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而不媚俗,需要正确的文艺思想引领

忽培元 2020-04-24 浏览:

对于这样的一些文学观点和作品,广大的人民群众当然不能接受、认同,因此就只能在少数文人小圈子里孤芳自赏。这就形成了毛泽东当年批评过的“大鲁艺”与“小鲁艺”。文艺不仅是表扬或者批评,而是既有表扬也有批评,关键是看你的原则立场。比如说这次方方那些所谓的日记,她看的、写的几乎都是消极内容和问题,发散的都是愤愤不平和不满。总之,反映的基本上都是“不行”、“不对”和“不得了”。所释放的几乎是境外抹黑中国所想见到的“证据”和负面的东西。日记把她心灵中对这个时代,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好的,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的一惯的怨恨之气,借助于这个灾难来临的时候发泄出来了,公然把一个自然灾害写成仿佛是人为制造的灾难,硬是把一个强有力的党和政府,把正面的、足以感动人心、感动世界、充满阳光和温暖的现实存在统统忽略,而断章取义地主观臆造出一种毫无生机希望的灰色氛围,甚至涂抹出黑色的画面效果。这也是由其世界观、文艺观所决定的。无论面对黑还是白,一定要写成黑的,哪怕戴上有色眼镜,也要把光亮隐没,把正面写成反面。就像对待已经早有历史定论的让亿万农民翻身解放的“土改”那样,写成《软埋》。即使你那么多人,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和那么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条件下,付出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和毒魔作斗争,也是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俗话说,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地不管不顾、一味要寻找和表现“黑暗”。全国十几亿人团结起来,一心抗疫这样的一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历史事件,硬是视而不见,而把自己关在一个小房子里头,关在所谓私人空间的象牙之塔里面,恪守“暴露”使命,通过一些电话,通过一些有选择的网络信息和一些未曾核实的街头传闻,再加上理所当然的想象、推断和臆想,借题发挥,写出来的东西,恰恰就是亲者痛、仇者快,或者是替那些恶意诬蔑中国,否定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人助力加油。这是对于我们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持偏见者求之不得的。在很短时间内就授权翻译成外文出版,确实令人痛心。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文人对我们这个社会制度这样无视,这样痛恨,甚至仇视?

这就又回到我们开始要谈的话题上来了,文艺的功能问题。从历史到现实最好的作品,有歌颂的,也有暴露的。比如杜甫的诗里,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有对于美好事物向往的,比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寄托了诗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的美好社会理想。我们今天的社会,我认为就是正朝着诗人杜甫所希望的美好社会推进的一个现实版。我们伟大的扶贫攻坚事业就是例证。我们党中央领导开展的这个伟大事业,让广大农民受益的全球注目的扶贫工程,也就是民族复兴的重点工程。在人类历史上没有过,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像这样的一些事实,我们一些作家视而不见。有的还认为,如果歌颂,文学就没前途,我必须暴露,才能写出传世的作品。为了让自己写出所谓传世作品,他们不惜无视现实。甚至不惜把笔下人物的灵魂扭曲成野兽的灵魂。在野兽眼里没有光明,在狼的眼里,吃羊高于一切。文艺观决定了一个人的文学思想,也就规定了他能创作什么作品。写什么不写什么,感情是和劳动人民融为一体,还是被个人的小情小调儿所左右,都是由世界观和文艺思想所决定的。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抗疫期间,我们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一些同仁组建了“红土地文学社”,创办了网络《红土地文学》期刊,已经出了四十多期,集中反映英勇抗疫的内容。这几年我也读了许多同志写的一些作品。感到绝大多数同志的文艺观是正确的,这是我们团结的前提,它使我们的心凝聚在一起。所以才能在祖国经受考验,文艺经历风雨的过程中,始终都站在一起,坚定不移地坚持正确的文艺思想,坚持正确的创作立场,坚持正确的感情立场。

文艺是有阶级性的,它不可能是超阶级的,也不可能是普世的。从这一点上看,我还是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一直到习近平文艺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正确指导思想。目前看,各种模糊认识和干扰的歪风邪气不小。我们应该捍卫,要用我们的创作实绩来证明这一文艺思想的正确性。习近平在去年两会期间,进一步强调了文艺要歌颂英雄,写我们的时代英雄。我们这个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我们有幸生活在民族大复兴这样一个伟大事业推进过程中间,出现的各个方面的英雄人物是文艺应当反映的活生生的新人形象。各条战线英雄群体,令人鼓舞。党员领导干部杨善洲,孔繁森,谷文昌、焦裕禄等人民公仆形象,所有的英雄形象,实际上是我们时代精神的一种凝聚,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事业中,奋斗精神的人格化体现。如果我们的文艺作品对这些英雄视而不见,笔下竟写出一些和时代脱节,与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不沾调儿的东西,这就和我们的中华美学精神背道而驰。一些在暴露狂思维下捏造出的所谓的艺术形象,我认为这样的形象,是垃圾人,根本不可能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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