与潘宇海各自出资4万元钱,在东莞107国道旁合伙开了一家名为“168蒸品快餐店”的小店。  

    两人分工明确:蔡达标主外,负责公司总体策划推介;潘宇海主内,全权负责生产品质管理。当时的“ 168” 店营业面积仅有70多平方米,餐厅只有4名员工,但两位合伙人却认为一定可以将生意做得更大,直至做成中国的麦当劳。  

主营蒸饭、蒸汤和甜品的“168”很受国道上司机们的青睐,并因此声名大噪,于是很快有了第二间、第三间分店。随后,“168”经过某营销机构的包装策划,一个名为“真功夫”的快餐品牌在2004年正式诞生。也就是从那一年起,蔡达标也取代了此前一直担任公司总经理的潘宇海。2007年底,企业改制成为真功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同时还引进了两家风险投资公司的3亿元资本,占总股本6%,大股东仍是蔡达标和潘宇海,各占47%。此后两年,“真功夫”共开设300多家分店,而且全部都是直营店,在业界享有“中式快餐第一品牌”的美誉。  

随着“真功夫”的发展壮大,两位创始人对于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方向也出现了一些分歧,并多次发生冲突。到 2009年8月12日 ,两人争夺管理权的纷争竟然在公司总部引发了一场数十人肢体冲突事件,导致总部暂停办公。  

――来源: 2009年8月14日 《每日经济新闻》、《新快报》  

   

  三、生产资料所有制实现形式之三:股份有限公司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对企业规模的要求远远超过了合伙企业能够管理的范围,所需的庞大金融资本也超过了在生意上简单联系着的若干小群体有限的融资能力。于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一种适应生产更加社会化需要的企业组织形式,逐渐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制度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一)股份有限公司的特点  

股份有限公司是一种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把分散的和独立的单个私人资本组织起来统一经营的企业,这种企业在制度安排上的突出特点是公司的全部资本分为等额股份,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与以个人企业和合伙企业为代表的传统企业相比,股份有限公司发生了几个革命性的变化:  

第一是有限责任制,即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只以自己对公司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为限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摒弃了传统企业的无限责任,股份有限公司俨然变成了一种亏损风险有限而盈利空间无限的企业。当然,在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作用下,这无限的盈利空间只能是理论上的。但即使这样,股份有限公司对社会闲散资金的吸引力已经大大增强了。  

第二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股份有限公司是现代企业的典型代表,现代企业与传统企业的主要区别在于:在传统企业中,几乎所有的高层经理都是企业的所有者,他们不是合伙人就是企业主,而现代企业是由各层级管理人员所管理。这些层级的管理人员分为高、中、基层,其中高、中层经营者构成一个全新的企业家阶层。这些经营者可以不拥有企业股份,却负责管理和协调各部门的工作。现代企业的这种管理层级制使企业从传统的企业主企业演化成为现代的“经理人企业”,即企业资产的所有权属于股东,日常经营管理权属于职业经理人。  

第三是资本的股份化和自由转让。股份有限公司把资本细分为很多等额的股份并向社会公众出售,认购股份的人就成了公司的股东。利用股票市场,公司股份还可以自由转让,使股东的资产流动性有了质的提高。  

第四是企业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可以永久存在。公司具有法律上的主体资格――法人,不再以股东个人而是以一个组织的名义依法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由于股份流动性高,公司实际上是“铁打的公司,流水的股东”,与传统企业的业主“终身制”大不相同,因而一扫传统企业的“人合”性质,成了一种“资合企业”,因此公司的股权归属不再影响其寿命。  

  (二)股权分散、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对公司资产的所有权体现在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项权利上,这些权利需要通过股东大会行使。股东出席股东大会对各种议案行使表决权,这种表决权不是按股东人数计算,而是按股东所持股份数计算的。因此,持股数量不同,股东对公司的实际控制能力就不同,这就引出了股权分散、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的问题。  

股权分散是指公司的任一股东所占股份比例都没有明显高于其他股东,所以任一股东都不能对公司的决策和经营方向产生明显的影响。例如1992年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股东人数为250万人,其中最大的股东仅拥有不超过5%的股权。  

绝对控股是指公司的某一股东直接或间接拥有的股份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50%,这时该股东就成为公司的绝对控股股东。绝对控股有利于控股股东毫无障碍地贯彻自己的意志,但代价是为取得公司控制权占用了过多的资本,且不利于调动公司小股东关心和监督公司经营状况的积极性。  

相对控股是指公司的任一股东拥有的股份都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50%,但有一个或几个股东所占股份远远大于其他单个股东所占股份,从而这一个或几个大股东实际上取得了公司的控制权,成为公司的相对控股股东。  

新近的研究表明,相对控股模式是一种优点较多的股权结构。首先,由于相对控股股东拥有的股权比重较大,因而有动力发现公司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并且高度关注经理人员的是否称职;其次,相对控股股东比较容易争取到其他股东的支持,使自己提出的代理人能够入选公司管理层;再次,在公司股权集中程度有限的情况下,相对控股股东的地位容易动摇,他不大可能固执己见。因此,就总体而言,与高度分散和高度集中这两种股权结构相比较,相对控股模式更有利于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从而能够更有效地促使经理人员按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并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正如马克思主义学者鲁道夫·希法亭所说的:“随着股份制度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金融技术,它的任务是以尽可能小的自有资本保证对尽可能大的他人资本的控制。”[1]  

从股份公司的发展历史也可以看出这一趋势。虽然在美、英企业界股权分散模式一度相当流行,但近年来的研究已显示出另外一面。施莱弗和维什尼(Shleifer & Vishny, 1986)发现20世纪80年代初《财富》500强公司中的456家样本公司的最大股东平均持股15.4%,前五大股东平均总持股28.8%。[2]随后对其他国家公司的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德国、日本、意大利甚至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相当程度集中的股权。[3] La Porta 等人(1998)对49个国家最大的10家公司股权结构集中度的研究表明:在全球45个国家的最大10家公司的最大3个股东持股额平均为46%(中位数为45%),最高的达67%,达到50%以上的国家(地区)有17个之多,占样本国总数的34.7%,平均数低于30%的只有7个国家(地区),最低的日本也高达18%。[4]这些实证研究似乎都表明了一个事实:相对控股已成为各国现代公司股权结构的主要特征。也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发展,不但通过资本集中而形成的大私有制不断排挤、剥夺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小私有制,而且每个大私有制企业内部也呈现了股权从分散到集中的趋势,从而使股份有限公司成为私人垄断资本最喜欢利用的形式之一。  

由于股东对公司控制权事实上的不平等,就存在着控股股东利用控制权侵占公司债权人、其他股东(尤其是小股东)利益的可能性,控股股东的股权优势越明显,这种可能性就越大,具体手法则是花样繁多,举其要者有:  

其一,多种欺诈行为,包括虚假出资,操纵价格,操纵利润分配,操纵信息披露,内幕交易等。  

其二,多种关联交易,包括无偿占有公司资金,利用经济往来拖欠公司资金,向公司借款,让公司为自己或关联企业提供担保,将质次价高的资产卖给公司、无形资产甩卖给公司等。  

其三,直接侵占公司和其他股东资产。这是最为常见也最为恶劣的违反诚信义务之行为,手段亦五花八门,如挪用公司资金,篡夺公司交易机会,等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许多工人也通过持有一定份额的股份兼有资本私有者的身份,但只要仍属小股东,就摆脱不了被大资本家支配、剥削的命运。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除了个人投资者(自然人股东)以外,还有机构投资者(法人股东),这就为金融资本、金融寡头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提供了表演的舞台。  

专栏 8-3  

马克思论股份制  

18世纪产业革命兴起后,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企业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创办一个大型企业所需的最低投资额也在不断增加。这时单纯依靠资本积聚已远远不能满足扩大再生产追加资本的需要,单个资本的数量有限性与创办大型企业所需要的巨大投资额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为此,资本家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筹集资本,实行资本入股联合经营,创办股份公司。马克思说:“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5]正由于此,从18世纪开始,股份制企业成了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形式。  

马克思认为,与非股份制企业的资本所有权、经营管理权结合在一起不同,在股份制企业中,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是分离的。资本所有者中的一部分转化为单纯的货币资本所有者或股东。他们虽然可以在股东大会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并凭借股票取得一定股息,但实际上只是单纯地拥有资本所有权;另一部分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则转化为经理,成为公司内其他资本所有者的资方管理人,拥有企业经营权,从而使“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所有权相分离”。[6]这样,“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7]在股份制企业内部,“留下的只有执行职能的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8]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所有者拥有的资本与经营才能的不对称。他们只得把企业的经营管理权让渡给具有专门才能的人,而这些人却不一定具有开办企业所需的资本。两权分离打破了传统的独资或合伙自营的经营管理形式,有利于实现经营管理的专业化和社会化。  

马克思还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描述了企业规模、制度和效应的演进轨迹:简单协作(企业的萌芽)→工场手工业(初级企业)→机器大工业的工厂制(典型企业)→股份公司制度(现代企业)。如果从资本形态来概括,还展示出另一种私人企业的演进轨迹: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公司制企业。在企业制度的每一次“革命性”跳跃的背后,技术或生产力的变化都是其深刻的根源。马克思认为,与私人独资企业相比,股份公司是“社会企业”;与单个私人资本相比,股份资本是“社会资本”。然而股份公司所达到的历史进步并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性质,它只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9]“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10]  

马克思通过对股份制企业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的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得出了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大将导致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结论。因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股份公司“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单纯过渡点”,[11]是私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所不能绕开的历史过渡阶段。  

   

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形式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首先表现在国家作为国有资本的所有者,通过参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对社会生产进行直接干预,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由于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结合的程度和方式不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可以划分为三种基本形式:国有垄断资本、国私共有的垄断资本以及接受国家直接或间接支持的私人垄断资本。  

(一)国有垄断资本  

国有垄断资本是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重要形式之一,它是由垄断资产阶级国家直接掌握和经营的资本,形成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家所有制经济。  

国家所有制经济的建立,主要有国有化(把某些私人垄断企业有偿收归国有)和投资创建(用财政拨款直接投资创建新企业)两条途径。纳入国家所有制经济范围的,一般是投资巨大、资本周转时间长、利润无保证,因而私人资本一般不愿或无力涉足,却又是社会再生产所不可缺少的一些部门和企业。  

(二)国私共有的垄断资本  

国私共有的垄断资本是由国家和私人垄断组织联合投资形成的,是国家通过参与生产和经营,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一种形式。这种资本形成的途径有:由国家购买原有私人垄断企业的一部分股票;原有国有企业吸收一部分私人垄断资本的投资;由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联合投资创建新企业。这样的国私共有形式,一方面有利于国家把私人垄断资本吸引到需要重点发展的部门和地区,以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对国民经济部门结构和地区结构调整的要求;另一方面,在私人垄断资本实力相对薄弱或相对不足的条件下,通过这种结合形式,就能直接利用国家资本来加强私人垄断资本的经济实力和竞争能力。由于这种结合形式的企业往往在国家贷款、补贴、订货、税收等方面得到优惠的条件,从而使私人垄断资本可以获得有国家保障的高额利润。  

(三)接受国家直接或间接支持的私人垄断资本  

国家对私人垄断资本直接或间接支持,是指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各种经济调节措施,例如通过货币资本的借贷、商品与劳务的购买和供应、直接和间接的补贴、增加社会福利开支等措施,为私人垄断资本控制的企业提供支持或制造需求,以保证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正常运行。  

由此看来,资本主义国家从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利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各种形式投入国有资本,都是为了缓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抵抗利润率下降规律,调节各阶级和阶层的关系,以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转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  

专栏 8-4  

法国的国有企业和福利政策  

法国曾经是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比重最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资本占法国固定资本总额的35%,国企职工占法国就业人数的10%以上;法国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掌握全国90%的银行存款与80%的信贷业务,在几乎所有的基础部门、传统部门、公用事业部门中从事经营。1982年,世界最大的50家工业公司中仅有的3家法国公司都是国有企业,世界最大的5家银行中,法国国有银行占3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政府也同其他西欧国家一样,以全部或部分转让产权的方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造。尽管如此,法国政府仍可利用其持有的股权,对国家控股的公司进行监督和领导,并通过资金投入、利润分配、价格确定等手段,对国家参股公司施加影响,让这些公司为落实国家计划和经济政策出力。  

法国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与西欧各国类似,主要有:  

(1)家庭补贴。政府通过定期发放现金的方式,对正在养育儿童的家庭给予补助。  

(2)父母补贴。该补贴主要用于补贴生育婴儿或认养儿童未超过450天的父母,使其有足够的时间在家照料子女。  

(3)养老补贴。包括所有老龄人口均可享受的基本养老金和针对就业期间缴付了足额社会保险税的退休人员发放的补充养老津贴。  

(4)全民健康保险。包括带薪休假、患病或怀孕期补贴、药费和治牙费用等。  

(5)失业补贴。该补贴一般为职工基本工资的90%,年龄在55岁以下,失业期在300天以内,或年龄在55岁以上,失业期在450天以内的失业人员均可领取。  

   

  五、生产资料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共存  

上述几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实现形式都曾在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不同时期占据过重要地位,但是任何一种形式都不曾一统天下,历史和现实呈现出来总是多种形式同时存在、既相互竞争又相互补充的状况。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观察和理解。  

(一)大小企业优势互补  

在自由竞争中,大企业与小企业相比具有很多优势:大企业资本雄厚,能够广泛使用机器,能够有效地采用先进技术,实行分工和生产专业化,节省各种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因此,大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一般比较高,商品成本低,在竞争中往往是大企业排挤和吞并中小企业,造成大企业的生产规模愈来愈大,从而大大加速了生产的集中过程,促使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发展。  

可是,生产集中和垄断的高度发展没有也不可能导致无所不包的绝对垄断。在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生活中,在垄断资本占有很大优势的条件下,为数众多的非垄断中小企业仍艰难而顽强地生存和发展着。例如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大企业(公司制企业)资产总额目前占全美企业总资产的85%,营业收入占全部企业总收入的85%,雇员工资占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70%,销售额占全美企业总销售额的89%以上。然而从企业数量上说,传统的个人企业仍然领先,约占企业总数的75%,加上合伙企业约占84%,而公司制企业仅占企业总数的16%。  

中小企业的生存基于其特有的优势。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十分迅速,中小企业往往能够迅速根据各方面的信息改革工艺、更新设备、在较短的时间内生产小批量、多品种或多用途的新产品,就是说中小企业的应变能力较强。相反,大企业往往因惰性大,不能适应市场和科学技术上出现的新变化,这就解释了中小企业为什么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仍有生存空间。  

(二)中小企业的多样性  

当代资本主义中小企业除了个人企业和合伙企业外,还有多种形式,例如合作社、个体经营企业、工会经营企业等。  

合作社是由劳动者按照自愿互利原则组成的一种经济组织,其经营管理方式与一般营利性企业不太一样:第一,非歧视:合作社社员在社内不受社会的、经济的、种族的、宗教的歧视。第二,民主管理: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员大会,管理委员会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社员不论入股资金多少,投票时只是一票。第三,分红封顶:合作社对股金分红有一定限制,以防出资多的人分得过多红利。第四,按业绩分配:合作社的盈余为全体社员所有,按社员所完成的生产量或业务量分配给社员。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社种类繁多,主要有五种类型:信用合作社;农村地区的供销、服务和生产合作社;工商业部门的生产、经营和服务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住房建筑合作社。近年来,新的合作社形式不断涌现,合作内容日益丰富。如日本城市工人组织的合作社,现已发展成为包括劳动金库、保险、医疗、旅游合作社在内的一个庞大体系。在各类合作社中,农业生产、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最为发达。在瑞典,75%的农产品都通过农业合作社出售。合作社规模变大后,一般都向股份制方向发展。  

个体经营企业的生产资料归劳动者个人及家庭成员所有,主要以个人和家庭成员的劳动为基础(与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个人企业相区别),也有的雇用少量人员。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个体经营企业虽然处于从属地位,但在便利居民生活、服务于大中型企业和解决就业问题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个体经营企业主要存在于手工业、零售商业和服务行业。  

战后在各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工人阶级人数的增长和组织程度的提高,工会的力量不断壮大。目前,工会不仅成为各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而且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工会拥有和经营着一大批企业,构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工会所有制经济。从各国情况来看,虽然无论从职工人数还是从所创产值或营业额来看,工会经营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还不大,但这类企业与工会成员和有关的社会阶层有着切身的利益关系,发挥着其他类型企业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们看到,与早期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出现了国有经济、合作经济、职工股份所有制经济等等新的经济形式。但要注意的是,这些经济形式并没有构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主体依然是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度。  

(三)公司制企业的多样性  

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制企业的典型代表。除此之外,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制企业还有有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和无限公司等类型。  

有限公司也叫有限责任公司,它与股份有限公司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必须将股本细分为等额股份以便向社会公众募股和上市交易,而前者无此必要。无限公司即无限责任公司,是指股东对公司债务负有连带无限清偿责任的公司。两合公司是指由承担无限责任的股东与承担有限责任的股东共同投资组成的公司。无限公司和两合公司是大陆法国家所特有的。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公司法》只承认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因为这两种公司的有限责任原则更有利于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能减少市场中的经济纠纷,更好地体现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  

专栏 8-5  

经济危机中的创业机会  

  据美国《纽约时报》 2009年3月14日 报道,美国杜克大学24岁的生物系毕业生亚历克斯·安东在上一年年中被一家生物技术公司辞退了。几个月来他一直在找工作。后来,对找来找去感到厌烦的安东开始“求助于”水母。  

  安东在他与6名室友共享的公寓里开始创业,制造水母水族箱,利用新技术帮助这种脆弱的动物在箱里生存。他卖掉了3个水族箱,其中一个是以2.5万美元卖给了一家餐馆。他正准备创建一个网站,以每个350美元的价格出售可以摆在桌上的水族箱。  

  “我不停地被蛰,”安东说,“但这好过找工作。我讨厌找工作。”他的家庭办公室里拥挤不堪,摆满了大口杯和水母饲料试管。  

  他的干劲看上去颇具感染力:他的室友中至少有4个开始创建自己的公司。其中两个正在为游客制作导游手册。在接下来几天,他们打算首印8000册去卖。  

  全国各地许多失业者在残酷无情的就业市场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之后他们不再到处散发简历,而是开始了自己的创业计划。对这些人来说,经济衰退变成了创新动力。  

  经济学家说,当经济下滑时,人们试图自己创业是寻常现象。但他们说,一般过了好几个月才会有创业的想法。当以前有工作的人意识到传统找工作的方式不再行得通,而他们的时间和金钱在白白流失之后,创业的念头才会真正跃入脑海。  

  旧金山大学企业家计划负责人马克·坎尼斯称这种现象为“被动成为企业家”。  

  坎尼斯说:“大公司的大规模裁员将会释放出许多新的企业人才和理念,而他们渴望做其它的事情。这是达尔文式的做法,把人才送入企业生物圈。”  

  即使是在繁荣时期,企业家也有令人沮丧的失败率。但那些成功人士可以在扭转经济局势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因为小公司实际上都是大雇主。根据劳工统计局数字,2008年有380万家公司的职员不足10人,但这些公司共雇用了1240万人,约占私营部门劳动大军的11%。  

  经济学家说,这种经济低迷期创业的浪潮有一些特性。首先,互联网使人们拥有了特殊工具,不仅可以推销他们的主张,而且可以找到生意伙伴和供应商,另外可以以低廉的代价发挥各种职能:存书、与顾客互动,甚至将小主张变成大理念。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企业家中心负责人杰罗姆·恩格尔说,现今许多企业家的目标不再是创建一家有朝一日会挣几十亿美元的公司,而是推出可以很快带来收入的理念。他说,许多人将注意力集中在满足个人和企业的眼前需求上面。  

  恩格尔在提到迫使人们寻求新方法挣钱的压力时说:“这是非常令人痛苦的事情,但的确有好处。”  

恩格尔指出,网络热有助于推出一些胆大有耐力的公司。实际上,谷歌就是这种公司之一。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创建伊始,它就大获成功,这在部分程度上是因为它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而且不需要太多资金。  

――来源:《新华网》 2009年3月17日 。  

   

  六、促成生产资料所有制实现形式演变的规律性因素  

在介绍过多种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之后,我们能不能指出一种最好的形式呢?正确的回答是不能。因为对于一个具体企业来说,最合适的形式就是最好的形式,所以一定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决不能削足适履套用什么“最好”的形式。从这一角度理解问题,我们就能解释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任何一个时期,企业形式总是保持多样性共存。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尽管每个时期都是多样性共存,但主流的企业形式确实是从个人企业一步步演变为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治理由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古典企业制度演变为以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资本关系也从个别资本部分地向社会资本转变。这难道不是一个先进代替落后的过程吗?正确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  

事实上,合伙企业代替个人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代替合伙企业,都不是因为后者比前者先进,而是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激化的背景下,逐利资本在利润率下降规律的逼迫下无奈的选择。这个道理很简单:假如个人企业和合伙企业的预期利润率都是10%,那么人们一定倾向于选择个人企业。只有等到个人企业都在亏损线上挣扎,而合伙企业由于规模较大,整合的资源较多,预期利润率仍可达到(比如说)5%时,合伙企业才会变得有吸引力。同样,当分散的小资本都能轻松盈利时,不会有人愿意把资本交给别人去搞什么闻所未闻的铁路建设。等到小资本的盈利空间收窄,社会上充斥着无处可投的闲散资金(也叫游资),这时人们才有可能愿意把小资本集中起来,投到未知领域去冒险,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流行起来了。  

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也印证了上述过程:面对短缺经济造成的巨大盈利空间,人们的第一冲动就是“分田单干”、当个体户。随着盈利空间迅速收窄,各种合伙、合作企业才逐渐发展起来了。再往后,是股份有限公司和资本市场大发展。到了最近,有报道指出,上海证券交易所已经察觉“大型上市资源越来越稀缺”,[12]也就是说,符合上市条件的大型优质股份公司越来越少了,向规模要利润的路子越走越窄了。  

股份有限公司如今被当成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典范,其实在历史上它一点都不时髦。早在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海上贸易既需要巨额资本,又要冒很大风险,当时的商人就已经开始用股份制的方法应对这些困难了。可是当时这种方法并没有在其他行业得到推广,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当时一般行业的利润率相当高而且稳定。只有当利润率降低到一定程度,经营风险已经与海上贸易相类似时,人们才需要通过股份制向规模要效益,用有限责任制分散和降低风险。  

可见,资本主义主流企业形式的演化只是被动地适应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利润率下降的发展趋势,既不能解决基本矛盾带来的生产过剩问题,也不能改变利润率下降规律,于是只能不断向规模要效益,向垄断要利润,结果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垄断程度越来越高,并发展出金融寡头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这样的发展方向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随着实体经济利润率降到极致,连行业巨头(例如汽车业巨头)的日子都很不好过时,当代资本主义的逐利资本又找到了一个新去处――虚拟经济领域,那里的暴利很诱人。这是最后的狂欢,每次都将以大危机收场。据纽约大学商学院托马斯·菲利普的研究,上世纪20-30年代的大萧条前夕,美国银行业收入曾达到顶峰,是银行业从业人员的黄金年代。“大萧条”之后直至60年代,银行业同其他行业的收入并没有太大差距,从80-90年代开始,银行业薪酬再一次开始飙升。纽约大学及弗吉尼亚大学两名教授的研究结论也是如此,他们同时认为金融业收入的兴衰最主要的因素是金融监管的松紧。伴随着金融监管的放松,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机构制定了高风险高回报的过度激励机制,即“低”底薪加高奖金,同时还推出了基于股权和期权的激励机制,从而导致金融从业人员不顾风险的业绩泡沫,最终酿成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13]  

所以,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的企业制度和金融制度看上去都很现代、很科学、很先进,其实这都是表面现象。我们学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之后,就会获得一种“世事洞明”般的洞察力,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揭示出资本主义穷途末路的本来面目。  

专栏 8-6  

美国汽车业救助背后的阶级斗争  

一、美国资产阶级对救助三大汽车公司态度及原因  

  最近四、五年,不断有报道讲,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为代表的美国汽车工业,盈利和销售状况不佳。而去年以来,媒体报道,三大汽车公司亏损和销售下降状况加剧。  

  在美国国会通过美国政府的7000亿美元救助美国金融业之后,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强烈要求美国政府提供250亿美元救助资金”。一些美国民主党议员给予呼应,并“提出议案,要求国会不久前通过的7000亿美元金融紧急援助的对象也包括底特律的三大汽车公司”。  

  但布什政府对这议案予以拒绝。“近几周来,财政部一直拒绝向汽车制造商提供资金,称其华尔街救助计划是为金融机构准备的”,不能转用于汽车工业。由美国垄断资本控制的美国的主要媒体,也异口同声表示政府不应救助美国汽车产业。  

按道理讲,美国金融业资产阶级,以银行、金融公司形式出现,美国汽车产业资产阶级以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公司,以及为之配套服务的汽车零配件公司等形式出现。所以,7000亿美元救助美国金融业,实质是救助美国金融业资产阶级。同样,救助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应该也是救助美国汽车业的资产阶级。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布什政府及由美国垄断资本控制的美国的主要媒体,为何能用7000亿美元救助引发金融危机的美国金融业资产阶级,偏偏不能支持从其中拨250亿美元救美国汽车产业资产阶级呢?  

  这其中的最重要原因,不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布什政府及美国垄断资本不愿意救助美国汽车产业资产阶级,而是美国资产阶级想借此次三大汽车公司严重困难而求助之时,向汽车制造工人发起新自由主义进攻:打击美国汽车工会组织——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并向作为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会员的三大汽车公司工人的工资福利进攻,大力削减他们的工资福利。因此,是否救助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公司这个似乎纯经济问题中,实际隐藏着美国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进攻的阶级斗争目的。  

二、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工人福利及斗争  

  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尤其是二战之后,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能获得本国经济条件所决定的生活保障,对西方工人的吸引力增大。另外由于工人运动发展,美国在政治上为了抵消社会主义对本国工人的吸引力,缓和劳资矛盾,麻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瓦解他们的阶级斗志(在19世纪就搞过“福利国家”雏形的德国首相俾斯麦就说过:“一个盼望得到老年津贴的人,一般不会好斗,且易于管理”。)以使资本主义社会永续长存,在团结的工人面前作了一定的退让,答应了工人们的一些工资福利要求。三大汽车公司工人的工资福利,就是在那段时间有了较明显改善。  

  因此,当时较好的国际环境,以及三大汽车公司工人参加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后,团结起来以一个组织就工资、福利、工作条件等经济问题,与剥削工人的资本对抗,增强了自己的力量。工人在工会组织下就自身经济问题与资本斗争,由于仍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下进行,所以不能消灭自己所受的剥削,但可以通过斗争提高工资、福利和改善工作条件来减轻所受到的剥削。  

  同样,由于三大汽车公司工人参加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作为一个团结的整体与资本就工资、福利、工作条件等经济问题抗争,因此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最盛行的年代在美国开设的日韩等国汽车企业(据媒体讲,“以日本、欧洲和韩国汽车公司为主,集中在南部、工会组织薄弱、没有什么养老责任”),三大汽车公司工人有更好的工资、福利。这也被资产阶级及其控制的媒体大肆宣扬,说工人的工资、福利给三大汽车公司带来“沉重负担”。例如,有媒体写道,相对三大汽车公司,“一些日本汽车公司,包括丰田和本田,它们在美国的生产企业……没有与工会的合同,所支付的工资成本低得多”。“通用每生产一辆车医疗保险费的支出是1500美元,丰田却只有110美元。”  

  资产阶级控制的媒体的确有夸大“过高的劳工成本”的情况,但是,三大汽车公司工人参加工会合力争取经济权利,并获得相对较高的福利,应该也是真实的。对组织工人同资产阶级的剥削进行抗争、限制了资产阶级自由剥削的工会,资产阶级是怀恨在心,想方设法给予打击。工人通过工会组织团结斗争,获得相对较好的福利,对其他工人具有鼓励和示范作用,这也是资产阶级所不允许的。对资产阶级而言,削去三大汽车公司工人的福利,既有经济利益,也有政治意义。  

  实际上,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认为,已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人社会福利对本国工人的吸引力了,因此猖狂地对工人享有的福利进行反攻倒算。在最积极实行新自由主义方针向工人进攻的布什政府期间,三大汽车公司常以亏损为由,多次向工人福利进攻。工人们虽予以抵抗,但总的说,是且战且退,工人们的福利在逐步被削减。  

  例如2005年,在资产阶级进攻下,通用公司工人作了退让,健保福利削减了25%,但工人福利仍高于没有工会组织的其它私营企业。但事实上,资产阶级并没有因为与工人达成协议,就放弃对汽车工人福利的继续进攻。2005年后这几年,资产阶级及控制的媒体,一直喋喋不休地拿汽车工人福利仍高于没有工会组织的私营企业来说事,逼迫汽车工人继续让步。  

  在2007年,三大汽车公司与工会签订的四年劳资协议到期。在谈判新协议时,三大汽车公司又要大肆削减工人福利,为此工人举行大罢工以抗争。但工会与公司签订的新协议中,劳方仍在退让。但退让并不能终止资方对工人工资、福利的进攻。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后,以三大汽车公司救助为掩护,资产阶级对三大汽车公司工人工资、福利的进攻加剧了。  

三、汽车公司救助中资本对劳动的进攻  

  在是否救助,以及如何救助三大汽车公司问题上,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工人、美国资产阶级各与此有何利益关系呢?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工人当然是希望美国政府救助三大汽车公司的。因为如果三大汽车公司破产,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工人将失业,而由工会代表工人与三大汽车公司签订的劳资协议也无法实行,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也可能不复存在。因此,三大汽车公司工人和联合汽车工人工会都极力主张救助三大汽车公司。并且,工人们是希望在不损害自己利益基础上的救助。  

  为此,“有46万成员的汽车工会继续在给国会和奥巴马压力,敦促政府施以援手。在大选中,汽车工会倾全力支持奥巴马和民主党,让他们在密西根、宾夕法尼亚、俄亥俄等大工业州中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要知道,汽车工业的倒塌也将意味着汽车工会的末日。”  

  应该说,资产阶级也愿意救助三大汽车公司。主要资产押在三大汽车公司的那部分资产阶级,肯定希望三大汽车公司得到救助。在相互持股相当普遍的今天,即使许多主营业务是非汽车制造的垄断资本,也持有不少三大汽车公司股票(例如休斯电气公司就持有很多通用股票),如果三大汽车公司真的破产,这些持股垄断资本的经济利益将损失不小,所以他们也希望三大汽车公司得到救助。  

  另外,三大汽车公司破产的影响还将波及包括金融业的其它行业,使其他行业资产阶级利益也受损,还会加剧经济危机。但是,资产阶级并不想把这次救助办成单纯的救助,资产阶级要在保护自己利益同时向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进攻,实现一举两得。  

  美国总统当选人奥巴马表示,“不能要求纳税人再付钱给拒绝改变的汽车业。奥巴马将汽车业称为‘美国制造业骨干’,认同汽车业对经济的重要性,但他警告,期望政府援助,必须提出重大改革来交换。”  

  奥巴马和民主党议员团,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他们对救助三大汽车公司的态度,也必然要符合资产阶级利益要求——保护资产阶级利益同时向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进攻。他们所说的“削减开支、裁员”、“改革”等,不过就是为三大汽车公司向工人阶级进攻造势。三大公司就可就此向工人施加压力说,你们看,如果你们不同意减员、减薪、减福利来“削减开支”, 奥巴马和民主党都不同意救助我们公司,公司就只能破产。   

拒绝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或者向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进攻,削减其工资和福利,资本常常以降低劳工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为借口。这二十余年,资产阶级一直在这借口下向工人阶级的工资福利进攻。这次三大汽车公司救助问题上,资产阶级再次在这借口下,向三大汽车公司工人工资福利发起最猛烈的进攻。这场斗争结果如何,可能在最近几十天就能显现。从最近几年工人且战且退的趋势,以及这次资产阶级攻势之猛烈,估计工人的工资福利极可能受到大的削减。  

四、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终结阶级斗争的拉锯战  

  在三大汽车公司救助这个似乎是“超阶级的”纯经济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向工人生活水平进攻的阶级斗争。这件事再次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里,没有“超阶级的”经济政策,统治阶级通过他们控制的政府、议会要实行的经济政策,肯定有利于统治阶级。  

  而三大汽车公司工人所获得的福利与日本在美汽车厂工人福利差别一事,再次证明,资本主义下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是工人阶级通过许多斗争才获取的;以工人福利形式表现的物质财富,是工人阶级创造,并且是工人通过团结战斗才获得的。  

另外从最近十几年情况和这次三大汽车公司救助来看,工人们在国际环境较好情况下,团结起来与资本斗争,获得的权利和利益是极不稳定的。由于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以不能消灭工人所受的剥削,并且当国际环境一变差,资产阶级就会反攻倒算,不断的向工人阶级工资福利进攻,把资产阶级以前稍作退让时放弃的利益夺回去。即使有工会组织的三大汽车公司工人,也只能且战且退,工资福利不断被削减,斗争成果不断丧失。这事告诉我们,只有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剥削阶级反攻倒算的社会环境,工人阶级生活才能稳定并提高。  

――来源:《光明网-光明观察》 2008年12月8日 ,作者叶劲松  

   

   

第二节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揭示和分析,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科学论断。然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家一般都站在垄断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不愿接受马克思的学说,一厢情愿地相信资本主义是迄今为止最完美、因而也会永久存续的制度。尽管如此,面对现代市场经济暴露出来的现实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认识也从未统一过。这些不同认识大致地说可以分为两大阵营:其一是以哈耶克、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所谓新自由主义,他们秉持和发展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表现出来的种种病态视而不见,一意孤行地鼓吹“私有化”、“自由化”、“政府越小越好”等等,认为市场机制会自动把经济运行调整到最佳状态,任何人为干预都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有害的。其二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政府干预主义,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有缺陷的,这个缺陷就是有效需求经常不足,而市场本身并不能自动加以矫正,以致出现生产过剩和失业等现象。但该理论认为这个缺陷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是能够克服的,只要由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即凌驾于个别资本之上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的、总量的和结构的干预和调节,避免经济过冷过热,就可以使资本主义制度继续运行下去了。  

二战以后的西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府,都先后受过主流经济学两大阵营学说的影响,初步形成了一套在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之间不断摇摆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体系,把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集中在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在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但是,由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各流派都刻意回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讳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些理论都是建立在非科学的基础上的。实践证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宏观调控充其量只能表面上暂时缓和一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把矛盾往深处推进和积累起来,最终只能使矛盾以更加尖锐的形式爆发,根本不可能挽救资本主义制度。  

   

  一、宏观调控目标之一:充分就业  

(一)充分就业的涵义  

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说的充分就业,狭义地说,是指所有愿意工作的人都能按照自己愿意接受的工资找到职业;广义地说,是指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都能按照它们所有者愿意接受的价格,全部用于生产。在广义充分就业条件下,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相等,通货膨胀率为零,社会经济可以稳步增长。如无特别说明,我们一般所说的充分就业仅指狭义的充分就业。  

充分就业并不等于没有人失业。在充分就业状态下,社会上还会有一部分人失业。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说法,这部分失业是由两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是由于生产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摩擦造成的暂时性、局部性的失业。例如,劳动力流动性不强、生产季节变动、就业信息不灵、工种转换缓慢等因素引起的失业,都属于摩擦性失业。二是由于工人不愿意接受现行工资或比现行工资更低的工资而造成的失业,也叫自愿失业。这两种失业与充分就业是不矛盾的正常现象,它们在劳动力大军中所占的比重,称为自然失业率。  

所以,实现充分就业就是把失业率保持在自然失业率的水平,让摩擦性失业和自愿失业以外的所有愿意工作的人都能按照他们愿意接受的工资找到职业。  

(二)实现充分就业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  

当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决策者发现不可能依靠市场手段实现充分就业时,他们一般会采用以财政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手段来降低失业率。  

财政政策是指政府为影响经济活动的总水平及其比例,对财政收入水平及来源、财政支出水平及投向作出调整的决策。财政政策主要包括政府的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财政政策的运用,就是根据经济发展情况,适当地调整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总量的和结构的调节。  

实施财政政策通常使用的主要措施是:调整政府采购计划、调整政府转移支付计划和调整税率。  

调整政府采购计划是指改变政府购买产品和劳务的总量和结构。当失业率上升时,政府就增加对产品和劳务的采购,弥补社会总支出的不足,增加就业岗位。反之,当市场本身能够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时,政府就减少对产品和劳务的采购,以免引起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这一措施当然首先是用来降低本国失业率的,所以难免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其次还可以向某些就业弱势群体倾斜,对就业结构进行调整。例如美国联邦政府2005年度在采购上支出3140亿美元,其中国外产品为348亿美元,约占11%,这显示绝大部分份额为美国本国的产品和服务所占有。小企业获得了796亿美元的合同,约占25%,比2004年度的23%有所上升。为了帮助女性、伤残退伍军人等特殊群体创业,政府采购还对这些人创立的小企业予以特别关注。以金额计,2005年女性经营的小企业获得了3.3%的联邦政府采购合同,伤残退伍军人经营的小企业获得了0.6%,均比前一年有所上升。  

调整转移支付计划是指改变政府在社会福利保险、失业补助和救济金等方面的支出总量和结构。当经济发展缓慢,出现危机和失业增多时,政府增加社会福利开支,提高转移支付水平。当经济过热,价格水平上升时,政府减少社会福利开支,降低转移支付水平。  

调整税率是指提高或降低税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收入的大部分来自所得税,因此调整税率主要是调整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税率。调整税率也是逆经济风向行事,经济偏冷、失业率升高时,政府往往会出台降税或退税措施。  

这几种财政政策措施常常交替或同时采用,事态严重时不但要多管齐下,而且要加大力度。在应对2008年爆发的“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就是这样干的。  

危机发展到2009年1月时,美国经济遇到的挑战是全方位的:消费在萎缩,股市在暴跌,房市仍未走出低谷,而花旗银行、通用汽车等美国标志性企业仍在生死边缘苦苦挣扎。但在所有挑战中,失业问题是最紧迫的经济问题。当时美国失业率达到了7.6%,为过去16年来最高点。就业是民众安身立命之本,没有了工作,一切就无从谈起。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表示,美国政府的第一要务就是增加工作岗位。  

于是2009年2月美国政府推出了总额7870亿美元的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规模最大的政府开支计划,相当于伊拉克战争成本的1.2倍、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财政赤字的1.7倍。这些支出将用于能源、基础设施、医疗保健、减税和对失业及其他低收入人群的补贴,希望借此创造360万个就业机会。  

不过,对这项计划的效果,有关方面并不乐观。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看法是,由于经济原理与工具的不同运用给预测结果带来了巨大差别,并且很难区分未来经济走向哪些是因刺激而发生改变,“刺激计划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充满了不确定性”。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巴落(Robert Barro)也认为,将来对刺激计划的评判,很难不掺杂主观偏见。“一年后,若经济好转,支持者会说这是刺激计划的贡献;如果经济不见起色,完全可以说若没有刺激计划后果更为严重”。[14]  

就在此计划推出的当年,截至8月底,美国已有84家银行倒闭,在业内创17年来最多破产纪录;美国失业率升至9.7%,创近26年来新高,刺激计划实际创造的就业机会不到原有目标的1/6。  

凡此种种,都从不同侧面显示出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非科学性。不过,虽然刺激经济计划的效果不能确定,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财政赤字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困扰美国经济。  

(三)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失业的根源在于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即资本总额中不变资本部分日益增多,而可变资本部分则相对减少。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在劳动力价格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相对减少。当资本扩大再生产新吸收的劳动力数量少于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被解雇的劳动力数量时,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出现绝对的减少。  

其实,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或者说技术进步造成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是一个很古老的现象。公元1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的器械工程师发明了一种很省力的工具将沉重的石柱搬运到神殿,但当时的韦斯帕西恩大帝拒绝使用这种工具,因为他明白,这种工具会使很多人丢掉搬运石柱的工作而减少收入。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只要土地兼并不太严重,基本能保证耕者有其田(或至少能成为佃农),使农业收入构成人们的基本收入,失业问题就不会太明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除了自身劳动力外便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壮大,失业常常意味着收入来源的完全断绝,这时失业问题才变得尖锐起来。  

由此可见,失业是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问题,因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实现充分就业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所有针对失业问题的宏观调控措施,最终都将被证明是徒劳的。事实上,连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都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悲叹:“失业是永远存在的。”[15]或者不得不承认:“在人的一生中,失去工作可能是最悲惨的经济事件。大多数人依靠他们的劳动收入来维持生活水平,而且,许多人不仅从工作中得到收入,还得到个人的成就感。失去工作意味着生活水平降低、对未来的担忧以及自尊心受到伤害。”[16]只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至今仍不明白,正因为他们的理论基础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轨道,他们将永远不可能认识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规律,永远搞不清楚失业的真正根源。  

专栏 8-7  

大危机前夕的就业数据分析  

  人们经常问我,目前失业率很低,而新创造的就业岗位在最近数月又持续为正的时候,为什么我还坚持经济衰退的观点。  

  我的答案是,劳动力市场数据属于经济活动中的滞后指标。当需求开始下降时,生产商们不确定这种下降是暂时的还是一种趋势,因此他们倾向于保持生产量和雇员人数,而让存货开始累积。如果过了一段时间,需求继续下降,生产商需要防止存货过度累积,因此他们开始削减产量,而维持雇员人数。  

  由于雇佣、解雇和培训有经验的员工成本很高,公司在减产时宁愿降低资本利用率,而不愿立即减少雇员。只有当需求减少和减产持续时间够长、规模够大,生产商才会不得不减少雇员以削减人力成本。而且当经济增长放缓时,那些容易失业也不容易找到新工作的工人,也会主动退出劳动力市场,降低可衡量的失业人数。所有这些原因都说明了为何劳动力市场数据是经济周期数据中的滞后指标。  

  上述模式与美国劳动力市场最近的状况很吻合。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始于房产市场,继而扩散到汽车行业,然后是非住宅建设和其他制造行业。最初,对房产、汽车和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减少并没有造成产量减少,而是库存的增加。因此,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GDP增长率并没有下降,而出现了存货的大幅增加。由于需求持续减少,生产商开始削减产量,起初是在房市,继而是汽车业,然后是非住宅建筑和整个制造业。现在我们在这些行业都看到了衰退的迹象。现在生产商们开始大幅削减资本支出,正如10月份设备订单下降所显示的。  

  然后,房产业和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开始下降,并且加速下降。房产业就业人数的下降还因为以下原因而更加滞后:今年年初,在房市泡沫刚开始破裂时,新房开工率仍然很高。一般说来,房产项目会持续9到12个月,而停止正在施工的项目没有任何好处。完成已经在施工的项目,令房产业就业人数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不变。只有正在进行的项目完成,而且新屋开工减少之后,房产业的就业人数才会开始下降。这一下降在最近数月已经开始显现,而且在未来一年中还会加速。明年房产业就业人数预计将减少60万人到80万人。  

  汽车业和制造业也正经历同样的循环过程。这两个行业的失业人数已经连续四个月增加。而服务业的就业人数还没有减少,因为这个行业虽然也在减速,但还没有陷入衰退。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服务业和政府创造的就业能够有效弥补房产业和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减少,但是随着时间流逝,陷入衰退行业的失业人数增加将超过仍在增长的行业创造的就业机会增加。  

上周五发布的劳动力市场数据证实了我的分析:房产业和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收缩,而服务业就业人数增加尚能弥补这两个部门的减少。预计在未来数月中,劳动力市场数据将恶化。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06年12月12日 ,作者卢比尼(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  

   

  二、宏观调控目标之二:物价稳定  

(一)物价稳定的涵义  

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说的物价稳定,是指全社会商品价格总水平的稳定,而非所有商品价格一律静止不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种类繁多,商品价格变化不定。同一时期,有的商品价格上涨,有的商品价格下跌,有的保持不变,并且商品价格上涨和下跌的幅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并不是各种具体商品的价格静止不变,而是总量意义上的价格稳定。  

物价稳定的反面,是通货膨胀(物价总水平上升)和通货紧缩(物价总水平下降)。过分偏离物价稳定的目标,不管是通胀还是通缩,都意味着经济运行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  

(二)实现物价稳定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是通过货币表示的,所以理解价格必须首先理解货币。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货币理论基础是货币数量论,这个理论的著名公式叫做费雪方程式,由美国经济学家费雪于1911提出:  

MV=PQ。  

其中,M代表流通中的货币数量,V代表货币流通速度,P代表物价水平,Q代表以实物计量的商品总量,PQ表示以货币计量的国民生产总值。把MV=PQ公式变为M=PQ/V,那就更清楚地看出所要考虑的有关经济总量变动的对应关系了。假定V(货币流通速度)不变,货币数量的增加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成正比;假定V和Q(商品总量)都不变,那么货币数量的增减将引起物价水平同比例地升降。于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可以通过控制货币数量的增减来控制物价水平,从而发展出一套货币政策体系。  

货币政策是指通过中央银行调整利率和货币供应量,进而影响物价水平和经济发展的决策。货币政策包括货币发行政策和贷款发放政策。  

实施货币政策的主要措施是: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调整中央银行贴现率以及从事公开市场业务。  

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是银行法规定银行准备金对银行存款的比率。商业银行吸收的存款不能全部用于发放贷款,必须按照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留存一部分作为随时应付存款人提款的准备金。准备金比率的高低对银行体系扩张信用的能力有很大影响。  

中央银行贴现率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申请票据再贴现时所规定的利率。贴现率越高,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就越高,从而促使商业银行提高对客户放款的利率,紧缩信贷。反之,贴现率降低,商业银行就会放松信贷。  

中央银行还可以通过的“公开市场业务”,即在金融市场买卖政府公债的活动,来调节货币信用的供应量,这是最灵活的一种调节手段。当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购进后者所持有的公债券时,就会增加商业银行的现金存款,在存款准备率比率不变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可供借贷的资金就会增加,从而导致信用规模的扩大。如果中央银行从私人手里购进公债券,那么卖主的现金会增加,也等于中央银行向流通领域注入了增量货币。在相反的情况下,如果中央银行卖出公债券,就会起到收缩信用的效果。  

美国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近年来最常用的货币政策措施是调整联邦基金利率(商业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上,这个利率每6周评价设定一次。选择设定联邦基金利率(而不是直接确定货币供给)作为目标,部分原因是很难准确地衡量货币供给。当美联储把利率作为目标时,它就通过调整货币供给,以使在货币市场均衡时达到选定的目标。例如要降低联邦基金利率时,美联储的债券交易商就买入政府债券,而这种购买增加了货币供给并降低了利率。同样,要提高联邦基金利率时,债券交易商就卖出政府债券,而这种出售减少了货币供给并提高了利率。所以调整联邦基金利率与公开市场业务实际上是一回事。  

(三)理论基础的错误导致货币政策治标不治本  

如上所述,以物价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其理论基础是货币数量论。货币数量论仅仅根据货币数量与物价水平表面上的负相关关系,就断言前者决定后者,却无法令人信服地说明没有价值的纸币何以能成为所有商品的价值尺度。按照货币数量论的逻辑,我们搜集一下手机数量与手机价格水平的资料,也会很容易发现两者存在“负相关关系”――手机数量越多其价格水平就越低,从而创造出“手机数量论”,断言手机数量决定手机价格。然而仅凭常识我们就能明白,假如手机的生产成本不降,手机数量再多,价格也不可能降。  

从贵金属货币的历史表现上看,也能证伪货币数量论。在贵金属货币时代,货币不是由中央银行发行的,而是由贵金属矿生产出来的。贵金属每天都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而贵金属作为一般商品的交换媒介,其磨损量相对来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样,社会的货币存量每天都在增加,但当时社会的物价水平却能长期保持稳定,这一现象能用货币数量论解释吗?  

但是劳动价值论就能很好地解释货币现象。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货币理论发展到马克思那里,已经臻于完善,不但可以解释贵金属货币流通,还可以推广到纸币流通。马克思说:“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这一规律简单说来就是: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17]马克思对此没有展开论述,因此在纸币时代怎样应用劳动价值论,直到现在理论界仍无定论。但不管怎么说,尽管马克思对纸币流通规律的表述中出现“数量”一词,我们在理解上也决不能脱离劳动价值论这一理论基础。就是说,物价变化的根本原因不是货币量变化,而是商品(包括货币本身)价值的变化,即生产商品(包括货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变化。这样的解释才能揭示出物价与货币价值的本质联系,虽然供需不平衡等因素也可能引起物价局部的、短期的波动。不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考察物价现象,就有可能掉入货币数量论的泥坑。如前所述,货币数量论只是一种仅用常识便可证伪的庸俗理论。  

一般认为,货币数量论在当代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弗里德曼是怎么说的:“为了使价格水平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一直保持相当稳定,总货币存量将必须增长,以便使其自身适应产量增长和人口增长。此外,如果过去的增长模式还会继续,那么,总货币存量将必须增长,以便满足公众随着他们的实际收入的增加而提高现金余额与收入的比率的期望。过去的经验表明,为了保持长期的价格稳定,货币存量必须每年增长3%-5%。”[18]接着,他进一步说明:“要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既避免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又避免比较严重的通货紧缩,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既要避免货币存量增长率快于保持价格稳定所需要的每年3%-5%的增长率,又要避免货币存量增长率慢于这个增长率。货币供给非常迅速地增长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通货膨胀;反过来,持续的、严重的通货膨胀不可能在货币供给没有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发生。货币供给非常缓慢地增长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通货紧缩,更不用说货币供给绝对下降了;反过来,持续的、严重的通货紧缩不可能在货币供给不是缓慢增长或负增长的情况下发生。”[19]  

只要具备正常的理解能力,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不但不是货币数量论,而且实际上已经否定了货币数量论,因为这样的理论应该命名为“货币量增长率论”才恰当。弗里德曼显然认为:第一,货币数量不是决定物价水平的因素,货币量增长率才是。这已经跟货币数量论分道扬镳了。第二,保持物价稳定不在于控制货币数量,而在于维持一个稳定的货币量增长率。就是说,货币量的增加并不一定破坏物价稳定,反而可能有助于物价稳定。第三,这个稳定的货币量增长率为每年3%-5%。为什么刚好是3%-5%?弗里德曼找不到坚实的理论基础,只好求助于“过去的经验”,因此这个理论是不彻底的,至多只能算是半拉子工程。  

实际上,弗里德曼自己都没有搞清楚,他的货币理论不但脱离了货币数量论的阵营,而且实际上是向劳动价值论阵营靠拢了。物价水平取决于货币量增长率,也就是取决于单位时间的货币增加量。按照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物价水平取决于货币的价值,而货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货币的劳动生产率,即单位时间的货币产量。很容易看出,这两种说法确实相当接近了,但在逻辑上,弗里德曼远不如马克思来得完整和通透。要知道,弗里德曼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西方学界可谓大名鼎鼎,但与马克思一比我们就看出差距来了。  

西方学界至今没有看出弗里德曼实际上已经背离了货币数量论,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愿意承认。因为一旦抽出货币数量论,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厦马上就要坍塌了。西方学界这种死不认账的态度必然会导致重重矛盾。例如,由于弗里德曼认识到保持物价稳定的必要条件是维持稳定的货币量增长率,因此他坚决反对通过调整货币供给量来调节物价水平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可是,一旦在经济上遇到麻烦,垄断资本主义政府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先用货币政策救急再说。由于货币供给量没有客观标准,货币政策的调整很容易陷入类似“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那样的被动局面,结果往往是麻烦越调越大,危机或许被推后了,但最终爆发的,肯定是更大的危机。  

专栏 8-8  

“价格革命”验证劳动价值论  

16世纪40年代中期,西班牙人在玻利维亚的波托西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银矿。1600年,所谓的银山已经吸引了15万矿工。同时,在中欧的波西米亚开发了新的贵金属资源。1680年葡萄牙人在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又发现了丰饶的金矿。潮水般的贵金属流向欧洲和全世界。西班牙人把成船的银锭运往菲律宾,用于中国和东南亚的商品贸易。直到18世纪,美洲的白银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的100年间,世界黄金产量大约增加了2倍,其中大部分也是从美洲输入欧洲的。美洲矿产使16世纪欧洲货币存量约等于原来的5倍。而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欧洲货币存量也各增加一倍以上。虽然各种版本的数据不尽吻合,但西欧主要国家货币存量在该时期的激增是确信无疑的事实。[20]  

随着美洲贵金属的大量输入,欧洲人见识了一种新现象——“价格革命”,即价格的普遍上涨。后来,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被命名为通货膨胀。尽管下面的数据显示,这次通货膨胀与后来在信用货币时代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相比,简直太温和了,但是它总算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机会,用以检验劳动价值论和货币数量论孰优孰劣。  

美洲的贵金属是由西班牙人首先发现的,所以通货膨胀首先在西班牙爆发,随后波及西欧主要国家。就欧洲物价总水平而言,1600年比1500年增长了2-3倍。16世纪末西班牙物价比该世纪初上涨了4.2倍。在此之后,黄金和白银通过贸易和走私等渠道流入邻国,英、法、荷等欧洲主要国家也出现了价格波动。其中法国物价指数比世纪初高2.2倍,英国高2.6倍,荷兰的主要城市高3倍,阿尔萨斯、意大利和瑞典高将近2倍。[21]  

这些证据似乎对货币数量论有利。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据又不再支持货币数量论了。[22]据考证,美洲贵金属在17世纪继续大量涌入,但此时的欧洲物价却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并未重现16世纪的价格革命。[23]货币数量论对此显然无能为力,只有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才顺理成章。以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来看,“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24]因此,刚开始在美洲找到和开发新的贵金属富矿时,贵金属的劳动生产率自然会比以前大为提高,从而导致贵金属价值降低,物价上涨。等到美洲的贵金属矿得到充分开发,贵金属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也随之稳定在新的水平以后,物价也会在新的水平上稳定下来。也就是说,贵金属的价值只与其生产过程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关,与贵金属的数量无关。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有详尽论述:  

“我们已经知道,商品流通领域有一个口,金(或银,总之,货币材料)是作为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从这个口进入流通领域的。这个价值在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即在决定价格时,是作为前提而存在的。比如说,如果价值尺度本身的价值降低了,那么,这首先会在贵金属产地直接同作为商品的贵金属交换的那些商品的价格变化中表现出来。而很大一部分其他商品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继续按照价值尺度的已变得虚幻的旧有的价值来估价,特别在资产阶级社会还不太发展的阶段是这样。可是,通过商品间的价值关系,一个商品会影响另一个商品,于是这些商品的金价格或银价格会逐渐同商品价值本身所决定的比例趋于一致,直到最后所有的商品价值都相应地根据货币金属的新价值来估价。随着这个趋于一致的过程,贵金属不断增加,它们是由于代替那些直接同它们交换的商品而流进来的。因此,商品改订价格普遍到什么程度,或者说,商品的价值根据金属已经跌落并继续跌落到一定点的新价值来估价达到什么程度,实现商品价值所需要的贵金属数量也已经增加到同样的程度了。由于对发现新的金银矿以后出现的事实作了片面的考察,在17世纪,特别是在18世纪,有人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以为商品价格上涨是因为有更多的金银作为流通手段执行了职能。”[25]  

   

  三、宏观调控目标之三:经济增长  

(一)经济增长的涵义  

经济增长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社会所创造的人均产量和人均收入持续增长。在一国人口总数和物价变动不大的条件下,衡量经济增长的常用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即在某一特定时期一个国家内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的市场价格总额。  

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必须建立在经济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如果不能保持这种不断增长的趋势,企业就无法把它们生产的所有产品都卖出去,就会削减生产。于是,工人被解雇,失业增加,生产能力被闲置。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如果某一时期由GDP下降导致的收入减少和失业增加较为缓和,这种时期就称为衰退(recession);如果较为严重,就称为萧条(depression)。  

(二)促进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政策及其应用效果  

西方主流的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当市场经济发展出现停滞从而有可能陷入衰退时,采用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可以使经济重上增长的轨道。在这方面,西方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一派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已经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吸取到足够的教训,找到了正确的应对方法。  

 1929年10月24日 ,华尔街遭遇“黑色星期四”,美国进入大萧条。当时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告诉国会:“美国处于严峻的危急时刻。增加税收不仅对于维持政府开支,而且对于维护美国政府信贷不受侵蚀都极为重要。”在梅隆的建议下,美国国会通过了1932年国税法案,最高收入阶层的税率从25%增加到63%,房地产税翻了一倍,企业税增加了15%。也就是说,当时决策圈的共识是经济越收缩,政府越应该通过削减开支和增加税收来保持预算平衡。结果,增税后局面更不可收拾。  

现代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的看法与传统恰恰相反。上个世纪的大萧条催生了以政府干预、推行赤字开支、扩大总需求为主要信条的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陷入衰退的时候政府应该通过增加开支和减税来刺激增长,这时可以容忍财政赤字,等到经济条件改善后,再采取措施缩小赤字。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国家采取不同的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逆经济风向而动,就可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二战后到60年代末,美国政府运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以沉重的财政赤字为代价换取了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  

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也是从大萧条的教训中发展起来的。  

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银行挤兑和银行关闭风潮导致各方行为趋向谨慎保守。家庭从银行取出存款,宁愿以现金的形式持有货币。客户存款减少迫使银行对外贷款规模收缩,同时银行为防挤兑又要提高准备率以保证手头有足够的现金,这又更进一步减少了货币供给。从1929年到1933年,尽管美联储没有采取任何有意的紧缩行为,但货币供给减少了28%。现在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大萧条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货币供给的大幅度减少。于是,他们认为促进经济增长也要运用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逆风向调节,即经济发展停滞时增加货币供给,经济过热时减少货币供给。总之,货币政策除了要确保物价稳定之外,还要为经济的稳定增长出一把力。  

从1929年到1933年,美国实际GDP减少了27%,失业率从3%增加到25%,物价水平下降了22%。从这种大萧条的教训中发展起来的逆经济风向的宏观调控措施,在经济停滞与通货紧缩同时发生,或者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同时发生时,似乎十分有效,无怪乎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风行一时。但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滞胀”现象--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发生,这些措施便左右为难了。“滞胀”使凯恩斯主义大受打击。  

问题还不止于此。  

2000年美国科技股泡沬破裂,纳斯达克指数从2000年8月的5000点跌到2002年10月的1300点。美国经济出现负增长,失业率从2000年10月的3.9%上升到2001年8月的4.9%,以后又上升到2002年4月的6.0%。在布什总统的要求下,国会在2001年通过了减税法案,包括直接的退税。2003年5月底,布什再次签署减税法案,减税额高达3500亿美元。在货币政策方面,从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美联储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该利率从6.5%降至1%,为45年来的最低水平。美联储让联邦基金利率在1%的水平上停留了一年之久,开足马力向美国经济注入货币。  

在这些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下,2001年三季度,美国经济开始回升,GDP同比增长0.2%。到了2003年三季度,GDP增长猛冲到9.7%,达到了1990年以来的最高速度。在这期间,美国房产市场开始红火和膨胀,大批房贷机构纷纷发放次级抵押贷款,有些大型投资银行也成立了专门的部门或机构自营这些业务。投行将次级抵押贷款发放出去后就打包证券化,然后经过评级机构给予完全超乎其实际质量的评级之后出售给全球各地的投资者,这些投资者往往都是各国的大型金融机构。这时美联储开始担心长期的低利率会带来通胀后果,着手反向操作,从2004年6月到2006年8月连续17次加息,将基准利率由1.00%提升至5.25%。这一措施无疑收紧了货币的供给,导致房价在2006年由顶部回落,次级抵押贷款的违约率不断上升,最终在2007年夏天引爆了次贷危机。当年9月美联储决定降息0.5个百分点,标志着美联储再次进入“降息周期”。  

危机初起时人们都以为,鉴于次级抵押贷款余额仅有7570亿美元,其中损失估计为1500亿美元,也就是美国GDP的1%左右,这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有人意识到,这只是冰山一角。  

2008年2月,在次贷危机愈演愈烈、失业率屡创新高、美国经济经历罕见的收缩的背景下,布什总统签署了国会两院通过的一项1500多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该计划核心内容是通过减税来鼓励消费,进而刺激经济增长,避免经济陷入衰退。但是计划推出后,美国宏观经济出现的一系列出乎决策者意料的负面发展基本上淹没了经济刺激计划的效果。  

美国政府宣布实施经济刺激计划一个月后,贝尔斯登银行的破产拉开了华尔街金融海啸的序幕。接着,两大房贷“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濒临破产被美国政府接管;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倒塌;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集团被美国银行收购。这标志着美国遭遇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而且不仅仅是美国的危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危机迅速从美国向世界各地扩散,就如当时美国《时代》周刊所说的那样,世界正陷入“任何人都不愿以任何理由借贷给别人的普遍恐慌之中”。为了缓解全球信贷市场紧缩,全球央行罕见地采取了协调降息行动,向市场注入货币。此外,美国财政部还在2008年9月推出了史无前例的7000亿美元金融拯救计划。即使这样,看起来也不过是投入到茫茫大海的一颗小石头,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股市依旧下跌。  

实践再一次证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无法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同样无法拯救经济增长,而且最终只会越调越乱。  

(三)回到常识看经济增长  

从常识上说,生产的目的就是消费,就是要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过上与科技进步和文明发展相适应的体面生活。达成这个目的时,社会的生产规模,或者说GDP,自然会呈现一个适度的水平。换句话说,GDP是社会生产的目的达成后的一个自然结果,本来就不应该成为目的本身。那么,西方宏观经济学为什么要把经济增长当作一个目标来追求呢?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已经被异化为追求利润,从而生产一开始就偏离了生产本应指向的目的――消费。形象地说,在蛋糕的大小既定的条件下,资本主义永远无法解决蛋糕的合理分配问题,于是只能通过不断做大蛋糕来掩饰这个问题。  

问题的掩饰无法代替问题的解决,所以必然是越掩饰麻烦越大。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固然能暂时在表面上缓解贫困、失业等社会问题,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问题总会以更为严峻的形态再现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会知道,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下,社会必然会出现贫富分化,由发达的生产力生产出来的巨额财富无法顺利地分配到弱势群体手中,这又反过来抑制了社会总需求,窒息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于是,矛盾的发展最终必然导致危机。所以,经济增长是个伪问题,财富分配才是真问题。  

专栏 8-9  

美国老百姓到底有多少家底  

  家庭净资产代表一个家庭所拥有的资产总值(如房产、储蓄等)减去所有债务(如房屋贷款和信用卡欠账等)之后的纯家庭资产财富。  

  下面我们看一下从2004年到2008年美国家庭净资产的基本状况,根据美国联储局所作的调查报告,2004年,美国家庭资产总值为62万亿美元(有形资产23万亿、金融资产38万亿等),家庭债务11万亿,家庭净资产为51万亿。  

  2005年,美国家庭资产总值为70万亿美元,家庭净资产为58万亿。2006年,家庭资产总值为75万亿美元,家庭净资产为62万亿。2007年,家庭资产总值为77万亿美元,家庭净资产为62万亿。2008年,家庭资产总值为65万亿美元,家庭净资产为51万亿。  

  2008年底美国家庭净资产回到了2004年的水平。2004年后,美国房屋价值持续大涨,股票市场牛气冲天。2007年和2008年是美国股市和房地产业陷入噩梦的一年,美国人家庭净资产大缩水,房地产和股市的损失成为家庭资产缩水的主要原因。2008年3月,房地产损失已造成美国家庭资产缩水3050亿美元,股票损失造成家庭资产缩水5560亿,共同基金损失造成家庭资产缩水4000亿。  

  如今,美国人的家庭净资产回到2004年的水平应很正常,去掉泡沫的资产更能真实地反映美国民众的经济实力。  

  以美国家庭净资产51万亿为例。2008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4亿美元,美国人的家庭净资产相当于美国人3年创造的物资财富总和。  

  2004年,美国家庭中位(median)净资产为9.3万美元,美国家庭平均(mean)净资产为44.8万美元。拥有至少100万美元净资产的美国家庭数量为750万个。  

  2006年,美国“超级富裕”家庭数量为114万户。“超级富裕”家庭的标准为除去自身居住的房产,家庭净资产达到500万美元以上,家庭净资产达到100万美元以上家庭为900万户,净资产达到50万美元的家庭数量为1530万户。  

  前10%的美国家庭共拥有多少净资产呢?在51万亿的资产净值中美国最富有的前10%的家庭占据了接近70%。  

  而前50%至前10%区间内的美国家庭,即资产净值在9.31万美元至83.16万美元的家庭拥有大约28%的资产净值。  

  位于平均线之下的5600万户美国家庭在51万亿美元的家庭净资产总值中合计拥有这个数字的大约2.5%。  

  按教育程度划分,家庭净资产的状况为:高中以下教育中位家庭净资产为2.26万美元,平均家庭净资产为14.99万美元。高中毕业中位家庭净资产为7.55万美元,平均家庭净资产为21.62万美元。大专毕业中位家庭净资产为7.61万美元,平均家庭净资产为33.89万美元。大学以上教育水平中位家庭净资产为24.84万美元,平均家庭净资产为93.5万美元。  

目前美国有7320万户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屋,占美国家庭数量的68%左右。美国50%的家庭拥有股票,中位价值是3.5万美元。  

--来源:《新京报》 2009年05月11日   

   

  四、宏观调控目标之四:国际收支平衡  

(一)国际收支平衡及其悖论  

任何一国的净出口是其出口值与其进口值的差额,又称为贸易余额。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出口大于进口,即贸易余额为正,叫做贸易盈余或贸易顺差;出口小于进口,即贸易余额为负,叫做贸易赤字或贸易逆差;出口与进口完全相等,即贸易余额为零,叫做贸易平衡。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常运用贸易政策调节国际贸易。贸易政策是政府直接影响一国进出口数量和结构的政府政策,有多种形式。一种常见的贸易政策是关税,即对进口商品征收的税。另一种是进口配额,即限制在国外生产而在国内销售的商品量。  

  国际收支是指一个国家的贸易收支、非贸易收支和资本移动而发生的收支状况的总和。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其收入大于支出,叫做国际收支顺差;支出大于收入叫做国际收支逆差;收入与支出相等,叫做国际收支平衡。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切断了全球各国货币与黄金之间的最后联系,世界进入了主权信用货币时代,美元实际上成了国际贸易结算的通用货币。除美国外,一国的国际收支顺差时,表明收进外汇,外汇储备增加;国际收支逆差时,则付出外汇,外汇储备就减少。外汇储备不足,就须向外国借钱。同样除美国外,当一国的国际收支发生长期的巨额逆差,而又无力进行偿还时,便会发生国际收支危机。  

所以,当所有国家特别是美国都追求国际收支平衡时,就出现一个悖论: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意味着阻止大量美元继续流出美国充当世界货币,这将导致国际贸易体系的崩溃。这是一国主权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必然结果。国际收支平衡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在理论上的必要条件是“美国例外”。  

此外,在生产过剩的条件下,国际收支平衡往往成了各国政府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实际上每个国家真正追求的,仍然多出口、少进口这个古老的重商主义目标。这是因为向国外倾销产品,至少能暂时缓解国内生产过剩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物质财富的最大受益者是美国。  

(二)扭曲的国际贸易关系使美国受益  

美国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处在贸易顺差地位,70年代发生逆转。1971年美国石油产量开始下降,同时美国100多年的进出口顺差的历史也同步结束,这一年美国进出口商品与整个进出口贸易全都出现逆差。也正是在这一年,美国政府摧毁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决不是巧合。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从此美国开始其漫长的贸易逆差历史。  

自陷入贸易逆差以来,美国的对外贸易格局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商品进出口总量的变化,2007年的商品进口总量比1975年增加20倍,按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例算,由1975年的6%增加到目前2008的14.4%,增加了近1.5倍,甚至还大大超过以贸易立国的日本商品进出口占国民经济的比例。2008年美国的贸易逆差是1990年的约3.5倍,是本世纪初的约2倍,已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6%左右。在过去的30年中,美国由一个几乎什么都能生产、什么都能出口的国家,变成了一个除部分高科技、军火和文化类产品之外似乎什么都不能生产、什么都不能出口的国家。  

如上所述,美国之所以处于这样特殊的贸易地位,完全是因为美元取代黄金成了世界货币。既然美元是世界货币,其他国家就要持有美元,而只有实现向美国净出口,才有可能持有美元。也就是说,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必须保持贸易赤字,否则别国就得不到美元了。  

美元的特殊地位,使其国际流通路径堪称一绝:美元现金源源不断地流出美国,进入为美国提供商品和资源的国家,这些国家再用美元现金购买美国的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使美元现金重新流回美国。在这一循环中,一头是不断消费别人的产品和资源,另一头就只好不断积累美国的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美国消费别国的产品和资源越多,美国境外积累的债券和其他美元资产就越大。  

于是就形成了目前十分扭曲的国际贸易体系:美国使得自己的贸易赤字变成了其他国家的必然需求――美国必须在国际市场上大量购买,由此导致大量贸易赤字,满足其他国家的美元储备;同时,美国的财政赤字也变成了其他国家的必然需要――美国发行大量国债,供其他国家的美元储备投资。2008年美国联邦债务总额高达65.5万亿美元,不仅超过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倍,甚至还超过了世界年生产总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严重资不抵债的破产国家。但是,借助美元特权,美国竟然能够长期依赖以上的特殊循环而生存长达26年之久!而截至2009年7月末,远远称不上富裕的中国却积累了超过2.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且从2006年10月底开始就一直稳居世界第一。同时,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达8005亿美元,成为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日本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日本的外汇储备仅为中国的一半左右,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为7245亿美元,是世界第二大外汇储备国和美国的第二大债权国。  

尽管理论与实际已经明显背离,以美国为主要阵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也不可能揭穿美国利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剥削全世界的真相,而只会以“国际收支平衡”来自欺欺人。  

专栏 8-10  

WTO的尴尬  

众所周知,WTO(世界贸易组织)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当今在经济学界占主流地位的自由贸易理论,这一理论是由英国在18世纪提出来的,其理论基础是经济学家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该学说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致力于它具有优势的领域,并就其他需求与他国进行交易。如果每个国家都集中发展它的比较优势,那么整个世界会达到更高的生产力水平,而且每个国家都可以分享更大的全球经济的蛋糕。按照这种理论,既然各个国家都能获益,那么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过程中,就理应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皆大欢喜。所以WTO于 1995年1月1日 成立时,全世界曾为此庆贺和欢呼。但是经过十多年实践,效果令人失望。  

最明显的是,WTO未能从实质上消除贸易壁垒和贸易磨擦,只是使原有的壁垒和磨擦换了形式,原来的贸易保护主义以新贸易保护主义的面目出现。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关税、配额、许可证等受到WTO规则的限制,新贸易保护主义转而采取一些新的较具隐蔽性的贸易保护方式:(1)通过出口补贴扩大出口的同时,滥用WTO框架内的“两反一保”(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限制进口。(2)通过多边贸易谈判将本国比较优势产业纳入WTO的框架,迫使其他国家开放市场,以扩大出口。(3)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借口进一步巩固本国事实上的贸易优势。(4)通过确立劳工标准、环保标准、质量标准、技术和卫生标准等等达到在某些领域全面抬高进口门槛的目的。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WTO按理应该促成全球经济一体化,但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一种不可忽视的趋势:贸易自由化的努力不但没有使原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利益联盟之间的矛盾得到化解,反而在发达国家之间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制造了许多新的矛盾,呈现出一种与一体化背道而驰的分散化倾向。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首先是由发达国家发起并通过WTO推向发展中国家的,但全球化带来的冲击看起来可能出乎发达国家的意料,因为发达国家之间也经常爆发贸易磨擦。例如,1997年欧盟强烈反对美国波音公司与麦道公司合并,目的就是通过限制对方合并,为欧盟企业争夺国际航空市场。2004年,美国向WTO指控法、德、英和西班牙等欧盟国家不断补贴空中客车公司,欧盟马上以牙还牙,反诉美国政府暗中向波音公司提供巨额非法补贴。2005年,美国与其贸易伙伴欧盟、日本和加拿大围绕《伯德修正案》展开了贸易战。在2005年底的多哈回合香港会议上,美国和欧盟不仅没有联合,反而相互指责施压,矛盾表面化。在汇率问题上,欧盟一方面和美国一起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向美国进行攻击,要求其阻止美元的过分贬值。  

这种与全球化相背离的趋势不仅表现在WTO层面上,而且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也受到了影响。由于发达国家受到的各种内部牵制因素增多,其内顾倾向进一步发展,对外进取意识和影响力有所减弱。以2005年《欧盟宪法》遭法国、荷兰公投否决为标志,欧盟一体化进入反思、调整阶段。美国设想建立涵盖34个国家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但进展迟缓,目前美国只与中美洲5国签署了自贸区协议,与设想目标相去甚远。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也日趋紧张。  

长期以来,第三世界国家大多是中国的政治盟友。然而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这些昔日的盟友越来越频繁地挑起对华贸易争端,而且力度不小。  

在中国“入世”谈判过程中,对中国要价最狠的正是发展中国家,例如墨西哥以反倾销问题为借口拖了两年,成为“入世”进程中最后一个跟中国签协议的国家。“入世”后,中国面对的贸易磨擦更是无日无之。在纺织品问题上,人们熟知的是美国和欧盟对中国设限,实际上2005年纺织品配额取消后第一个对中国使用“特保条款”的国家是土耳其。不仅如此,土耳其、墨西哥等国的纺织品行业组织早在  2004年3月3日 就 签署了《伊斯坦布尔宣言》,要求WTO对中国纺织品出口继续实行配额管理,直到2007年底。短短3个月,就有45个国家的90多个专业组织参加了《伊斯坦布尔宣言》的签名,其中发展中国家占了一半以上,包括赞比亚、坦桑尼亚等曾经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传统盟友。而在2006年底落幕的印度对华丝绸反倾销案,是世界纺织品贸易一体化之后中国遭遇的金额最大的纺织品反倾销调查,终裁反倾销幅度在42%到77%之间。  

中国的出口贸易显然正处在全面受阻的态势,扩大产能——出口——遭遇摩擦——转战市场——再遇摩擦,已经成为中国许多行业难以避免的恶性循环。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我国的贸易模式日显尴尬:一方面是接踵而至的贸易摩擦;另一方面却是量增价跌后日益微薄的利润。一方面出口量很大,产品遍及全球;另一方面却背负着“倾销”的恶名,还带来了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  

其中症结其实并不复杂,有些官员已经屡屡提及。2006年2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就指出,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汽车、铜冶炼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水泥、电力、煤炭、纺织行业也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问题。在工业经济联合会举行的一次国际贸易争端分析会上,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不无忧虑地指出诸多行业产能过剩的危险,“这些产能势必要通过扩大出口释放,……可以想见贸易摩擦不断增加。”[26]  

然而,面对经济一体化遇到的困境,主流经济学者却囿于自由贸易最终必然导致多赢的教条,鲜有建设性的理论贡献。  

   

  五、宏观调控失败的借口  

真正科学的经济理论是可以证伪的,但庸俗经济学总是拒绝证伪,它总要为自己的失败寻找借口。例如对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失败,常见的借口是“时滞”。  

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宏观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有相当长的时滞。货币政策变动对产量和就业发挥相当大作用至少需要6个月,一旦这些影响发生,就会持续几年。财政政策的时滞主要是由于政治过程,因为大多数政府支出与税收的变动必须经过立法机构通过,完成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由于时滞,当政策起作用时,经济状况可能已经改变了。这些经济学家认为,货币与财政政策中的这些时滞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部分是因为经济预测极不准确。如果预测者可以提前一年正确地预报经济状况,那么货币和财政决策者就可以提前做出决策。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尽管面临着时滞,也可以稳定经济。但是,衰退和萧条实际上是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来临的,最好的决策者也只能在衰退和萧条发生时对经济变动做出反应。  

“自由放任”失败时,马上会有经济学家出来说是因为“政府干预”不够;“宏观调控”失败时,又有经济学家出来说是因为“时滞”。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能自圆其说,但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不能解决问题。  

1958年,经济学家菲利普斯在英国《经济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用一些统计数据说明失业率与通货膨胀之间有负相关关系。后来的经济学家就把这种关系称为菲利普斯曲线。  

对于经济运行来说,失业是一种病态,通货膨胀也是一种病态。菲利普斯曲线实际上已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真相:这种制度总是在带病运行,不是这种病就是那种病。这一发现本来应该合乎逻辑地把经济学家们引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上,抛弃病恹恹的资本主义,建立一个能够健康运行的全新制度。但是庸俗经济学家是无可救药的,他们居然能从菲利普斯曲线中引伸出这样一种荒唐的理论:温和的通货膨胀是有利的,因为它能够降低失业率,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注意到这一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就能运行下去。  

这就注定了,资本主义仍然要不断碰壁,直到最后灭亡。  

专栏 8-11  

美国进入“零利率”时代  

   2008年10月16日 ,正当金融危机持续恶化并不断向实体经济扩散之际,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再出惊人之举,将联邦基金利率从1%降至历史最低点——零至0.25%区间。这意味着美国已进入“零利率”时代,美联储几乎失去运用利率进行宏观调控的“传统手段”。如何拯救陷入衰退的美国经济,美联储和美国政府面临着严峻挑战。  

  美联储在16日的降息声明中说,自10月底的例会以来,美国就业形势恶化,消费开支、企业投资和工业生产都在下降,金融市场形势依然严峻,信贷条件仍在收紧,“总体上看,经济前景进一步看淡”。由于衰退导致物价急剧降低,通胀压力缓解,这也给美联储降息提供了可能。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美联储不得不使出大幅降息这一“撒手锏”。但随着美国进入“零利率”时代,美联储也面临调控手段枯竭的困境。美联储表示,该委员会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避免美国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因此,前美联储官员劳伦斯·迈耶认为,这次大幅降息很可能是美联储调控经济由“传统手段”向“非传统手段”过渡的转折点。  

  所谓“非传统手段”,即在未来一段时间,美联储将充分发挥“最终借款人”的角色,通过创新融资工具,大幅向市场注资。换言之,美联储将充分发挥手中“印钞机”的功能。  

  事实上,随着降息空间的不断减小,美联储近来已加大了向市场注资的力度。美联储上月宣布,再拨8000亿美元用于促进信贷市场运转,其中6000亿美元用于购买住房抵押贷款债券,2000亿美元用于促进消费信贷。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也已从9月份的9000亿美元迅速膨胀至目前的2.2万亿美元。在16日的声明中,美联储还用大段文字重申了购买可抵押债券、加大注资的决心。  

  按照美联储的决定,“零利率”政策将维持一段时间。对于美联储的举动,美国经济学家肯·梅兰认为,美国利率已非常低,降至“零利率”心理作用更大于经济效用,将会有助于振奋市场信心。受降息鼓舞,当天纽约股市暴涨。但《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称,即使考虑到美联储的这剂猛药,美国经济前景依然“惨淡”。  

  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16日警告说,美联储手头应对衰退的“弹药”已快要用光,他呼吁政府其他部门“站出来”赶紧行动,不要让美联储一家“死扛”。奥巴马说,经济刺激方案是当前所必需的,他已召集自己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当天开会,商讨对策。  

在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问题上,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一直在“联合作战”。但财政部最近公布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并未能有效遏制经济下滑的态势,这迫使美联储不得不全力以赴。随着奥巴马上台,其大规模刺激投资和消费的“新政”可望付诸实施,可能对美联储形成有效配合。  

――来源:《新华网》 2008年12月17日   

   

   

第三节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  

   

在西方民众的心目中,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从未失去“世纪伟人”的光环。1999年,马克思在英国剑桥大学“千年第一思想家”评选中位居首位。2002年,在路透社举办的“千年伟人”评选活动中马克思再次当选。2005年,在英国广播公司举办的“最伟大哲学家”评选中马克思再次夺冠。2008年,就在各国政府因经济危机忙得焦头烂额之际,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马克思1867年写成的、批判资本主义的鸿篇巨著《资本论》悄悄地在欧洲及各国风行起来。德国这一年的《资本论》销量是2005年的3倍,更是1990年的100倍。有西方媒体开玩笑称,如果马克思还在世的话,《资本论》的巨额版税收入会让他轻松进入福布斯富豪榜。  

2008年的“马克思热”也体现在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上。 10月21日 ,《泰晤士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马克思的大幅照片,人们向马克思墓献花的大照片也占据了一个版的篇幅,配文的大标题为《他(马克思)又回来了》。文章写道,世界金融体系正在瓦解,资本市场不再交易,国家掌管了部分银行的主要业务,政府担保储户存款,资本家丢掉饭碗,工人失去房产,“难道这正是马克思所描写的时代最终到来了吗?”英国《论坛》周刊 11月28日 一期刊登了题为《<共产党宣言>得以重温》的文章,作者以同马克思对话的形式介绍说:“如果我们要深刻理解当前危机与矛盾的话,现在重温资本主义垮台的最初预言,仍然至关重要。”  

有消息称,法国总统萨科齐被人看到在翻阅马克思的著作。德国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也开始阅读《资本论》,并公开表示自己同意马克思的部分观点。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斯给予马克思正面的评价:“长久以前,马克思就窥探到了资本主义的运转之道。”连罗马教皇也对主张无神论的马克思说了些好话,赞扬马克思有“绝佳的分析技巧”。  

马克思成了人们重新热议的人物,显然是因为人们面对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普遍感到缺乏指导性的理论来帮助他们看清危机的本质。英国女王在2008年11月视察伦敦经济学院时,曾问及为何没人预见到金融危机,在场的经济学家面面相觑,无法作答。然而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生产过剩,而生产过剩必然引起经济危机,而且危机会周期性地重复出现。真理是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湮没的。  

   

  一、经济危机的实质、根源和基因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  

  “危机是什么?是生产过剩。生产的商品不能实现,找不到需求。”[27]危机爆发时,大量商品积压卖不出去,物价下跌;大批工厂倒闭、破产,生产急剧下降,失业人数迅速增加;银行纷纷倒闭,银根奇紧,信用关系遭到破坏,经济危机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人民的生活水平受到严重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曾对此做了形象描述:“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转瞬间回到突如其来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大饥荒、一场毁灭性的大战争,完全吞噬了社会的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商业全被毁灭了。”[28]经济危机的种种表现,归根到底是由“生产过剩的瘟疫”造成的。  

  但是经济危机期间的生产过剩,并不是绝对过剩,而是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讲显得过剩了。因为在危机期间,一方面是大量商品堆积卖不出去,甚至人为地加以销毁;另一方面却是千百万劳动人民连最基本的生活资料都得不到满足,处于困苦的境地。如果这些商品用来满足劳动者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就不会出现生产过剩了,正如马克思说的:“如果仅仅在一个国家的全体成员的即使最迫切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会发生生产过剩,那么,在迄今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上,不仅一次也不会出现普遍的生产过剩,甚至也不会出现局部的生产过剩。”[29]所以,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  

  (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中起着主导和决定性作用,它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是通过以下矛盾发挥作用的:  

  1. 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  

  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资本家对所属企业具有绝对的支配权。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总是力求改进技术,加强生产管理,使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具有一定的组织性。但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又处于无政府状态,每个资本主义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是由价值规律自发调节的。这样,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得不到保证,两大部类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大量商品卖不出去,形成严重的生产过剩,就会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  

  2. 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广大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  

由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和竞争的外在压力,迫使他们不断进行资本积累,扩大生产规模;同时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作用,也促使资本家力图通过扩大再生产来增加利润量;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最新科学技术成就在生产中的运用和信用关系的发展,又为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可能性,使资本主义生产具有一种盲目扩大的趋势。  

但另一方面,却是广大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趋势。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逐剩余价值,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就要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雇佣工人既是生产者,又是自主的消费者。每个资本家自己雇佣的工人是生产者,但别的工厂的工人对这个资本家来说则是消费者。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双重地位,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矛盾--每个资本家在自己的工厂内部剥削工人越成功,即把工人收入压得越低,对总体资本家而言,其商品价值的实现就越是困难,因为工人阶级作为自主的消费者是有效需求的重要来源。劳动与资本之间的这种对抗关系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而日趋严重,这是因为资本积累的发展必然使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工人阶级在社会总财富中所占份额相对资本家阶级在不断缩小,社会财富分配中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跟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  

  我们知道,社会生产归根到底是为了消费。资本主义生产虽然一方面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却使人民群众的购买力相对缩小,这就在生产和消费之间造成了日益尖锐的对抗性矛盾。当这种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使许多商品找不到销路,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危机既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又是这一矛盾得以强制性地缓解的方式。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  

(三)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危机基因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属于私有制基础上的货币经济,即以私有制为基础、以货币为中介的市场经济。这种制度从胚胎中便带有危机基因,即存在发生危机的可能性。  

货币出现之后,资本主义之前的简单商品生产中的商品交换公式,由直接的物物交换即W-W转变为W-G-W。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商品生产者都必须将自己的商品卖出,变为货币,然后才能用货币购买自己需要的其他商品,买和卖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分成了两个独立的行为,流通过程就有中断的可能性。虽然在简单商品流通中,这种可能性还不会发展到能够引爆经济危机的现实性,但它却是商品货币经济中所有危机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基因。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不管引发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是什么,买与卖之间的脱节肯定都是危机的最初征兆。  

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时,货币就不仅表现为流通手段,而且具有了支付手段的职能。信用的出现使危机出现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强。在信用关系中,各商品所有者都处于连锁的、交错的债权债务关系网中,只要有债权人不能按期收回债款,就有可能引起大面积支付链条的断裂,进而导致支付危机,破坏正常的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换句话说,商品买和卖之间的对立发展到货币借和还之间的对立,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增大了。  

不过,尽管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就已经包含了危机的基因,但只有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危机的可能性才会发展到现实性。因为简单商品生产的流通公式是W-G-W,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流通公式则是G-W-G′,两种生产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在简单商品生产中,交换的目的是取得使用价值而不是增加交换价值,生产的直接目的是消费,所以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而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价值的增殖是生产和交换的唯一目的,而使用价值则仅仅成了价值增殖的一种手段。这时,生产中对价值增殖的无限追求与资本主义固有局限下的有限消费需求之间就构成了对抗性矛盾,矛盾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经济危机。形象地说就是,货币经济中的危机基因,只有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促成的生产过剩温床上才会发生突变,引发无可救药的恶性肿瘤,最终反过来吞噬培养自己的资本主义。  

每次经济危机,我们都能看到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下,危机基因恶性突变并最终导致危机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轨迹。例如,在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之前几年,美国曾遭遇经济不景气。具体到房地产业,房产商面临的局面是高收入者的住房需求基本上得到满足,而低收入者虽然需要住房但缺乏支付能力,住宅销售遇到困难。这就是典型的相对过剩状况,买和卖的链条面临断裂的危险。美国的金融精英是怎样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当时美联储为刺激经济,放松了金融监管,于是有的房贷机构就向低收入人群发放住房贷款,这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简称次贷。按照美国经营住房抵押贷款业务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惯例,发放贷款需要根据借款人的经济状况划分信用等级。例如,发放给信用记录好、在固定工作、有稳定收入、债务轻、风险小的借款人的住房抵押贷款,被列为优级抵押贷款。相反,发放给信用记录不好、没有固定工作、没有稳定收入、债务重、风险大的借款人的住房抵押贷款,被列为次级贷款。从金融安全的角度考虑,经营住房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本应只发放优级贷款而不发放次级贷款。为什么这些金融机构一定要冒险发放次级贷款呢?如上所述,这是在生产过剩逼迫下的饮鸩止渴之举。  

发放次贷之后,房地产业很快就出现了购销两旺的局面,房价节节上涨,带动整体经济明显回升,到处的洋溢着乐观的气氛。可是好景不长,因为借的钱总是要还的,而低收入人群本来就没有足够的还款能力,结果随着房价下跌和次级贷款违约率上升,支付危机――次贷危机爆发了。更可怕的是,现代的所谓金融创新技术,已经把本来局限在美国金融业中并不显眼的次贷支付链条,通过资产证券化延伸到世界各国,结果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引爆了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回顾这一过程,我们很容易看出,美国的住房生产能力其实是完全能够让所有国民都实现住房自有的“美国梦”的。布什总统2004年竞选连任时描绘的“所有权社会”――“人人拥有住房的社会”,[30]也不全是画饼充饥。可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局限,美国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引发了危机并贻害全世界。  

专栏 8-12  

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大事记  

  进入工业时代后,经济、金融危机始终伴随着人类经济发展间歇性爆发。上世纪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主要包括:  

  1929年至1939年:大萧条  

  随着1929年10月美国华尔街股市崩盘,一场毁灭性的经济大萧条席卷了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并在一些国家持续十年之久。大萧条期间,美国最高失业率达到25%,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失业率一度接近30%。美国经济在1933年陷入谷底,工业产出下降到衰退前的65%。  

  1973年至1975年: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对美国等国实行石油禁运,同时联合其他产油国提高石油价格,从而导致石油危机爆发。这场危机在主要工业国引发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超过20%。  

  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危机  

  自上世纪60年代起,拉美国家大举外债发展国内工业,外债总额在80年代初超过3000亿美元。1982年,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外债,触发了震动全球的“债务危机”。债务问题严重阻碍了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拉美国家1988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800美元,退回到70年代的水平。  

  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  

  1990年,日本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在持续数年的过度增长后,开始出现灾难性下跌。由于资产全面缩水,日本在10年中经历了漫长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9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增长停滞,进入“零增长阶段”。  

  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  

  在美国提高利率、美元增值的背景下,货币与美元挂钩的亚洲国家出口不断下降。1997年7月,随着泰国宣布泰铢实行浮动汇率制,亚洲国家普遍出现货币贬值,爆发金融危机。此次危机中,印尼、泰国和韩国是遭受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三国GDP在两年内分别缩水83.4%、40%和34.2%。  

  2007年至今:美国次贷危机及全球金融危机  

  长期以来,美国金融机构盲目地向次级信用购房者发放抵押贷款。随着利率上涨和房价下降,次贷违约率不断上升,最终导致2007年夏季次贷危机的爆发。这场危机导致过度投资次贷金融衍生品的公司和机构纷纷倒闭,并在全球范围引发了严重的信贷紧缩。  

  美国次贷危机最终引发了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和美林公司被收购标志着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随着虚拟经济的灾难向实体经济扩散,世界各国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激增,一些国家开始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  

   

  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始终,但并不是说资本主义经济时刻都处于危机之中,实际上危机是每隔一段时间爆发一次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指的就是经济危机每隔一段时间便周而复始地重演一遍的特点。从上一次危机开始到下一次危机爆发之间的时期,便构成了一个经济周期。  

(一)经济周期的四个典型阶段  

  对于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时期,经济周期可能具有不同特点。但一般说来,典型的经济周期包括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  

  危机是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它是前一个周期的终点,又是下一个周期的起点。在危机阶段,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空前激化,使商品大量积压卖不出去,物价猛烈下跌,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商业危机。商业危机使工业企业订货急剧下降,生产大幅度下降,工厂停工减产甚至倒闭破产,大批工人失业,工资下降,发生工业危机。工商业危机的爆发,使资本主义信用关系遭到严重破坏,银根奇紧,银行利息率上涨,股票价格下跌,银行倒闭破产,引起货币信用危机。总之,经济危机猛烈冲击着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萧条是经济周期的停滞阶段。危机持续一段时间以后,由于资本家缩减生产,关闭企业,销毁存货或者降价出售,使供求矛盾逐渐缓和,危机阶段开始转入萧条阶段。在萧条阶段,生产不再继续下降,失业人数不再增加,商品价格停止下跌。但是,大批工人还没有就业,商业萎缩,物价低落,游资充斥,生产不振,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呈现出一片萧条景象。随着生产和消费矛盾的逐渐缓和,生产逐步恢复,资本家开始改进技术,更新固定资本。固定资本的更新,引起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需求逐渐增加,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生产逐步恢复,于是萧条阶段就转入复苏阶段。  

  复苏是经济周期的回升阶段。在这一阶段,投资继续增长,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就业人数日益增加,物价回升,商业和信用事业不断扩展。当社会生产恢复并超过危机以前的最高水平时,复苏阶段就转入高涨阶段。  

  高涨是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在这一阶段,生产迅速发展,新企业不断建立,就业人数急剧增加,社会购买力不断提高,商品畅销,物价上涨,市场活跃,信用关系扩展,整个社会经济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但这种“繁荣”假象的背后就隐藏着危机的种子。这是因为:第一,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生产与消费相脱节,生产的日益扩大导致了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差距的扩大;第二,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日益不协调,第I 部类脱离第Ⅱ部类的生产的现象日趋扩大,生产畸形发展;第三,商业投机和信用膨胀造成了市场的虚假繁荣,掩盖了社会购买力的真实情况,使生产过剩处于隐蔽状态。当各种矛盾尖锐化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危机就会突然爆发。恩格斯曾经这样形象地描述:运动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拼命的跳跃,重新陷于崩溃的深渊。  

  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是互相联系、互为条件的。危机是经济周期的基础,它决定了周期的性质;萧条是危机的延续,并为复苏提供条件;复苏既为高涨准备条件,同时也是危机的准备阶段;高涨孕育着新的危机,为下一次危机爆发准备了条件。  

  在资本主义的每次危机过后,都会发生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而固定资本的更新又是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首先是因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在危机的重大打击下,资本家总是力图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并使自己的企业获利,这就促使资本家更新设备,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从而促进了第I部类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而第I部类生产的恢复,就业人数的增加就会增加对生活资料的需求,为第Ⅱ部类的发展创造条件。其次,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又为下一次危机的到来创造了物质前提,当资本主义生产过渡到复苏和高涨阶段,固定资本的更新必然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引起失业人数的增加,使全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比例关系重新遭到破坏,从而导致新的经济危机的爆发。  

需要注意的是,固定资本更新只是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而不是其爆发的原因。一切经济危机的爆发,毫无例外地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结果。  

(二)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其他理论及其当代表现的新特点  

1.经济周期的其他理论  

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现象,不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研究,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也在研究。目前在西方经济学界,对经济周期的经典性定义是由美国国民经济研究所创始人米契尔和伯恩斯在1946年出版的《衡量经济周期》一书中表述的:“经济周期是在主要按商业企业来组织活动的国家的总体经济活动中所看到的一种波动:一个周期由几乎同时在许多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扩张,随之而来的同样普遍的衰退、收缩和与下一个周期的扩张阶段相连的复苏所组成;这种变化的顺序反复出现,但并不是定时的;经济周期的持续时间在一年以上到十年或十二年,它们不再分为具有接近自己的振幅的类似特征的更短周期。”[31]这个定义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公认,并在各国广泛使用。此外,影响较大的周期理论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是2—4年的“基钦周期”。1923年,美国的约瑟夫·基钦从厂商生产过多时就会形成存货、从而减少生产的现象出发,把这种2-4年的短期调整称为“存货”周期,人们亦称之为“基钦周期”。  

  二是9-10年的“朱格拉周期”。1860年,法国的克雷蒙·朱格拉从投资周期是与主要产品和主要设备的更新寿命相对应的现象出发,提出了9-10年周期。  

  三是15—20年的“库兹涅茨周期”。1930年,出生于俄国后移居美国的西蒙·库兹涅茨从人口、劳动力数量、货币供给、资本贮存等增长率变化现象出发,提出了15—20年的中周期。  

四是40-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1926年,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D·康德拉季耶夫从生产、利率、工资、外贸与价格运动关系变化现象出发,提出了50年左右的长周期,即所谓“长波”。  

五是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综合前人的论点,于1939年首次提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长、中、短“三种周期”的理论。在这里,熊彼特沿袭了康德拉季耶夫的说法,把近百余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进一步分为三个“长波”,而且用“创新理论”作为基础,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它们的应用,以及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个“长波”的标志。“中周期”即为“朱格拉周期”。“短周期”即“短波”,为“基钦周期”。在他看来,一个“长波”大约包括六个“中周期”,而一个中周期大约包含三个“短波”。  

2.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新特点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将经济周期划分为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基本上客观地反映了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规律。  

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普遍采用了人为的宏观调控和反危机措施,如前所述,这些措施虽不能根治经济危机,但对于在表面上改善危机的症状还是有所裨益的,这样就使得经济周期四个阶段的表现不如战前那样明显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统计和大部分学者,把战后经济周期只分为两个阶段:“收缩期”与“扩张期”。这就是所谓“V”形周期,即在生产迅猛下降后,由于人为的刺激和其他原因,生产又迅速上升。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周期阶段的变化,大多数是这种形态的变化。  

但是,也有如下情况,如1973-1975年衰退,在生产猛烈下降后,1975年春到秋季,生产停止萎缩,开始回升,但回升得很慢,经历了较长期的萧条阶段和复苏阶段。到1977年有的国家甚至拖到1978年,工业生产才恢复到危机前的最高水平。这就是所谓“U”形周期。  

又因为反危机措施往往意味着放松银根、大量注入货币,战后的经济危机发生时可能物价不但不下跌,反而会上涨,即形成“滞胀”局面。  

还有一种新现象就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逐步深化,生产过剩成了让世界各国头痛不已的问题,所以一个国家陷入危机时,由于不容易把生产过剩问题转嫁别国,就可能使经济长期陷入萎靡不振的状态。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金融泡沫破裂后,日本曾陷入经济疲软的“迷失十年”。自从那时开始,日本政府一直没有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办法。现在这种迷失似乎依然在继续,甚至可能延续到未来几十年。对于199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也有学者指出美国的经济状况和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相似,可能同样会长时间持续低迷。这种慢性危机形态可以形象地称为“L”形。  

专栏 8-13  

金融危机值得我们怀念的理由  

  这一年多以来,我们经历了太多血泪,目睹了太多的失败。但是当有一天形势回暖,所有的金融惨剧都落下帷幕时,我们也许会想念这段沉抑的时光,因为以下这15点理由:  

  1.角色扮演将不会那么有意思了。现在我们把整个世界上的人分成了两种角色:坏蛋(银行家中的贪婪者)和好人(其他的人)。以后,区分坏蛋和受害者将需要更多的想像力。  

  2.危机繁荣了那些廉价的、有利于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消遣活动,比如说赏鸟,阅读,甚至是聚在一起干针线活。经济回暖之后,那些粗野的活动又将卷土重来了。  

  3.那些悲观派的预言家着实忙活了一阵。然而奇怪的是我们居然对这些唱衰者不那么反感了。就算他们告诉我们,隧道那边那微弱的光亮不是希望,而是一辆要把我们碾碎的列车,我们也能够接受。那些乐观预言者反而越来越不受欢迎了,事实证明他们其实是一群更危险、更使人不安的人。  

  4.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空得仿佛是专门为你而开的飞机、酒店、饭馆和公车。复苏来临时,这一切又将被过度需求所填满。在所谓的繁荣时期,到处都是拥挤的。  

  5.拜危机所赐,物价下降了。这难道不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吗?现在,所有的东西,不管是苹果还是游艇,都将渐渐涨价。难道我们现在又要开始受通货膨胀的折磨了吗?  

  6.央行成为人们的好朋友,因为一向慎之又慎的欧洲中央银行都为了缓解危机而降息。很快,利率又将再次上扬。和像商场特价部一样的银行和银行里那些超便宜的消费品信用贷款、抵押贷款说永别吧……  

  7.许多大街旁的店铺都因为没人来买东西而关闭了,这使画廊等一些有教育意义的事业得以搬进这些空出来了的门面。唉……危机后,喧哗着兜售那些俗艳之物的摊位又会回来烦我们的。  

  8.人们开始注意食量了。肥胖症人数正在减少。越来越多人开始在自家种植蔬菜。一旦经济复苏,我们的健康将会经历大滑坡。  

  9.危机以后,人们又会在宴会上喋喋不休地谈论价格上涨了。没有人会羞于承认自己是房产经纪人。孩子们又会想要学习投资银行学而不是生态农业学了。  

  10.我们将不得不适应一些专业词汇。“量化宽松”这个词已经够烦人的了,关于复苏的词汇却会更加别扭。小心,央行又要出售大量的政府债券去拉高利率了。练习一下说“量化稳健”吧!  

  11.服务行业的服务水平在危机中有了长足的提高,不论是服务员、领座员还是门童都是如此。这说明:GDP增长=人们脾气变坏。  

  12.找个替罪羊是个很好的心理安慰方法。我们总是把当前的混乱局面归因于美国前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布朗。经济复苏的功劳将被新上任的奥巴马总统全权领受。他可能会因此变得有点得意自满。这样的结果就是:反美情绪又会高涨。  

  13.能源的使用又将增加。在当下萧条的背景下,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解决了气候变暖的问题。其实不是这样的!危机过后,我们还将要忍受欧佩克的强势和到处都是的新核电站。  

  14.俄罗斯会变得越来越难控制,因为油价将要升过100美元一桶了。我们要做好准备看梅德韦杰夫总统的脸色了,他将不会再对我们笑脸相迎。伊朗人会怎么表现更是不可想像。  

  15.当中国的出口发动机又开始运作时,中国将发挥它在世界各方面的影响力了。普通话会变成欧盟新的官方语言。忘记什么SDR(特别提款权)吧,人民币将成为各国央行新的官方货币。  

  即使一切恢复正常,我们也将很快发现一场新的危机正在萌芽。新的危机将比这个2007-2009版本“刺激”得多。好好享受吧!  

  ――来源:《国际金融报》 2009年05月19日 ,作者David Marsh是伦敦牛津资本市场的主席  

   

  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后果  

  (一)经济危机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  

  首先,在危机期间,中小企业纷纷破产,加速了资本的集中,使个别资本的势力日益膨胀。一方面科学技术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经济危机又使庞大的社会生产力日益集中在少数大垄断资本的手中,这就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更加深化和发展。  

  其次,经济危机一方面使个别资本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又给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使他们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是灾难的根源,促使他们走上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道路。而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就必然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尖锐化。  

  再次,在危机期间,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和转嫁经济危机,总是加紧向其他国家倾销过剩商品,这就不可避免地加深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附属国的矛盾。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他们的经济技术优势,加深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掠夺,使发展中国家负债累累。发展中国家为反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掠夺和控制,为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日益团结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  

  最后,经济危机还加深了资本主义各国间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进一步不平衡,欧洲、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导致各国争夺商品销售市场、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的竞争日益尖锐。  

  (二)经济危机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  

  每次经济危机的爆发,都必然造成大批企业倒闭破产,使社会生产力水平严重下降。不仅如此,经济危机还使社会财富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工人失业,实际上是对社会劳动力的严重摧残。因此,每次危机不仅使一大部分制成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生产力也被毁灭掉了。  

(三)经济危机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  

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日趋尖锐。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非但不能驾驭社会化的生产力,反而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以至于只有通过大规模破坏生产力,才能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对抗性矛盾得到暂时缓解。社会化大生产时代的生产力发展,必然要冲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定要被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代替,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作用的必然结果。  

专栏 8-14  

从金融危机到社会危机  

一、街头运动与罢工潮兴起  

2008年12月,希腊一名在贫民区巡逻的警察滥用职权,向一群“问题少年”开枪,导致一名15岁的少年不幸丧生。该事件引发成千上万的希腊学生走上街头。“少年之死”固然是希腊骚乱的直接原因,但金融危机却是导致骚乱的深层经济原因。此前10年以来,尽管欧盟经济发展缓慢,希腊却保持着年均4%的经济增长率。但在全球性金融危机打击下,希腊赖以生存的海洋运输业面临严重困难,全国失业率高达7%,民众的贫穷化程度加重。希腊大规模社会骚乱后,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法国、英国等都先后出现罢工和反政府骚乱。新年伊始,法国爆发了百万人罢工示威游行并引发了骚乱。在英国,炼油厂工人罢工引发其他能源行业的工人加入,威胁能源供应。  

二、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交织  

冰岛是北欧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曾被评为“全世界最适宜居住”的国家。2008年10月,时任冰岛总理哈尔德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国家正面临“破产”危机。一向养尊处优、优哉游哉的冰岛人无法接受国家濒临“破产”的现实,更无法忍受向低标准的生活方式回归。愤怒的年轻人到冰岛央行前抗议金融机构的无能,抗议人群的规模越来越大,从几百人发展到最多时有上万人参加,占到雷克雅未克人口总数的10%。 1月26日 ,总理哈尔德被迫宣布联合政府辞职。冰岛政府成为全球第一个因为金融危机而倒台的政府。  

金融危机也重创“金砖四国”之一的俄罗斯,外资加速撤离,卢布大幅贬值,失业人口不断攀升,在最近两个月内有1000万俄罗斯人失去工作,越来越多的民众选择走上街头。 1月31日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数千人参加游行。民众在抗议失业保障的同时,也对普京执政8年国内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表示质疑。俄罗斯国内媒体,包括各网站上对现国家领导人的非议比比皆是,普京总理的民众支持率大打折扣。金融危机与社会危机关联导致金融危机演变为社会危机的最直接因素,通常是企业倒闭、裁员所导致的失业问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受金融危机冲击,全球失业人口将新增2000万人,若情况继续恶化的话,2009年底可能达到2.1亿人。如此庞大的失业大军无疑是点燃社会危机的主力。  

与此同时,金融危机导致欧美国家陷入战后以来最严重的道德和信心危机。人们对现行资本主义和国际金融体制的合法性产生严重怀疑。在经济衰退情况下,欧美国家极端思潮泛滥,民众不满情绪上升,族群对立和冲突加剧,弱势群体前途无望,社会安全与稳定威胁增加。在野党借机煽动民众上街,向执政党发难,扩大自身影响。一些国家将因政治危机导致政府更迭,从而进一步加重社会危机。  

三、真正的危机或许尚未到来  

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近来,欧美各大银行相继公布2008年业绩报表,美国美洲和花旗、英国巴克莱和德国商业银行等均出现巨额亏损,说明国际金融危机还在扩大和深化。随着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和家庭消费的影响全面显现,全球经济将陷入全面衰退。  

为挽救和振兴本国经济,世界各国政府均执行财政扩张政策,向金融业注入巨资,并出台庞大的刺激经济计划。发达国家政府债务持续攀升,欧美长期债务利率将由现在的5%升至7%。如此又埋下爆发新的债务危机的种子。一旦债务泡沫破灭将对各国经济产生巨大破坏,而企业长期还债负担加重也不利经济复苏。  

尽管目前出现的社会动荡主要发生在欧洲一些国家,但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受金融危机的冲击远大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基础薄弱,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贫困现象严重。在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中,西方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积极寻求转嫁责任和风险压力。发展中国家除了面临西方转嫁经济金融负担外,还面临信用紧缩、外国直接投资下降、官方发展援助减少,资源产品价格下跌等困难。去年12月,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公布的调研报告显示, 受金融危机影响,中美洲各国的出口量和侨汇量均出现明显下滑。该报告预测,中美洲脆弱的就业市场将持续萎缩,将出现大批失业者和非正规就业者,贫困人口激增,赤贫现象日益严重,向北美国家非法移民数量增加,社会治安持续恶化。  

――来源:《新华网》 2009年3月5日 ,作者赵青海  

   


◆  关键概念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实现形式 股份有限公司 相对控股 宏观调控 充分就业 物价稳定 经济增长 国际收支平衡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危机基因 经济周期  

   

◆  内容提要  

1、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所有制中占有、支配、使用和收益分配等经济关系借以实现的具体形式,主要是指资产或资本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大,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占主要地位的实现形式由个人企业、合伙企业渐次发展到股份有限公司。  

2、私人资本和国家垄断资本的几种所有制实现形式都曾在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不同时期占据过重要地位,但是任何一种形式都不曾一统天下,历史和现实呈现出来总是多种形式同时存在、既相互竞争又相互补充的状况。  

3、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的企业制度和金融制度看上去都很现代、很科学、很先进,其实这都是表面现象。近代以来主流企业形式的演化和发展只是被动地适应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利润率下降的发展趋势,既不能解决基本矛盾,也不能改变利润率下降规律,因而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4、失业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问题,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充分就业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所有针对失业问题的宏观调控措施,最终都将被证明是徒劳的。  

5、以物价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其理论基础是货币数量论。但货币数量论经不起理论推敲和实践检验。由马克思完成的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货币理论才是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以错误理论指导的宏观调控措施,不可能达到稳定物价的目标。  

6、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无法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同样无法拯救经济增长,而且最终只会越调越乱。  

7、在基本矛盾不可调和的国际市场与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条件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兼顾国内经济健康发展与国际收支平衡的关系。  

8、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经济危机的基因则是货币经济中固有的买卖脱节的可能性。  

9、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典型形态是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四阶段,战后经济危机的新形态可分为形象地分为“V”、“U”和“L”等形态。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  

   

◆复习题  

1、私人垄断资本和国家垄断资本为何喜欢利用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形式?  

2、促成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实现形式演变的规律性因素是什么?  

3、利用财政政策是否能够缓解失业现象?是否能够根治失业问题?  

4、利用货币政策是否能够实现物价稳定?为什么?  

5、经济增长是真问题还是伪问题?为什么?  

6、如何理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过剩?  

7、如何从危机基因的角度解释美国的次贷危机?  

8、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典型形态与战后表现出来的新形态有何区别?  

   

◆  问题与应用  

  1、据报道,截至2009年8月,英国的失业者为240万人。若把没有被列为失业人士,但实际上没有工作的人(例如既没工作又无意求职的人)计算在内,英国共有500万人在最近5年间没有上过班,其中200万人在5年前也从来没有任何工作经历。这些人一般都能从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中获得生活来源,其中以英国赫尔市克朗普顿一家人(两夫妇及十个子女)最为典型。  

  这家人被街坊称为“英国最大的白吃家族”,靠政府每年提供3.3万英镑援助金过日子。这个家族中51岁的哈利·克朗普顿已有15年没有工作,41岁的妻子特拉西则从未工作过。克朗普顿一家的住所是由市政府提供一座独立式住宅,完全免费。一家人唯一的工资收入,是大儿子迈克尔在工厂工作的20英镑周薪。不过他们每周可以获得628英镑的各种津贴,以及每周120英镑的房租收入。而一位工薪族,必须年赚4万多英镑,才能够与他们的收入相比。因此,有人指出过高的福利标准会使部分失业者根本不愿意找工作。  

社会保障制度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的一个重要方面。试分析这样的制度有无必要?社会保障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造成什么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资本主义+社会保障”是否可以代替社会主义?  

  2、2009年上半年,为了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政府宣布实施两年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希望能刺激经济复苏和带动民间投资。在货币政策方面,半年内中国新增信贷高达7.37万亿元,超过新中国成立以来任何一年的信贷投放总量。这些政策实施后,有一定效果(例如全年GDP增长有望超过8%),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民间资本启动迹象不明显  

  由于受经济前景不明朗、生产订单不足、产能普遍过剩、工业效益下降等因素的影响,民营企业投资谨慎,观望情绪相当普遍。因此,上半年财政政策实施状况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特点是政府投资的快速增加。在全部投资增加额中,政府项目约占其中的一半。在中西部的不少省份,政府投资更是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这意味着,在政府项目投资高潮的背后,庞大的民间资本启动迹象还不明显。  

  二、实体经济受益有限  

  与银行放开信贷闸门“结伴而行”的是,一度低迷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也双双进入快速攀升回暖的通道。这说明新增信贷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未能进入实体经济,而悄悄进入了股市、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领域,推动了这些领域的“虚热”。  

  三、宏观政策调控凸显两难  

  一方面,天量资金投入市场,自然会有通货膨胀之忧。另一方面,实体经济产能过剩欲振乏力,就业形势依旧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收紧扩张性政策,可能断送经济趋好迹象;如果持续高投放,又会给远期通胀埋下伏笔。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凸显了宏观调控的两难处境。  

  试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并探讨解决之道。  

   

参考文献  

刘东升,张颖.政治经济学原理[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逄锦聚等.政治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刘诗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刘英骥.政治经济学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M].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  

厉以宁.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M].湖南出版社,1997.  

杨文进.论马克思的宏观经济学[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美]曼昆.经济学原理[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卢映西.货币视角下的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J].社会科学


[1] 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0页。

[2] Shleifer & Vishny, 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Journal of Finance, 1997, P737-783.

[3] 参见曹运求、刘呼声:《大股东治理与公司治理效率》,载《改革》2003年第1期。

[4]  La Porta , et, al, Law and Fin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 1998.

[5]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4页。

[6]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6页。

[7] 同上,第495页。

[8] 同上,第435页。

[9] 同上,第495页。

[10] 同上,第498-499页。

[11] 同上,第497页。

[12] 据《经济观察报》 2009年8月10日 报道。

[13] 据《华尔街日报》 2009年7月31日 报道。

[14] 据《财经网》 2009年2月14日 报道。

[15] 《经济学(第5版)》,[英]迈克尔·帕金著,梁小民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16] 《经济学原理(第3版)》下册,[美]曼昆著,梁小民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页。

[17] 《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

[18]《弗里德曼文萃》,[美]弗里德曼著,胡雪峰、武玉宁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6页。

[19] 同上,第347页。

[20] 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38页。

[21] 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22] 这里要特别注意,实践对理论的检验是一个历史过程,仅以某一时点的论据证明理论是否成立往往很不可靠。例如,观察水从冰点以下逐渐升温的的过程,我们会发现水在不同温度下分别呈固态、液态、气态。假如关于水的形态有三种不同的理论:“一态论”、“二态论”、“三态论”,那么这三种理论在不同的实践阶段都可以得到验证。

[23] 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60页。

[2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1页。

[2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0页。

[26] 楼夷.来自“盟友”的贸易挑战[J].财经,2006(总159).

[27]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136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2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78页。

[30] 《华盛顿邮报》 2008年9月14日 。

[31] 转引自格林沃尔德:《经济学百科辞典》,麦克劳-希尔图书公司1982年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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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映西
卢映西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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