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高玉宝安在哉?

作者:郭松民 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9-05-20

高玉宝安在哉?

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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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高玉宝创作了长篇小说《高玉宝》,90后、00后可能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但他却是许多50后、60后乃至70后最喜欢、最熟悉的作家之一。

《高玉宝》中的一则故事“半夜鸡叫”曾被选入小学课本,还被拍成木偶动画片。“半夜鸡叫”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地主“周扒皮”为了让长工们能多干些活,半夜三更起来学鸡叫,因为当时没有钟表等计时工具,雇长工时就订了“契约”:鸡叫就得起床下地干活。

周扒皮凭着半夜鸡叫的绝技,迫使长工们不得不每天提早起床,披星戴月地劳作。长工们累的要死但也无可奈何,只是好奇为什么“鸡都向着有钱人”?直到有一天小长工小宝发现了周扒皮半夜做鸡的秘密。

大家伙这一气非同小可,决定将计就计,以抓偷鸡贼的名义将周扒皮暴打一顿,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

这个故事之所以吸引人,不仅在于揭露了地主老财的残酷剥削,还歌颂了劳动者的智慧和反抗精神,所以整整影响了几代人。

郭松民:高玉宝安在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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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一切都在反转。

一些“闻名遐迩”的地主恶霸,如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等都有人翻案,周扒皮也不例外,有人考证出他勤劳、节俭、善良。

与此同时,高玉宝则遭受了最恶毒的辱骂和攻击,大家只要用搜索引擎搜一下“高玉宝”就明白了。

攻击高玉宝的主要理由是《高玉宝》的故事和人物不符合事实,这是非常蛮横并且外行的说法。

《高玉宝》是一部小说,周扒皮也好,小宝也好,众长工也好,都是作家虚构人物,即便有原型,也不能用原型否定文学形象。

衡量一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价值,关键就看其是不是反映了社会的本质?而“半夜鸡叫”的魅力与价值,恰恰就在于真实反映了旧中国封建-雇佣劳动剥削的本质——人的非人的化、牲畜化、工具化。周扒皮的原则是“效率优先”,长工的死活他不管,只管地里的活有没有干完,庄稼长得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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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作者高玉宝,出身东北的贫苦农民家庭,没有条件上学,他15岁做劳工、17岁学木匠,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在辽沈战役的烽火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也是一位战斗英雄,在辽沈、平津、衡宝战役中立大功6次。

高玉宝入伍时,几乎是一个文盲。人民军队培养了他,他也凭着顽强的毅力,边打仗,边学文化。

一开始他连“半夜鸡叫”四个字宝都不会写。“半”字画了半个窝头代替;“夜”字画了个星星一看是夜晚;“鸡”的繁体字最难写,他只好画了一只鸡;“叫”字在小学看图识字课本上见过,可是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便画了一张大嘴,张着口大叫的样子。

就这样一步一步,他终于成长为著名作家,1962年,他还被保送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

高玉宝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本是一个受压迫受剥削的人,被剥夺了学文化的权利。但他参军后并不满足政治上、经济上的翻身解放,还要掌握文化领导权,掌握用文学作品再现被剥削被压迫历史的权利,这恐怕正是他遭到文化精英痛恨的根本原因——因为高玉宝动了他们的禁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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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周扒皮对长工的“效率管理”,还处于比较原始、笨拙的阶段,周扒皮自己也很辛苦,实践证明风险也很大——周扒皮差点丧了命!

而在同一时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洋彼岸,美国的工业资本家对工人的“效率管理”已经达到了令周扒皮望尘莫及的程度。

反映这方面最著名的作品当推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这部电影拍摄、上映于1936年,卓别林用犀利、生动的镜头,让观众看到流水线上工人已经丧失任何主体性,完全变成机器的附属物。

长工在识破了周扒皮的诡计之后,还可以报复性地在田间地头“偷懒睡觉”,但流水线上的工人却连稍稍走神的空间都没有。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发明家”向老板推销“工人吃饭机”,理由是这样可以将工人的午饭时间缩短二十分钟。尽管最后由于设计“不完美”而最终没有进入实用,但“工人吃饭机”的精神气质及原理,却和“半夜鸡叫”高度重合——劳动者的休息、吃饭时间,由于不能带来利润或财富,所以对财主、老板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必须尽可能地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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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扒皮是农业时代的周扒皮,“工人吃饭机”是工业时代的周扒皮,今天,信息时代,还有没有周扒皮?

读到这样一则新闻——

#环卫工配发智能手表#,停留20分钟就自动报警喊“加油”】近日,某地的环卫工人配发了一款手表,除定位功能外,工人们只要在原地停留休息20分钟以上,手表也会自动发出“加油”的报警声,这在管理规定里也属违规停留。

看来,信息时代的周扒皮已经人工智能化了,高玉宝安在哉?

今天是清明节,向无数为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而牺牲的革命先烈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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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郭松民
《国企》杂志社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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