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潇潇柳青青——重读柳青和他的《创业史》

韩毓海 2019-09-26 浏览:

 春雨潇潇柳青青——重读柳青和他的《创业史》

韩毓海

春雨潇潇柳青青——重读柳青和他的《创业史》

半个多世纪前,作家柳青在陕西的山窝窝里写下了《创业史》,记录下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农村如火如荼的互助合作运动。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与作家、艺术家交谈时,语重心长地说:“柳青可以做到中央或者陕西省的一个文件发下来,他会知道他的房东老大娘是哭还是笑。”作家与人民如此心心相通,是成就这部经典的基础。

1951年5月的某一天,《中国青年报》创办者之一,编委、副刊主编刘蕴华(柳青)突然离开了首都北京,一个人带着简单的行李,踏着潇潇春雨中的泥泞道路,来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安家落户。直到1967年被强行“赶走”,这位曾经的“团中央干部”在神禾塬上的古庙里,像一个农民一样住了14年。

著名的“梁生宝买稻种”的故事其实就来自柳青本人。1956年,柳青用自己的稿费和积蓄换来了日本良种稻——矮秆粳稻,在小范围种植试验成功,第二年秋天,王家斌(梁生宝的原型)所在的胜利合作社一千多亩水稻获得了平均亩产710斤的大丰收,创造了当时陕西地区粮食生产历史最高纪录。

1960年,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柳青将稿费一万六千零六十五元,全部捐给胜利人民公社,作为公社的工业基建费用。公社用这笔“巨款”修了一座农业机械厂,后来又建了王曲卫生院。为给村里拉电线,柳青还预支了小说第二部的部分稿费(《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于是,柳青的后半生几乎就是在债务中度过的。像一切苦行者一样,这个当代中国“发行量”最高的作家之一,去世时一贫如洗;他并不长寿,终年62岁。

一部关于“时间”的小说

《创业史》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8)而诞生,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开始的大规模工业化和农村合作化,是对于中国传统生产方式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全面改造的标志,这种“全面改造”不仅仅意味着“时间开始了”,而且更意味着“时间改变了”。全面改造,当然包括对于中国人的时间观的改造,也包括了“勤俭创业”“劳动光荣”的崭新伦理的确立。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农村和农民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间观念被彻底打破了,农民和农村被组织进现代工业化的时间体系中:“工分”完成了农村劳动力的货币化,土地在集体化的基础上被重新配置,在农林牧副渔的现代农业的意义上,劳动的合理分工得以完成。而《创业史》恰恰由于深刻地抓住并且表现了这一根本性的变革,才成为一部具有现代标志性的经典作品。

如同小说描写的:千百年来在“春闲天”里无所事事的农民和农村,如今一派忙碌景象;在春天的田野上,到处都是“梁生宝互助组”那种进终南山背板、扎笤帚搞副业的汉子,农民们第一次热衷于“科学种田”(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来掌握季节和天气的无常变化),“物资交流大会”在暮色苍茫中还没有散场,富裕中农郭世富在人声鼎沸的“市场”上与“国家”相遇⋯⋯。  

而在过去,柳青写到:“从旧历开头的整个正、二、三月漫长的春天,当农业生产还没有高度组织起来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田地里的活路”,农民只能靠赌博、喝酒和“下雨天打孩子”打发时光。

其实,《创业史》每一次优美而抒情的景物描写,也都可以看作是对这种“人勤春早”的工作时间观的重申。毫无疑问,《创业史》虽然写的是农村,但此农村已非彼农村,《创业史》描写的农村已经是处于大规模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被组织起来的“现代新农村”。

 春雨潇潇柳青青——重读柳青和他的《创业史》

柳青(左一)与皇甫村群众在田间地头亲切交谈,右一为《创业史》中梁生宝原型王家斌

“宝娃”与“阿甘”

《创业史》的主人公梁生宝小名叫“宝娃”,汉语中的所谓“宝”有两个意思:一个宝贝,另一个则是“活宝”(即类似于“傻瓜”)。

梁生宝其实正是这样一个双面体:他是千百万中国新农民和新农村的代言人,同时,他性格中也有“傻瓜”或者“活宝”的一面。对于已经不熟悉上世纪50年代中国历史的青年读者来说,《创业史》的故事,最类似于广有影响的美国作品《阿甘正传》,“宝娃”与“阿甘”的故事,其实属于同一类型的现代小说叙事(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小人物叙事”),都是弱者和小人物办大事的故事,这两部作品也都是通过一个小人物,来写一个时代,而这个时代就是所谓“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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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
韩毓海
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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